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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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11月，中纪委在前方办理李真案件的第一副组长张×（组长是刘丽英同志）被“双规”了。因为他包庇李真，故意拖延办案时间，企图让很多有时效限制的法律文书、文件自动失效，以达到帮助李真脱罪的目的。不料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仅没有帮上李真多大忙，还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接着中纪委又派了一个刘副组长来办理案件，案件的进展才顺利了一点。这段时间，我在感叹自己命途多舛之余，只有待在家里慢慢等待了。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12）

　　　　随即就到了2001年，我想我不能老是待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儿饼啊，于是决定再去北京上访。　　　　
　　　　　　　2002年7月，我以老伴的名义又写了份申诉报告，想办法托人交给了尉建行书记的秘书。尉书记接到秘书的电话后说，郭光允的信给我留下来！尉书记看到我的案子又一拖就是3年，对河北省某些干部出尔反尔的行径很气愤，打电话给中纪委指示我的案子“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借着处理李真案件的东风，我的案子又有了有限的进展。　　　　
　　　　　　　2003年1月的一天，我得知了一个消息：刚刚卸任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已经于当夜离开了石家庄，走时的场面非常冷清，气氛异样。事实上，不仅是送行的人，就连程维高本人也心知肚明：此时，李真、吴庆五案已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各家新闻媒体已在不点名地批评、指责这位河北省“主要负责人”。他离开时的心情，我非有超常能力的人，不能妄自揣度，但想来也应是五味杂陈的吧。我也不知他从飞机舷窗外望着这片他经营了13年之久的燕赵大地的夜景时，心中充斥的是怨？是恨？还是挥之不去的惆怅？　　　　
　　　　　　　搬开了程这个最大的阻碍之后，我的冤案的解决很明显地加快了进度。我注意到，虽然媒体尚未公开谈论“9·26”冤案，但程维高的名字，已经成为了网络和海外媒体公开猜测与谈论的对象。　　　　
　　　　　　　2003年2月份，河北省委召开会议，落实尉书记的批示。2月13日，我和老伴接到市直机关工委的电话请我们过去，当面“商议”一下为我平反的问题。请注意，不是“宣布”，而是“商议”。想必市里的同志也估计不准，承受了8年之久的刑讯、打压、冷落、白眼的郭光允，是不是已被生活折磨得性情古怪，难以沟通了！　　　　
　　　　　　　我特意刮了胡子，换了一身衣服，跟老伴前往市政府。　　　　
　　　　　　　这时，读者一定会猜想，这场面肯定是隆重、悲喜交加、哭声震天的，一定是……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没有任何“重放的鲜花”，甚至没有意味深长的握手和泣不成声的抒情。8年了！一个人生命中能有几个8年？一切怨尤都被磨平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因为我和老伴带着这个心情基调去的，所以平反的场面有些冷冰冰、不太自然，双方甚至还互相存有一些戒备心理（这绝不是我的主观臆测）。　　　　
　　　　　　　市直机关工委的一个同志简洁、快速地给我宣布了决定，并代表党组织向我正式道歉，明确宣布：“以前搞你这个案子是搞错了，这一次彻底为你平反，不留‘尾巴’。”接着又说：“郭光允同志，你有什么要求，现在可以给组织提出来，我们设法转上去。”　　　　
　　　　　　　然后是一阵沉默。　　　　
　　　　　　　我吸了一口气，语调清晰、有条不紊地简单地提出了我的五条要求：　　　　
　　　　　　　一、　我的检举行为河北省委应有正式的文件予以确认；　　　　
　　　　　　　二、　恢复并给予我合适的行政待遇；　　　　
　　　　　　　三、　落实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待遇；　　　　
　　　　　　　四、　消除影响，销毁家人和朋友的黑材料，归还抄家时拿走的东西；　　　　
　　　　　　　五、　报销16年的医药费。　　　　
