我的梦想在燃烧-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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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国各大高校之间兴起了一股势头强劲的“合并风潮”。最近一次倍受瞩目的合并是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这一合并受到教育部门高级官员的嘉许，国内传媒也在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进行报道。
“以大为美”在高等教育界形成一时之风尚。浙江大学合并了杭州市的若干所院校，号称中国大陆学科体系最齐全、学生人数最多的高校。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重庆大学与重庆建筑大学合并、武汉大学与同济医学院合并、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等等，也都引人注目。有的城市，由合并进而引发几所老牌大学之间的激烈竞争，例如在武汉两所规模最大的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分别吞并了好几所专业院校，企图在“蚕食”中壮大自己、压倒对方。另外的一些城市里，则出现了一所大学“独占鳌头”的局面，例如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就在策划吞并位于同一城市的大部分院校，从而使得自己在广州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在某些城市里，干脆将原有的一大批二流学院全部合并成一所庞大的大学。比如新成立的上海大学，就因为合并了数家专业院校而突然就膨胀成为“远东地区规模最宏大的大学”。
然而在我看来，就合并而言，具体到每一所学校，利弊并不一样。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算是“水到渠成”。因为在五十年代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之前，北医大就是北大的医学院。两校之间渊源深厚，近年来也合作亲密，北大生物系与北医大某些学科实行共同招生。此次合并有利于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和优化。相反，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合并，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就有教育界专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工艺美院需要自由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它的教学与清华严谨务实的校风迥然不同，生硬地将两校合并在一起，丝毫起不到互补的结果，无异于“拉郎配”。两所学校一所在城市的西北，一所在东部，相隔数十公里，“统一管理”显然不现实，那么这种名义上的合并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呢？
据说，天津市正在策划将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合并。其他地区依靠大学合并，已经让自己省区内的大学在排行榜上的排名靠前了不少。如果天津再不合并，两所名校“单打独斗”，则难以挤入全国前十名。所以，地方领导便异想天开地拿出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来。然而，有学者却声称，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官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在工程技术方面实力雄厚；而南开大学的前身则是以文理基础学科为特色的私立大学，两校在历史、性质、校风、发展方向等方面均“风马牛不相及”，强迫它们在短时间内合并，就好像将不同血型的血液强制输入一个人的体内，必将引起一连串不良反应。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使得两所学校的特色和传统都受到严重伤害。可以说，当一所“四不像”的“巨无霸”产生的时候，也将是两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老牌大学“寿终正寝”的时候。
隐藏在盲目的合并行为背后的，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大学是否越大越好？合并所带来的结果究竟是“一加一大于二”，还是“一加一小于二”？（这道连幼儿园小班的孩子都会回答的算术题，放在此处，我们的教育专家们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将答案脱口而出）我想继续我的追问：第一流的学术水平难道真的能够在简单的合并中产生吗？仅仅进行名义上的合并而没有教育理念上的深刻变革和教学体制上的全面更新，中国的大学就真能够“超英赶美”吗？盲目扩招和大学合并，是否又是一轮新的“教育大跃进”呢？
中国的大学当然需要变革，但胡乱的合并非上策。今天的大学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是重新建构大学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恢复民国时代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三足鼎力的格局，让各类大学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同时，建立起一个由研究性大学、地区性大学、人文学院和社区学院等共同构成的、立体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大学和学院各自吸引不同层次的生源，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
显然，比合并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学者丁学良对大学制度的建设有一番精彩之论。他认为，大学本身作为一个制度，有几个核心的部分。首先，大学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担独立的法律责任，不管它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或是公私共建的大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建立这样的独立机构之前，中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这就像没有银行法就不可能有现代银行制度，没有公司法就不可能有现代公司制度一样，如果没有“大学法”或相关的法律，就不可能有现代大学制度。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大法律环境后，创办大学的第一步，得有这所大学自己的“宪章”。这宪章就是这所大学的基本法，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小改动都要通过严谨的程序。宪章的制定不需要白手起家，它首先参照了本国相关的法律架构，也参考了以前好的著名大学的宪章，同时也应该参考本大学目标所瞄准的国际上那几所最好的大学的宪章。第二步，从组织架构看，大学必须要有校董会。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也要有校董会，其成员有的来自政府或立法机构，但更多的来自社会贤达，还有一部分是本大学的最主要的学术负责人。他们是本社会具有很高威望的公众人物，或是取得了很高专业成就的人。校董会并不参与大学的实际运作细节，但每年都要开多次正式的会议，对大学的方向和重要举措进行监督、指导和规划。校董会不是政府某一部门的附属，而是由具备社会公信力和学术界高等职位的人士组成的该大学的监领机构，具有法律保障的独立自主权限。
