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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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间里，叶石涛在干什么呢？1992年9月和彭瑞金的《当前台湾文学的本土化与多元化》一起，在《文学台湾》4期上，叶石涛抛出了一篇《台湾文学本土化是必然途径》。1993年11月，他又在《台湾研究通讯》创刊号上抛出了《开拓多种风貌的台湾文学》一文。表面上看来，叶石涛在这两篇文章里不太主张让政治来干扰台湾文学的正常发展，他只注重于“本土化”的问题，甚至鼓吹“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应该是台湾统派和独派皆能肯定的道路”。然而，他还是顽固地把中国文化诬蔑为“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大汉文化’”、“外来强权文化”、“异质文化”，攻击二战后当时的中国政府用“威权统治的方式去压迫台湾人接受不同于台湾本土文化的异质文化”。叶石涛看到所谓“新生代”者陈芳明等人已经拉着彭瑞金等人赤膊上阵，以为韬晦时间就要过去，就要撕下假面了，充分亮相了。
应该说，即使怀有这样的心态，叶石涛也毕竟显得老道，在1985年的《没有土地•；哪有文学》、1990年的《走向台湾文学》两本书之后，他还是先在《台湾文学的悲情》一书里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这本书是1990年1月由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基本上带有“回忆录”的性质，另有少量的评论文字。书中，叶石涛在感慨他五十年投入台湾文学“得到的只是‘悲情’两字”的时候，特别花力气作了“皇民文学”的翻案文章，此外，就是试探性地鼓吹分离主义、鼓吹“台独”了。比如，他也说，“台湾自古以来是个‘移民社会’，是‘汉番杂居’的多种多语言的社会”，“台湾是台湾人的土地”，在“几达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台湾文化”“铸造了自立而独特的文化价值系统”等等。
到1995年春，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的“台湾文学百问”专栏里一周一篇地发表随笔，叶石涛终于也赤膊上阵了。叶石涛认为，“台湾文学本土化的主张已获取大多数台湾人的认同，政治压力减轻”，他可以放肆地鼓吹政治“台独”和“文学台独”了。请看这时候的叶石涛的言论——
“台湾人属于汉民族却不是中国人，有日本国籍却不是大和民族，……‘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
“台湾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新旧文学论争与张我军》。《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9月2日。）。”
“台湾本来是多种族的国家。”（《八○年代的母语文学》，《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6年8月18日。）
“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制度不同、生活观念不同、历史境遇和文化内容迥然相异。”（《战后台湾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附录③——台湾文学作品应该进入教科书里》。春晖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第219页。）。
“陈映真等新民族派作家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台湾为弱小新兴民族的国家。”（《台湾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论争（下）》。《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10月28日。）
“只有外省族群所用的普通话一枝独秀，是优秀的语言，正如日治时代的日语是优势语言一样。这当然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八○年代的母语文学》。《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6年8月18日。）
“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不能以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来界定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或日本文学；这好比是以英文创作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的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亚流一样的道理。同样的，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也就是新加坡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
“台湾文学现时仍用中国的白话文（华文）创作。然而随着台湾历史的改变，有一天，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一定会以各种族的母语为主才对，这取决于台湾人自主的确立与否。”（同①。）
“台湾新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
“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这就是九○年代的现在，何以许多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在大学、研究所里设立台湾文学系的原由。台湾文学既是中华民国亦即台湾的文学，当然大学里的中文系应该是属于外国文学，享有日本文学系、美国文学系一样的地位才是。”（同①。）
“无论在历史上和事实上，台湾的文学，从来都不是隶属于外国的文学。纵令它曾经用日文或中文来创作，但语文只是表现工具，台湾文学的传统本质都未曾改变过。”（同①。）
“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战前的新文学来自日本文学的刺激很大。……战后的台湾文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中国文学的影响，如八○年代以降的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运动跟中国扯不上任何关系。……中国文学对台湾人而言，是和日本文学或欧美文学一样的外国文学。”（同①。）
……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6）
叶石涛终于用这样一些分裂祖国、分裂祖国文学的言论和行动撕下了多年骗人的假面具。