　　　　　　　他们听完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答应“会考虑解决”我提出的要求。我猜想，这几位同志一定有点失望：为什么郭光允没有表现出一个高姿态，反而还给党提条件？　　　　
　　　　　　　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我认为我揭发、检举的使命已经完成。我自己揣度我的身体状况，在世之日恐怕不多了。我也不能向时间索还什么了，我只能依托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给我应有的补偿。　　　　
　　　　　　　这也许是个不太“高风亮节”的结尾。至今，河北省的一些同志对我还颇有微词。　　　　
　　　　　　　然而我想说的是，我这样做的出发点是权利意识，这是一种现代公民所应该具有的观念。我这样做的感情动因是我为生命的折耗感到悲伤。我这样做的理智基础是我在经历了数不清的“非正常”之后想求一个“正常”。一句话，我这样做，是希望党组织给我的特殊贡献予以肯定，而不仅仅是媒体的肯定。　　　　
　　　　　　　我了解到，省主要领导在会议上已表示一定给我解决问题，满足我的5条要求。所以我至今为止，仍满怀期待地等待着。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不是以轰轰烈烈的“告状”来给我的人生划上句号。　　　　
　　　　　　　某种意义上，对于求索“正义”“正常”而言，这一次宣布平反不是终结，而是开端。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1）

　　　　最终揭露程维高的前奏　　　　
　　　　　　　在我不断上访吁求之际，不断有新的消息让我感到振奋，某种意义上，这种欢欣和喜悦，反倒比宣布的“平反”还令我感到神清气爽。　　　　
　　　　　　　2000年3月1日下午，李真被“双规”。　　　　
　　　　　　　河北的干部们兴奋地议论此事，在老干部中心、在单位、在街头巷尾，各种传说和“乡议”传播开来，从各种各样的说法和议论中，反映出人们的一种信念：河北的问题，比目前揭露的严重，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河北问题的根子在哪里，人们虽不点名，但已经心知肚明。知道内情的人说：程维高的秘书有事的，岂止李真一个，跟了程9年的原省办公厅副主任吴庆五这回也脱不了干系（果然，半年以后，从美国偷偷溜回来的吴庆五在北京机场被边检人员扣留了，随即押送到山西省阳泉市看守所，同他的难兄难弟李真羁押于同一个看守所里，再度实现了“历史性”的“相逢”）。程维高“有事”，已经成为河北干部群众的共识。　　　　
　　　　　　　不久，一位老干部打电话告诉我：马上要对李山林采取措施了。果不其然，2000年6月，李山林被“双规”了。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李山林后来的人生轨道。　　　　
　　　　　　　李山林副市长落选之后，歇了好几天都没来上班——据住在他家对门的一个市建委领导说，他在家是睡了3天觉。李山林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就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说了这样一番让大家大跌眼镜的话：别看我没选上副市长，我不在乎了！我这回哪也不去了，我就干我的市建委主任，别人要请我高升，我还不稀罕哩。　　　　
　　　　　　　他这番话倒不是完全冲着那些“幸灾乐祸”者说的（虽然副市长选举失败之事也让他感到相当无趣），据河北电视台《反腐警示》栏目披露，李山林在看守所交代，他突然恋栈市建委主任这个职位就是为了捞钱。　　　　
　　　　　　　李山林的捞钱，无外乎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减免配套费；二是为南京二建揽工程。　　　　
　　　　　　　可是1995年，李山林突然辞职下海了，请留意：他不是办的退休或病退，而是“毅然”扔掉了乌纱帽，到他的老朋友张保祥那儿当了副总兼“总工程师”。李山林为什么要选择“全身而退”而不恋栈退休后的福利待遇呢？据我分析，他有这样一个如意算盘：他在职时，受贿数额巨大，捞足了钱，所以急于摆脱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免遭法律追究（此人的不懂法律和自作聪明就体现在这里）。　　　　
　　　　　　　李山林的这种手法，在建委主任任内就干过一次。他授意他的司机兼亲信从单位“辞职”搞了一个建筑队，由他这个建委主任向“在野”的司机发包工程，赚取所谓“合法”利润。　　　　
