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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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抓不了工作了，我定额站站长免了，高工工资不给我，工程处我又做不了主，我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了。
区级检察院那边老是巴不得赶紧抓我，发现不了我一点问题，结果他们也没有办法。
检察院的领导同志也感到李山林几次控告我是故意整人，打击报复，于是渐渐对李山林不予置理了。所以尽管李山林多次书面告我，然而市检察院就是按兵不动。
1990年、1991年两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也就用这副身板抗争过去了。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7）
我曾经想“求小同存大异”
如果把后8年的故事看成在天亮前的黑暗中逐渐找到方向、迎接光明的历程，那么前8年的建委风云，实在是个不够振奋人心的故事。在这里面，我扮演着一个不舒心的角色，我不但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李山林的问题，揭发他的犯罪行为，相反，我还把不少精力用在洗刷自己，写辩诬材料，把时间耗在对付询问上。在一般读者看来，这实在不是一个精彩的“反腐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实在是个很窝囊的经历。
1993年，我查出食道出了肿块。当时跑了很多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省三院、市中医院都去了。当时我去铁路医院做钡餐检查，结果出现了可怕的现象：喝下去之后到达咽喉部位和食道口就给挡住了。给我做钡餐检查的那位年轻大夫当时就吓得出了一身汗。大夫一个劲的摇头，劝我无论如何得彻底查一查，别闹出食道癌什么的，那可就麻烦了。
我这个身体确实是不争气，年轻的时候，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冒发烧，60年代我考上大学时到保定二中领大学录取通知书，走了百余里地，实在挺不住了，就在一个草坡上躺下来等死，年纪轻轻就有了濒死心境的体验。那时不感到特别害怕，不知道是麻木呢，还是宁静的恬然。说来也挺奇怪，年轻时倒对“死”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上了年纪了，当医生暗示我有可能患的是食道癌时，我却无法安之若素，变得有几分恐惧了！在我去医院检查的路上，脸憋得通红，情绪十分激动。这就交代了？这就消亡了？还有多长的存活时间，一年半？一年？半年？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哪！如果我这么就去了，留给后人的评价会是什么呢？一个老是陷在单位是非里不能自拔的郭光允？一个背负了“清查对象”名声的倒霉蛋？
当时我就很紧张，跟人家斗争，生命却只有一年半载的时间了，该安排后事了。好多医生跟我说我这个动不了手术。和平医院的冯医生是河北最好的胃镜专家，他也皱着眉头嘀咕，更让我心惊肉跳。和平医院让我观察治疗。我小弟弟是学医的，医术挺好，当时我母亲也是长了个瘤，我小弟弟给治疗的，一直活到了83岁。后来就是他一直给我治疗的。当时病到这个程度了，一切都灰心了。跟人家抗争，也没身体本钱了。这就等于宣告我失败了。当时跟李山林抗争的另两个同志已经死了，一个是建委副主任，一个是城建局副局长，一个58岁，一个48岁。当时那位副局长还曾经说，他这么整人，捞不到什么好结果。但是他也没坚持下去，他有思想包袱。我曾劝他也去找市委领导说说李山林的情况。他说他不敢去，他担心：“去了以后人家再说我，误解我呢？”他有思想包袱，还想升官，怕丢官。受了冤气也不敢说，都憋在心里。
坦率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软弱的时候。我头一次思考“值”与“不值”的问题，我并非纪检干部，李山林神神鬼鬼的那些事情，又干我何事？郭光允啊，你的父辈祖辈安分守己，用一个“忍”字来支撑自己卑微的生命，你为什么就不能隐忍呢？
因为这种矛盾更多的表象不是正与邪、光明与黑暗的截然对立，而是琐琐碎碎、叽叽喳喳的。你的奔走、呼吁，也许你自己认为是正义的、悲壮的，但在“明智人士”的眼中，却是不值的。再加上权力、地位的严重不对称，小人物的举动显得徒劳、笨拙，更多的时候是被动应付，所以，前8年我的形象就是这么一个无奈的形象：不是弓着腰受询问，就是在监察局按手印；不是被主管市长当面臊个大红脸，就是递信给纪委书记时，人家拂袖而去，我的手停在半空中……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8）
更多更多的是难堪的记忆。
在前8年，我希望告诉读者多一些“针尖对麦芒”式的故事，哪怕是专政机关对我下手，哪怕是李山林雇人殴打我的故事发生，都会带来一种血淋淋的快意，可是，更多的是压制和威胁。
我不讳言一个中国公民自身的局限：我动摇了，想和和气气地化解矛盾。
历史应该感谢李山林，倒是他老人家的不宽恕使我恢复了决心和勇气。说起来像个笑话，但确实是事实。
一段时间里，我也试探着另一种可能性：能不能同这个李主任实现某种沟通？一个主任，一个主任手下的处长，老是这么搞摩擦，把单位内部的矛盾搞得这么白热化，这么你死我活，而且带累了不少同志。当然这一切是李山林引起的，他的目的是要排除异己。一种灰溜溜挺失败的情绪支配着我，我想：算了吧。我还找出理由来宽慰自己：能否在求同存异的清况下“向前看”？且不要说“求大同存小异”，因为我不可能认同他为人处世的方式，不可能认同他的世界观。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求小同存大异”了。即使是这样，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因为我们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两家孩子又同在天津上学（是同班同学），如果把精力耗在闹不团结上，心情不舒畅、工作没法做不说，给孩子的影响也不好。
