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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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子上。
原石家庄市市长张二辰给过程慕阳很大支持，在张二辰要提拔时，程慕阳就跟他父亲反映了许多张二辰“好的情况”。程慕阳对李真说，在石家庄开办的房地产项目中，张二辰等给过很大支持，如果张二辰等得到提拔，会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大有好处。他父亲也同意提拔他们，让李真千万别提反对意见。
李真说，程维高为提拔一些帮助程慕阳的人，有时隔着好几级，都会亲自打电话找有关领导安排。程慕阳在石家庄某地经营房地产，为了守住自家的资产，程维高想尽办法让帮助儿子的人既提拔又留在当地任职。
而对帮助了程慕阳的企业，程维高也有一套自己的“答谢”办法。张家口卷烟厂原厂长李国庭是帮助程慕阳较早的一个。李国庭说，1992年，程慕阳刚经商不久，程维高就对李国庭说：“阳阳刚刚出校门经商，你要多帮助帮助他，支持支持他。”很快，程慕阳以广告费的名义从张家口卷烟厂索要了15．6万元。程维高对李国庭（当时已60多岁）说，只要我在位，你就不存在退休问题。
衡水一家企业的原负责人很慷慨地帮助过程慕阳，程维高按照这个企业负责人的意愿让其到省里任职，并且3年换了三个地方，多次提拔。
保定八达集团董事长王宝银和程慕阳在一起搞项目，程维高多次到八达集团视察，以此给王宝银政治支持。石家庄先导集团与程慕阳合作，先导负责人刘建忠多次对程慕阳讲，希望能让程维高来厂里视察，壮壮声势。程维高果然到石家庄高新区视察了半边天公司，并题词：“大力开拓市场，真正占领中国市场半边天”。
除此之外，程维高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帮助过程慕阳的企业界人士成为人大代表。据调查，帮助过程慕阳的企业负责人如王宝银等，不少成了全国人大代表。
而对不帮助程慕阳的人，程维高则“还以颜色”。程慕阳开发房地产多与南京二建联手，南京二建垫资兴建，程慕阳赚钱。河北省原建委负责人和原省招标办负责人因按规定办事，在一项招标工程中没允许无招标许可证的南京二建招标，使程维高动怒，而省建委的一份“河北建筑界对南京二建反映很大的情况反映”，更让程气愤不已，他在这份材料上连批三个“放屁”。没多久，原建委负责人以“住房超标”问题被免职，原省招标办负责人也以干部交流为由被免职。
材料还披露了程维高为犯罪分子开脱、授意犯罪分子们出逃的事实：在1999年“三讲”期间，当河北省群众强烈反映程维高的家人利用其职权在河北经商、通过南京二建敛财的事时，程维高在向中央和河北干部提交的《参加“三讲”教育情况及体会》中说：“在河北9年中，我从没向任何一个市、县，任何一个计划、经贸部门，任何一个建筑单位写过条子，打过电话，为南京二建说情、要项目，也没暗示或通过其他省领导向有关方面暗示，为南京二建拉项目。”
“我从未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搞经济营利活动，没有假公济私、化公为私，没有借选拔干部之机谋取私利。”
事实是这样吗？非也。程维高对程家的“事业”是有发展目标的。李真说，1999年元旦，李真陪程维高到深圳，程把程慕阳和程慕阳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叫过去，谈起经营发展计划。他们说起几年内要发展到几十个亿、十几个亿的“宏伟目标”。
到2000年，程慕阳的确有了数亿资产，然而，随着2000年3月李真案发，他们的美梦破灭了。
在李真贪污、受贿一案中，发现了程慕阳涉嫌贪污、窝藏转移赃物一案。据调查，1999年元旦，李真对程慕阳说：“我个人有些钱想存到境外，放在国内不安全。”程慕阳说：“这好办，存到香港很方便，我帮你联系。”随后，程慕阳两次陪李真前往香港存款。程慕阳对李真讲：“如果有人在香港查到这笔存款，你就对他们讲这些钱是我给你的，我是个做生意的，我的钱是自己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1999年底，李真听到中纪委要审查他的消息，约程慕阳到北京，李真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在香港的存款得想个办法。”程慕阳说：“你先把你在香港的存款转移到我的名下，将来如果查出这些存款，就说这钱是我给你的，最低限度也得说这钱大部分是我给你的。”二人商议后，李真向程慕阳提供了在香港存款的个人资料及委托函，程慕阳回去后将李真在香港渣打银行的存款约70多万美元、130多万港元存到他的名下，该款至今未追回。
目前，程慕阳涉嫌犯罪事实认定是帮助李真转移赃款和勾结他人共同贪污国家资产535万元。部分查实的程慕阳转移到境外的资产约计1600多万元人民币，转移到境外的赃款约70多万元、130多万港币。
2001年4月2日，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以涉嫌转移、窝藏赃物等犯罪签发对程慕阳的逮捕令。2001年9月6日，公安部发出Ａ级通缉令，在全国悬赏5万元通缉程慕阳。随后，国际刑警组织接受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申请，为逮捕与引渡程慕阳向全世界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2000年9月4日，程慕阳离港去加拿大，至今仍未抓捕归案。
“后程维高时代”留下的思索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到1998年，程维高当完一任省委书记后，就65岁了。省部级干部到了这个年龄，就该从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他还可以兼任省人大主任。
为了延长其从政生涯，程维高想先兼任省人大主任。
1998年1月，河北省人大选举会前夕。
党代会上，程维高提出要改革选举方式，进行分区投票，然后再汇总计算票数。
不了解当时河北政界具体情况，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改革选举方式”包含了一个多么惊人的内幕。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程维高（7）