　　　　　　　随着国家整顿建筑市场，李山林暗箱操作工程配套费的权力空间越来越小。原先，李山林任副主任时就可以大笔一挥减免配套费，现在，这个权力收归给市府了，任何一项城建配套费减免必须经过市长办公会集体讨论，李山林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满大街吆喝“给你减免配套费”了。另外建筑工程议标国家做了严格的规定一般不能议标了，李山林再以议标的形式将大工程批给南京二建的市场也几乎消灭了，靠批工程捞钱的路也堵死了，没有了搞鬼的空间，这也是李山林不再贪恋建委主任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山林所投奔的老朋友张保祥能够“慷慨”接纳这位老友，除了本书《建委风云》部分所披露的猫腻外，据河北电视台揭露：“李山林后来在这家公司继续从事经济犯罪活动。”　　　　
　　　　　　　张保祥后因骗取出国退税数额巨大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老朋友李山林从事了什么“经济犯罪活动”我不可得知。我感兴趣的只是李山林在电视上露面的表演，从他的寥寥数语中可以窥见这个人的灵魂，证明我当年对他的判断决不是没有根据的。　　　　
　　　　　　　值得一提的是，据《反腐警示》的记者称，他在面对记者的时候，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就是捞钱吗？”　　　　
　　　　　　　他还悻悻然地责怪他的同伙：“（捞钱的事）他们开始说万一出事他们自己担着，顶多往自己肚里咽，结果倒好，都推到我这里来了，都给吐出来了，哼……”　　　　
　　　　　　　从以上话语中，足见这个人没有醒悟，这也是他的悲哀。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2）

　　　　　　　　
　　　　　　　在腐败分子形形色色的捞钱心态中，这种“一人坐牢、全家享福”的心态是更有危害性的。而且，现行相关法律对于如何把腐败所得没收归公以及防止腐败赃款外流，似乎还没有很好的对策。一旦腐败披上了“为家族等类似的小团体谋利”的外衣，就变得更隐秘、逃避惩罚的管道更多。　　　　
　　　　　　　再说到李真案件逐渐在全国媒体曝光时，刘善祥老书记成为新闻记者采访的热点人物。媒体开始不点名地批评程维高，这也是中央最后揭露程维高的前奏。　　　　
　　　　　　　我不认识李真本人，他到石家庄建委同李山林密谋发包工程时，建委的同事告诉我：李真正和我们的主任在楼上聊得热闹呢。　　　　
　　　　　　　但李真的少年得志、能量巨大，我是有体会和直接印象的，他这个人本身的“敢做敢为”与“少年老成”并举，堪称河北政治生活的一个奇观。　　　　
　　　　　　　有不少关注我案件的朋友问过我，南京二建承揽的工程中有没有出现“豆腐渣工程”一事，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记不得南京二建有“豆腐渣工程”的新闻报道出来。这一点反而印证了有报道所揭露的李真等贪官是如何狡猾（也能叫“聪明”吧）的特点。有人评价他收受贿赂是“稳、准、狠”，看来不是徒有虚名。　　　　
　　　　　　　李真受贿，讲的是“天衣无缝”，一签合同就把中介费拿走，决不拖泥带水，而且中介费是雷打不动地占工程总造价的6个百分点，李真为了向香港转移赃款，为了把装赃款的箱子装满，他又临时给想承揽廊坊税务大楼工程的施工单位打电话讲，给他6％的好处，让该施工单位提前支付给他50万元人民币。施工老板当时很高兴，他花了50万元买下了这个工程。此外，李真强调，工程质量必须有保证，否则宁愿不合作。　　　　
　　　　　　　贪官也是人，也是从纯洁无瑕的孩子成长为成人的。任何贪官都有其从好变坏的过程。李真也有他的拒贿史。　　　　
　　　　　　　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和他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他一个5000元的红包，李真推辞不掉便收下了。然而，他左思右想，还是给他当时的上级——一位副省长汇报了，那位副省长想了想说，还是退给他吧。李真去退钱的时候，对方的反应是年轻的李真没有想到的。李厂长竟然气愤地问李真为什么这么瞧不起他！这种反应固然让李真意外，但是也让初涉政坛的他开始“懂事”了。　　　　
　　　　　　　李真在《忏悔书》中回忆说：“当初收受财礼时也曾有过忐忑不安的时候，担心会因此而影响前程。记得我任秘书时曾有一位市领导前来汇报工作，顺便送给我两条中华烟。想收，但怕领导得知后批评，有些为难；不收吧，对方已经面有不悦。恰巧我的司机进来了，他却满不在意地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