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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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作为“中国人民”中的一员，我不欢迎你们再来。
后记：
最近，媒体报道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故宫博物院状告中艺公司，追讨其拖欠因举办“三高演唱会”而承诺支付的两百万元的场地费和劳务费。而中艺公司居然声称，演出是“公益性质”，并没有赚钱，所以拒绝按照合同付款。
对此，我感到莫名惊诧：两千美元一张的门票，究竟有多少是“公益”的成分呢？主办者的收入是否真的捐献给了公益事业？对于这笔资金有没有特别的部门专门进行监管？看来，丑闻还在继续演绎着。我更想知道的是：当初的那些批文上，究竟有哪些官员的签字呢？后来，法院判定中艺公司必须向故宫支付相关的费用。商人的狡辩没有成功。但是，我真的希望此后再也不要出现这类丑闻了。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国宝、巨款与爱国主义
在香港和内地都掀起了不小风波的国宝拍卖事件，终于尘埃落定。北京市文物公司以一千九百九十五万港元的天价买下了这件名为“乾隆酱釉粉彩镂空花果纹六万套瓶”的文物。该国宝抵京之后，在首都博物馆开幕的《情系国宝——市文物公司历年征集文物精品展》上登台亮相。
至此，那些口口声声地宣布自己“爱国”的人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媒体大肆渲染这一事件，把拍卖会描述成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仿佛一旦这件宝贝被外国人买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蒙上了巨大的国耻。在新闻报道中，不断出现痛斥拍卖行的言辞，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该拍卖行如同毒蛇一样卑鄙。而以一千九百九十五万港币买回文物，则被描述成一次伟大的胜利、一次对强大的国力的展示。这个出资购买文物的公司，也似乎摇身一变成为民族英雄。
然而，我对高价买文物的举动并不认同。首先，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用相关的法律文件证明自己是文物的真正拥有者，就应当通过《海牙条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用外交手段讨回公道、也讨回文物，何必斥以巨资呢？政府的文物部门和外交部门，为什么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呢？究竟是出于天朝大国的傲慢还是出于官僚主义的惰性呢？
当记者询问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时，该领导却表示：“北京文物公司买回文物，纯粹是公司自己的商业活动，与政府无关。”那么，矛盾就出现了：既然纯粹是企业的商业行为，为什么要给它蒙上浓浓的“爱国主义”色彩呢？当“爱国主义”也成为一种广告和“作秀”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赞赏它呢？
下面，我们该分析分析北京市文物公司的“性质”——如果这是一家私有企业，它愿意花多少钱去买文物，只要是通过合法的手段，都是它的自由。你可以嘲笑它是“冤大头”，但你不能阻止它的购买行为。甚至它愿意把钞票扔到大街上去让大家捡，也是它的自由。然而，北京市文物公司明明就是一家“国有制”的公司，它的资金还是来自于纳税人的身上。它既是企业，又有部分的政府部门的性质。如果纯粹是一家企业的话，它最看重的当然是利润，而如此轻易地就动用这笔庞大的资金来购买文物，很难说完全是企业的市场行为。在这背后，很可能有来自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建议”。
“爱国主义”有多种方式，有舞台表演式的，也有脚踏实地式的。在我看来，沸沸扬扬的国宝事件，就是一次“爱国主义”的舞台表演，就像当年义和团民众披红挂绿、念念有词、请关公请王母助阵一样，并不见得能起到什么正面的效果。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毁灭了多少宝贵的文物，当我们毁灭它们的时候，我们还不是打着“建设一个完美的新世界”的旗号下手的？我们何曾爱惜过这些祖先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结晶？我一直认为，文物放在香港乃至西方国家，跟放在大陆的博物馆里，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经过岁月的磨洗，文物已然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多买回几件文物，并不见得就能够证明中国已经强大起来；而文物流失在海外，说不定正是一种宣扬中国文化的好方式呢。我们将一件购买文物的事件无限地上纲上线，正说明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多么的脆弱和卑微。我们没有把振兴中国文化的使命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反倒寄托在几件老祖宗制作的文物的身上，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本钱呢？
关于什么是“爱国主义”，我记得姜文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他举了鲁迅作为例子：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呢？因为他是想让中国的劣根性都消灭了，比日本强了，这才是最大的爱国。可惜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像鲁迅那样真正的爱国者少之又少，我们的“民族魂”依旧游荡在荒野之中。鲁迅的对立面却一直在以“爱国旗手”自居，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却天天在干丧尽天良的事情，正如姜文所说：“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鲁迅早就告诉我们：当“爱国主义”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招贴时候，它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到随处都可以用“一掷千金”的方式来表达“爱国之心”的程度。好钢还得用在刀刃上，资金还得用到最急需的项目上。一千九百九十五万港币的巨资，对于经济落后、贫困人口众多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假如能够用在资助贫困地区适龄儿童的就读上面，这笔钱能够帮助多少个孩子完成他们中小学的学业呢？假如能够用在乡村的医疗服务上面，能够挽救多少农民的生命呢？在乡村一级的中小学里，还有那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教师，许多“民办”教师家中已经困窘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如果拿这些钱资助这些孩子和老师，那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呢。“爱国主义”不是爱一个虚幻的概念和权力结构，“爱国”的核心是爱每一个公民，尤其是要关心并致力于改变那些底层民众的命运。文物是人创造的，因此人比文物更重要。假如爱文物超过了爱人的生命，那么这种爱就是扭曲的和虚伪的。