所谓“分区投票”，就是让每个选举团都单独设一个票箱投票，名义上是“改革”，实际上就是更有力地控制选票的得失。程维高虽然不容易也不能直接控制代表们的投票意向，但是代表们个人所在的选举团的领导可以利用职权控制他们。而程维高利用职权控制各选举团的领导也是易如反掌的。正是依靠这种经过改革了的选举方法，程维高顺利地兼任了省人大主任。
这次人大选举结束后一星期内，石家庄市长安区、新华区两区区委书记被程维高免职，原因不明。
其实，程维高根本不必担心自己选不上，毕竟当时他还是一个省委书记啊。据很多省委干部反映，他担心的是得票数达不到“绝对多数”，“面子上过不去”。
仅仅为了所谓的“面子”，就可以置国家法律与政治制度于不顾吗？
新中国建立至今，全国范围内，搞这种大胆创新的选举改革的，仅程维高一人。
程维高的错误，在当代中国政府反腐败斗争中很有代表性：那就是，省部级高官作为一个省内政治腐败的“带头人”，起到了相当坏的作用。即，一人腐败，可能导致一大群下级的腐败，从而形成一个腐败集团。
这么高级别的领导犯错误、搞违法乱纪，怎样有效监督？各种媒体已有充分讨论。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课题。
很多媒体的评论都说，“后程维高时代”河北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经济上的困难，可能比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随着李真2000年3月1日被“双规”，程维高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立即感觉到了他政治生涯中出现的一丝紧张与危险。
在此前后，他已经向数位中央领导干部分别写过好几封诉苦信，其中一封长达70多页！
李真出了事，李山林也脱不掉干系，随后，李山林也被“双规”了。
得知李山林被抓的那天，是我16年反腐败过程中最高兴的一天——比我知道程维高被开除党籍的时候还高兴！我对老伴说，要是李山林是省委书记的话，我们老郭家说不定都要给他“专政”了呢。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当晚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梦：梦见自己参加省党代会。我正恍恍惚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时候，突然看到李山林坐在主席台上做反腐报告！
我大吃一惊：咦？他怎么跑到上面去了？于是急忙问身边一个人那是怎么回事，对方白了我一眼，开会时敢情你一直在打瞌睡啊？那是咱们李书记，省委书记李山林！
什么？河北省委书记李山林？李山林是省委书记？
我一下子懵了，耳畔顿时充斥了李山林数年前的那句话——“你敢不尊重我？我给你交个底！我还要当市长呢！”
而现在，现在他是河北省委书记了？哎呀，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恐惧至极，我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
醒来时满头大汗。
我承认我怕李山林。但是我不是怕他那副凶狠的嘴脸，而是怕他这样的人真的会慢慢爬上来，危害河北乃至危害整个国家！我们反腐败体制上的问题不解决，倒下一个李山林，10个、100个李山林会前“腐”后继地冲上来，继续着他们的“腐败大业”！
互联网上很多网友都问过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现在监狱中还有多少个郭光允？
是啊，我郭光允算是熬出头了，但是监狱里还有没有“李光允”、“王光允”呢？如果有的话，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的案子算是解决了吧，但是更重要的是，案子解决以后该怎么办，而不是继续回味“郭光允得到了公平和正义”这样的新闻。从这方面来说，我的案子还是悬而未决。我并没有真正得到胜利。
李真被“双规”以后，程维高就基本上无所作为了。从那以后，他主要是转攻为守，一方面紧紧用手把住自己的钱袋，想方设法保住既得利益，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儿子举家出逃加拿大；另一方面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自保。
2002年8月30日，李真及相干人等分别被处以严厉的刑罚。然而李真也没有“口”下留情。“拔出萝卜带出了泥”，程维高的个人地位岌岌可危。
2003年2月13日，河北省委正式向我赔礼道歉。
8月9日，程维高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
我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正义。
第三部一条道走到大天明
在提笔之前，我曾跟老伴说过：“我一直想：这本书应该有一个题记，写上两句话。”
我准备写哪两句话呢？
第一句话是：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爱我关心我的人。
第二句话是：并呈献给误解我和怨恨我的人们。
第一句话的意思不用多做说明。后一句话绝非可有可无，但解释起来要费点周折。
误解我的人和怨恨我的人大致有这么几类：
第一类自然是我曾经斗争过的那几个人和相关的利益群体。我并不会向他们表示和解，至今，我也不会表示我的宽容和“大度”，相反，如果他们执迷不悟，企图继续把黑的说成白的，那么，我决不采取调和立场，这本书所披露的就表现了我的立场和态度。
第二类人，是那些跟此事件关系不大或毫无关系，但对这个事件本身官能上感到不舒服的人，或者是议论我过于“乖张”“偏执”，认为我做的事有违“天地祥和”的朋友。社会上有这类情绪的人不在少数。对此，我要通过这本书告诉他们：假如你对我做的事感到不舒服，那一定是你自身的判断标准出了问题，请你自己去衡量；假如你认为郭光允“乖张”“偏执”，那么我也要恳切地说上一句：对这世界上的是非颠倒、美丑不分熟视无睹甚至觉得理所应当的，那才是真正的乖张和偏执。
正如书中所提到的，腐败分子李山林干尽坏事时，觉得他有理得很，拍胸脯瞪眼睛，根本不信人间有“报应”二字，底气十足，人们当年就认定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偏执狂”和“权力狂”。我郭光允可能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