“大学之大”，确乎不在于建筑之大、面积之广（还有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级别之高”——不少北大学生就以北大是惟一的一所“副部级大学”而洋洋得意），也不在教授和学生人数之多，更不在资金的充裕、实力的雄厚。“大学之大”乃在于学术独立与教育自由的程度。而要拥有真正的学术独立和教育自由，必须要有法律切实而严密的保障。否则，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像是“巨无霸”的大学，因为内部并没有钢筋铁骨的支撑，往往风雨未来而根基先垮。近年来，经过一番或者是“水到渠成”、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合并，中国的确涌现出了一批所谓的“巨型大学”来。但是，哪一所大学不是按照衙门的方式来构架的呢？在这些学校里，党政及后勤系统之庞大举世罕见，而真正从事教学科研的职位却受到严格限制。“无法”自然就导致“无天”，大学成了一个人人都想扑上去啃一口的大蛋糕。这一艘艘“负债累累”的“航空母舰”究竟能够行驶多远呢？
没有制度保障，也就没有大学精神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我认为，与其由主管部门“乱点鸳鸯谱”大肆合并，不如老老实实地静下心来完成制度建构和权力转移。对比西方成熟的大学制度，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正如丁学良所论：“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由法定的宪章保障。西方大学体制中有一样基本的东西，就是大学的自主性。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性就不成其为现代企业、就不能持续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型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这一点大学与企业是共通的。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话，中国的大学没有希望。”那些患上了“合并瘾”的教育官员们，真该听听丁学良的真知灼见。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合并，并非合并减少了官僚的职位，恰恰相反倒是增加了官僚的职位——在原有的各所大学的组织建构上面，又增加了一层管理人员。因此，他们怎么会放弃大学“衙门化”的努力呢？
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权力社会，大学当然也不可能是一块“净土”。权力的干预充斥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不改变这种状况，北大清华永远也赶不上哈佛。哈佛大学何以成为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特别指出：“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画脚。”然而，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没有哈佛的独立地位。连校长都是由“上面”指派的，惶论教授呢？同时，今天中国的大学还日益受到金钱的侵蚀。那么，在更加商业化的美国，哈佛的处境如何呢？劳伦斯·萨默斯指出，不仅政府不能干预大学的学术研究，即便是大学的赞助人和投资者也不能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你可以到哈佛大学，提出承诺要为一个数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但是你无权告诉哈佛大学谁应该被任命为这一教授，或这个教授必须信奉什么。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会说，而且我们也曾经说过：‘把你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把你的钱拿到别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要理解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这是创办一流大学最基础的东西。”而在中国，这种“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依然受到权力和金钱的压抑与摧残。北大清华等名校也开始放下架子，大肆给官员和富商发送文凭和学位。短期之内确实有丰厚的收入，但伤害的却是大学的尊严和声誉——以后再想挽回就困难了。
大学的大和小，与学术水准的高与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欧美不少一流的学院，规模其实并不大。按我们的标准来看，简直就是“袖珍学校”。但是，人家的学术水平却让我们望尘莫及。据说，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合并计划的是一位留学回来的所谓“教育专家”。此人对国内高等教育的现状并不了解，对欧美大学教育的精髓也没有深入的体会，他仅仅是凭借自己在西方学到的一点皮毛，就希望对中国高校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我看来，其结果只会是“缘木求鱼”。
今日之教育界，普遍沉浸在“打造航空母舰”的热情之中，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去思考更为深层的问题。中国连一所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都没有（据国际权威调查机构评估，北大和清华的学术水平排在世界前两百名之后），某些领导人却异想天开地宣布：今后几年之内，要在中国建设起一百所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来。高等教育界的“大跃进”，在短时期内可能显得轰轰烈烈，但若放长眼光，其隐患则让人担忧。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学术的虚妄
我是怀着一种深深的失望之感离开学院的，尽管我就读的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近十多年来，即使是北京大学也笼罩在浓重的“学术的虚妄”之中，让我“艰于呼吸视听”。
在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经济学成了一门“显学”。北大的许多经济学方面的教授，躲在书斋中炮制一些看上去高深莫测的学术论文，并认为它们能够打动政府和拯救民众。其实，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无所知。他们“食有鱼、出有车”，从来没有乘过地铁、从来挤过公共汽车，也从来没有到肮脏的菜市场买过菜。普通老百姓需要什么、关心什么、痛恨什么，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有一位名声显赫、频频在电视上露脸、在政协会议上发言的年轻经济学家，原本出身于西北某偏僻山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羊娃”。然而，漂洋过海、喝过洋墨水之后再回国来，俨然就成了一尊背后闪烁着金色光环的佛像。早年的苦难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现在他的学术“只对上、不对下”。他精心编织论文为腐败辩护、为“权力寻租”辩护。至于那些箱子里压着厚厚的白条的农民、那些被抛出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被凌辱和被漠视的灵魂，这位经济学家是不会去关注的。他们的学术研讨会都在五星级的大酒店里召开，这就叫“与国际接轨”。
如今，经济学成了北大文科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