这期间，李山林也托我老伴办过事，李山林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读书，我爱人就在坐火车上给予他们某种方便，比如安排铺位、吃饭什么的，我跟李山林虽有矛盾，但这种事只要他说了，我和我老伴就尽心去办，而且办过不止一两次。我的二儿子跟李山林的女儿是同班同学，有一次李山林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女儿要返校，但孩子身体不好，又晕车，能不能在路上给她安排得舒服一点。我就让我的儿子退掉了本来订好的车票，让他们俩同车返校，路上照顾好李山林的女儿。我也不讳言，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心里甚至有了某种“巴结”的意味——但想起来可怜，这种“巴结”，并非想改变乾坤，攀附上李山林，从此成为他的“门下走狗”。我只求能唤起他某个层面上的“良心”，或者说激醒一个国家干部的正常思维模式，别一味整人，而应该用全部精力“整工作”。
李山林的女儿写信回来，说这是她最愉快的一次旅行，没有晕车，非常舒适，等等。
孩子尚且这么懂事，而他呢？上班以后就当没这回事一样，该整你照样整！
李山林就是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人。
很明显，跟这样的人实现“沟通”，是异常困难的。
当时李山林整我的时候，主管我的副主任还劝我，他说，你这人就这么个毛病，从来不到领导家里去拜年，从来不跟领导说句好听话。你跟人家低下头，一家子到李山林家里去聊聊天，两家人一说一笑就过去了。有些市政府领导也劝我去找找他，融洽一下，他就不会一门心思整我了。
我前思后量，决定和爱人一起登门拜访李山林。
到了他家以后，李山林正在跟另外一个人谈事。我们就在另一间屋里跟他爱人先聊着。
李山林老婆抱怨说：“你看他忙的！过年了家里还不消停！我早就劝过我们家老李，趁这个时候赶快多捞点钱才是正理！别的都是虚的！”
过一会儿，李山林的客人走了，我和爱人过去了。
我对李山林说：“山林主任啊，我是来向你负荆请罪的。”
李山林脸上的肌肉抽了一下，似笑非笑，没吭声。
我接着说：“查了我这么长时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有一句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之间的疙瘩，同志们也有议论，有些是工作矛盾，有些是意气之争，希望从此以后，我们都放放眼量，把工作搞好。”
我又说：“我自己没有问题，这也是监察纪检方面做的结论。可能你觉得我有缺点、有错误。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听一下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好改正。我在这里表个态，今后一定实实在在地帮你做工作。”
李山林怎么反应的呢？他从沙发上跳起来坐下，又跳起来坐下，跳了多次，就那样疯疯癫癫、神态亢奋地说着一些话，思路极不连贯。但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是焦躁的，他表现出的非理性让我感到有些担忧。
他大声地说：“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要有一点问题的话，我早叫公安局把你抓起来了！”
又说：“我建委没人，我是一个人调来的。建委的老人没一个好东西。我不提你了，你不是比我厉害，比我行吗？”
他就是这样，一会儿跳起来，又一会儿坐下，跳了两个小时，像个戏剧人物一样发表了一通独白，抱怨、咒骂、咆哮了一通，我们两口子有些无可奈何地坐在那里，任由他发泄不满。后来他一看表，快10点了，就说：“我头痛死了，你们赶紧走赶紧走。”
我就说：“李主任你说完了，我得说两句。你今天说得好，我一定接受，你也查了我没查出问题，以后我一定帮你好好做工作。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
临走的时候，李山林又做了一个姿态。他要送我们，说：“我今天破例了，我从来不送客人，可是今天我冲老贾（我老伴）是党委书记的份上，我送送你们！”
这是我跟李山林的一次纯私人性质的会面。
然而我失望了，他把我一个知识分子本能的柔性的、善良的一面当成软弱可欺。
他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因此他不可能因这次谈话而产生感情上的触动，更不会改弦更张。
当时我们去他家，确实是出于我老伴的身份，是一个有几千职工企业的党委书记，他对我们还不太过分。
这次访问表现出的妥协态度，或许能成为改写历史的一个机会，至少我在这出戏中扮演的角色会从此改写。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我一度对李山林这个人寄予的某种幻想的破灭，导致这出“大戏”按照惯有的路线发展，这也说明，支配着“戏”的情节发展的，不是一两个人的转念，而是隐藏在表象下的历史规律，也是因为领导劝我，我才“登门谢罪”。结果我去了，他也“大度”地表示：你没有问题。然而上班以后，好像未曾发生过什么。“登门谢罪”无济于事。
在失望之余，我也开始琢磨起这个人来，从人性的角度讲，我认为李山林是复杂的，我甚至有些怜悯他了，因为他也有他的痛苦。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这个人惟一的可怜悯之处，就是被权欲毁坏了心智，变成了一个偏执狂。按照我的话：又叫当官偏执狂。成天想着当官，想着谁会阻碍他当官，想着怎么样去清除阻碍他当官的人，琢磨着怎么去巴结、逢迎对他升官发财有用的人……他不想着工作，一天到晚净去琢磨这个。你说他心态能健康吗？他肯定是焦躁的、不安的，因此他的那些古怪的举止、异常的神态和措辞的混乱，在我看来，用被权、财、色侵蚀了心理健康的偏执，可以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一年，如果不再冒出“副市长选举”事件，我和李山林的矛盾实质也可能真的就掩盖在“单位矛盾”的表象之下了。
这一年，如果我的肿瘤查出来是属于恶性的，也许我就放弃了。
在中国，每年有许多贪官落马，大家在欢呼反腐又取得成果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相关的举报人有哪几个会成为舆论所充分肯定的人物？大家兴趣盎然地研究“贪官现象”、“58岁现象”、“堕落者的心路”，而贪官的一个重要对立面——举报者和潜在的反抗者，却很难成为故事的主角。这个原因有多方面，一是举报者有自己的顾忌；二是大家也不太愿意读这类“好人蒙屈、坏人猖狂”的故事；第三个非常重要，“文革”以后，老百姓和干部对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