叶石涛在1993年交由皇冠出版的散文集《不完美的旅程》里说：“从一九六五年的四十一岁到现在的六十八岁，我的所有心血都投入于建立自主独立的台湾文学运动中。”叶石涛因此而获得了台湾新分离主义的这股“台独”的历史逆流的青睐。1989年盐分地带文艺营赏给他一个“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的“文学贡献奖”时，吹捧他是“台湾文学早春的播种者”，“在台湾文学史上，立下新的里程碑”。1994年、1998年、1999年还接二连三地为叶石涛举办了文学研讨会，对他进行犒赏。其中，1998年在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召开的会议，就是由设在张良泽任系主任的那个台湾岛上第一个台湾文学系召开的，会标上就标明，叶石涛文学是“福尔摩沙的瑰宝”。1999年的会议是“叶石涛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处倡议主办，“文学台湾基金会”承办，已经有了台湾当局的官方色彩。会上，彭瑞金吹捧叶石涛领先站在战后台湾文学的起跑线上”，以他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运动向前的精神动力”。陈芳明则吹捧说，“为台湾文学创造历史并书写历史的叶石涛，正日益显露他重要而深刻的文化意义。”还有一位叫做叶紫琼的，则在会上吹捧“叶石涛的文学旅程，也像是一颗文学巨木”，“是激越昂扬，不吐不快的文学旗手”，叶石涛“确立台湾主体意识”、重建“台湾精神史”，对他个人和台湾文学史都意义不凡”。会上，更有一个主张日本人和台湾人实行“各种族群‘融合’”的日本学者星名宏修，硬是吹捧叶石涛是什么“‘台湾文学’理论的指导者”。后来，6月间，春晖出版社印出会议的论文集时，书名用的又是《点亮台湾文学的火炬》。彭瑞金为论文集写的《代序》，也吹捧“叶石涛文学好比一座丰富的矿藏”。叶石涛“已然是台湾文学建构的一块不能或缺的础石”。
叶石涛垂垂老矣！然而，彭瑞金在这本论文集的《代序》里还殷切地寄望于叶石涛说，“他的文学还在涌上另一个高峰”。彭瑞金还寄希望于后来者，“把叶石涛文学里尚未被发现的文学智慧开发出来，贡献给台湾文学界”。
这“后来者”，最卖气力的还是陈芳明。陈芳明在加紧炮制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同时，在90年代末期，又挑起了文坛统、独两派的激烈论战。先是在1997年8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178期上抛出了《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来势汹汹，大肆放言“台独”谬论。陈映真在2000年7月的《联合文学》189期上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一文加以批驳。随后，8月，《联合文学》190期上，陈芳明反扑，抛出了《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一文。对此，9月的《联合文学》191期上，陈映真再度出击，回敬了一篇《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跟着，10月，《联合文学》192期上，陈芳明急中跳墙，再抛出一篇《当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主义面具》，对陈映真施以恐吓和辱骂，以作反扑。12月，《联合文学》194期上，陈映真再批判，发表了《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体矣！》以示结束争论。
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联合文学》上的二陈统、独论战虽然告一段落了，然而，世纪之交，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这样的论争还会进行下去，而且，情势还会更趋尖锐激烈，更形错综复杂。
其中，有一个现象就很值得注意——更年轻的一代人中间，有人深受叶石涛、彭瑞金、陈芳明等人毒害，其代表性的论著就是一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其基础是他1991年在东吴大学的中国文学硕士论文。
1996年前卫出版社出版这本博士论文著作时，作者在《后记》里虽然表示了他的“台独”立场，表示了他对中国这个“外来文化”的“强权”的莫名的憎恶，并且表示了他毫不含糊地斥统派立场为“反历史、反现实、反实证的唯心论”的急切态度，但是，诚如他本人所言，他毕竟经过了“六年中文系所中国文化的洗礼”。他应该明白，不可割断的中华民族的血脉联系，不可逆转的中国国家必定统一的历史潮流，都证明，他自己已经陷入了“反历史、反现实、反实证”的唯心论的泥坑。还证明，他，还有和他同样误入“台独”歧途的年轻的文学史和文学评论工作者，为“台独”势力殉葬是极其可悲的。他们应该听到，台湾社会、台湾文学的发展，已经向他们发出了喊声：“救救孩子！”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1）
用本土化自主性主体论对抗中国文学属性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
1997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10月19日，人间出版社与夏潮联合会在台北主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会上，陈映真发表了长篇论文《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七０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时代的意义》。陈映真说到，经过1979年高雄美丽岛事件后，台湾战后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走向了民族分裂的途程。陈映真说
政治上的统独争议，反映到台湾文学、文化的领域，就表现为八０年代台湾文学分离论，即所谓“本土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对立的“台湾文学”论，而有长足的发展。从八０年代中后开始，叶石涛、王拓、陈芳明、巫永福、宋泽莱、李魁贤和不少原台湾文学的中国性质论者，在没有做任何负责的转向表白条件下，转换了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方向，从他们原来的原则立场，全面倒退。
回顾这一变化的情景，陈映真还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八七年，在没有革命、政变，没有对历史和社会的构造性变革条件下，台湾资产阶级由上而下地接续和接受了一九五０以降旧国民党的权力。随着时日，台湾朝野资产阶级共同继承了国民党尸骸所遗留下来的遗腹儿——反共、亲美亲日、反中国、两岸分断的固定化的政治和政策。
七０年代达到高潮的、反内战•；反冷战意识形态的突破，不旋踵到八０年代遭逢了全面性的挫折和转折。这是中国指向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本土论创造了它的异己物——反中国的本土论——而异化，抑或内战•；冷战意识形态（肯定）与反内战•；反冷战意识形态（否定）的对立斗争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利的条件（左翼传统的溃绝，进步理论•；思想积累的弱质，等等），使否定的否定中挫，无法使否定超克肯定，完成新的肯定（否定的否定）的建设——这虽是有待深化探讨的课题，但小论的作者以为，台湾左翼传统的弱者，和战后台湾左翼在知识、理论——从而在实践上的贫困和极端艰难的处境，是造成八０年代以降反动和大倒退的主要原因。
七０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