即使是从“专款专用”的角度出发，在文博系统内部，也还有着更多的需要投入资金的地方。我曾经到过陕西省和山西等省区的许多县一级的博物馆，其破烂程度让我瞠目结舌。在这些破旧得让人认不出是“博物馆”的地方，大量无比珍贵的文物被管理人员随意地放置，长期遭受到风吹雨打和偷盗破坏。一些管理人员偷偷告诉我说，由于地方上财政困难，连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又哪里有钱来维修博物馆呢？这些博物馆由于年久失修，不仅丧失了起码的防盗和保护功能，而且甚至沦落到为“危房”。文物专家们为陈列室里的文物的处境忧心忡忡，却一筹莫展。其实，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的维修，仅仅需要不到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资金。那么，以上那笔一千九百九十五万元港币的巨款，能够修葺好陕西、山西等经济困难的文物大省的多少家博物馆呢？能够让多少珍贵的文物得到基本的保护呢？
“爱国”仅有热情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理性的态度和实际的功效。“爱国”仅仅是“爱面子”，那么结果有可能对国家和民众造成伤害。如此“虚晃一枪”式的爱国主义，趁早可以休矣。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狐狸洞”与“包二奶”
泛舟于武夷山九曲溪之上，听幽默的艄公讲解两岸的历史典故，画幅在两岸缓缓展开，人在美丽的图画中逍遥地漫游。忽然，艄公指着高处让我们看，在左岸的悬崖峭壁上、在云雾缭绕中，有一个小小的洞穴。洞穴不像是天然的，似乎有人工修筑的痕迹。艄公告诉我们，当地人称之为“狐狸洞”。
关于“狐狸洞”还有一个传说：南宋年间，大理学家朱熹曾经在武夷山聚徒讲学，一时间门徒兴盛。由于原配夫人不在身边，日常家务让老夫子不胜繁杂。恰好在这时，当地有一个胡姓的美貌少女，因仰慕夫子的才学，偷偷来到书院，一边听讲，一边帮助照料夫子的日常生活。日久生情，两人不是夫妻却胜似夫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包二奶”）。
然而，朱熹乃是一代理学宗师，白天在课堂上讲大道理，晚上在后院里行苟且之事，毕竟有损于清誉。消息传出去以后，其他学派的学者对其大加指责。消息传到京城皇帝的耳朵里，皇帝也按捺不住好奇心下诏过问此事。眼看自己即将身败名裂，朱熹一筹莫展。好在他还有一个聪明的大弟子。大弟子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胡”者“狐”也，将小女子扣上一顶“狐狸精”的帽子，不就能够解救老师了吗？于是，大弟子上奏朝廷说：老师的品行无可指责，有风言风语乃是因为山上狐狸精太多，有的狐狸精企图勾引老师。但是，老师依靠其理学修为将狐狸精逐出门外，使得这些精怪再也不敢前来骚扰学堂。于是，一桩丑闻被描述成朱熹美好品行的彰显。
老夫子倒是“顺利过关”，但是，以身相许的小女子却成为谎言的牺牲品。这名胡姓女子刚一出门，便有乡亲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狐狸精化身、是妖怪。大家突然像躲避病毒一样躲开她。在羞愤和忧郁中，这个美丽聪慧的女子不到三十岁便去世了。后来，朱熹为了纪念她，便把她葬在武夷山最美丽的这座山峰上，后人戏称为“狐狸洞”。
我猜想，这是地地道道的“民间语文”，姑且听之，不可完全信之。不过，我一向讨厌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们。他们“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人格分裂，心灵扭曲，一生做戏，从来没有活出过真实的自我来。胡姓女子是无辜的，杀害她的正是朱熹的学说；朱熹本人却逃避了外部舆论的压力和自我内心的反省，成就了完美的道德和文章。
关于朱熹的可怕，史书上倒有不少记载：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当地县民的婚娶习俗非常自由，不拘聘礼，自行结合。他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乖违礼典，渎乱国章”，将会“稔成祸衅”，下令予以禁止，并申奏朝廷，请求颁布正规的“婚娶仪式”，以对民间自由婚娶的行为严加约束。接着，朱熹又下令在妇女鞋底装上木头，使其行动有声，便于察觉，以防其“私奔”；下令妇女出门必须以巾蒙面，只留孔隙看路。这一道道命令，如同一道道枷锁，结结实实地套在属民的头顶上。这些将妇女当作犯人来监控的举措，不亚于今天类似于塔利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因此，有论者评论说：“这与刚刚覆亡的塔利班政权所做出的一系列规定，可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不难想见，如果朱熹仅仅是个主簿，而不是拥有强大人格力量的学问家、教育家，恐怕他的学术观点就不那么容易转化为社会实践，更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与文明造成如此久远的影响。朱熹给中国社会与文明套上的枷锁，并不止于这些。他的最终目的，是把人们都变成不会反抗、只会服从的活机器。”这个流氓老夫子，虽然管不住自己的性器，却热衷于管制别人的性交和爱情。我猜想，他一定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可怕的是，这个心理变态的家伙却成了主宰中国数百年伦理教化的“理学大师”。这足以证明：儒学是吃人的学说，朱熹是千古的罪人。古今中外，所谓“原教旨主义者”，十有八九都是伪君子岳不群式的人物。可怕的是，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这类伪君子一直是主角。
在谴责朱熹这类的伪君子的同时，我更关注像胡姓女子那样的“二奶”们的悲惨命运。从古到今，“二奶”们都是一个最先遭到道德文章和金钱权势吞噬的弱势群体。包括胡姓女子在内的历代“二奶”们，都惨遭礼教力量的“妖魔化”。在“二奶”多如乱麻的现今社会，人们毫不留情地对那些贪慕虚荣、甘当“二奶”的女性进行道德上的严厉指责。但是，我认为更应该指责的，难道不是那些利用金钱、权势和名望来“包二奶”的男人（包括朱熹朱大师在内，他们一般都属于“官爷”和“款爷”）吗？对于这群悲剧的“制造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