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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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恐！同文陈耀南、梁巨鸿等专攻文史，且于大学传道解惑数十年，另当别论。有鉴于此，陈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中若干日前并未引述观点，即有抄录于此，藉资重温及警惕的必要。陈先生对于分别平仄声，好像特别注重。他说：“此点最关紧要，乃数年阅卷所得之结论，今日中学国文教学，必须注意者也。平仄声之分别，确为高中卒业生应具之常识。”其理由是：“声调高下与语言变迁、文法应用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又凡中国之韵文诗赋词曲无论矣，即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之声调。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又中国古文之句读，多依声调而决定……若读者不通平仄，则不知其文句起讫。故读古书，往往误解。”接着陈先生又举实例，加以说明：“上古之文姑不论，中古以后之作，多因声调关系，如‘听猿实下三声泪’之例。此种句法，虽不必仿效，然读者必须知此句若作‘听猿三声实下泪’，则平仄声调不谐和。故不惜违反习惯之语词次序，以迁就声调。……但读此诗句之人，若能分别平仄，则此问题，于彼决不成问题。”（证诸金文明与余秋雨两位先生就姜石帚诗句的“论辩”，岂不其然？）继而陈先生对此种“不成问题”现象所发的议论，更可读入当今：“此虽末节，无关本题宏旨，所以附论及之者，欲使……诸公得知今日大学高中生，其本
国语言文学之普通程度如此。诸公之殚精竭力，高谈博引，岂不徒劳焉？”（可也不是？今日大学高中生即或不论，作家、诗人之类，同样不乏对此一无所知者！）陈先生还就其“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之说，也举例以明之，今节引其要旨如下：“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题者，实欲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孙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音义音韵皆可相对”。倘若按陈先生词类声调必须相对的标准，真不知“胡适之”外，到何处去找第二字仄声，第三字平声，而又一为姓，一为动词，一为助词的名字，去对“孙行者”了！
（2003年8月4日至8日香港《信报》）
当天晚上，与沈登恩先生同机返回上海，结束了为期四天的香港签名售书活动。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1节 （2003年8月上旬—9月初）
2003年8月初，我从香港回沪以后，上海的各大媒体已经不再刊发有关“金余之争”的报道了。其表现的一致性，让人感到冥冥之中似乎发生了什么。过了两天，我因事去复旦大学出版社，有位大学的朋友告诉我，最近有人来动员教授们写文章为余秋雨说些好话，但不公开批评我。看来余秋雨在7月28日对香港《明报》记者的访谈中所说的那些诉苦和抱怨的话产生了作用，有关人士是该出来关心和抚慰他一下了，但不知是以组织的名义，还是纯属个人的行为。据我所知，出面的人有名有姓，不过教授们的响应似乎不够积极。从大面上看，外地的报刊还在时不时地发一些各说各的文章，支金和支余的都有。但到上旬末尾，沪上的主流媒体便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8月4日，《山西晚报》发表了记者谢燕在我离开太原前对我的专访文章《石破天惊的逗和咬》。因为有些新的内容，故转录如下： 石破天惊的逗和咬
———金文明山西再说“金余之争”谢 燕 人文背景
近年来，关于余秋雨的声音大大小小从未断过，多次的“口水战”和名誉官司之后，在这个夏天，从山西书坛又爆出新一轮的“大战余秋雨”，打擂的是上海辞书界鼎鼎有名的金文明，提供擂台的是山西书海出版社。2003年6月，金文明在上海、江苏、浙江多次投稿无门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书由书海出版社出版，书中指出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中126处文史差错，引起海内外媒体和广大读者的热切关注，并引发文坛新争。
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崔元和对介入这次的文学批评与反批评持乐观态度：“我们有义务有责任为学术文化争议提供客观平台，推动国内学术文化的正常争鸣。我们不会因人讳言更不会因人废言，并且希望借此能吸引更多持之有据、言之有物的学术争鸣活动。”截至记者发稿，这本由书海出版社首发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已开始第四次印刷，累计印数35000册。一本学术性的著作在今天能达到这个印数是非常可观的。
他“放毒”到哪里我就“消毒”到哪里
7月23日至28日，应书海出版社之邀，金文明在太原举行报告会和签名售书活动。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金文明表示这次出书纯属个人行为，出于多年来对文史知识差错现象的不忍目睹，像余秋雨这样读者众多的散文大家也是硬伤多多，作为辞学专家，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站出来考辨指正，也希望此举能给文风浮躁的学界吹来清凉的风。
记者：中国有句古话叫瑕不掩瑜，对于余秋雨优美大气的散文而言，这些文史细节差错会不会影响到文章的价值？
金文明：我说过很多次，余秋雨的一些随笔写得非常好，该肯定的我还是肯定的，他的写法大气，比如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某些散文，比如他写他的家乡和亲人的一些好的文章，我不但喜欢，而且在学。但是对于他的历史散文，所谓大文化思考下的散文我基本上是否定的。他的问题在于跑到一个地方吹一个地方，找一些资料下车伊始就开始吹，而且抬到极顶。比如他把都江堰抬高到比万里长城还要伟大；比如他跑到海南岛就说女性文明啊家园文明啊。山西他来过以后也写过《抱愧山西》，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个对宣传山西是有好处的，但这里他提出晋商和走西口的关系就是妄下断语了。你们山西的降大任先生不是也写了一篇文章来说这个事吗？余秋雨论断晋商发迹于走西口，说明他完全不了解晋商在明代已兴盛了近300年的历史。
在他的历史散文中经常采用一种创作手法，即移花接木，偷换概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寂寞天柱山》。为了说明天柱山有过辉煌的当年，余秋雨请出了李白、苏轼、王安石来说明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也无论官居何方，都时刻惦记着它并把它当成最后的家。为了强化这种情结，公然篡改史料，把王安石诗中“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一句改为“野性堪如此，潜山归去来”，这样就把原来位于江西北部的庐山，刹那间变成了安徽西南的天柱山。
说到他硬伤，除了《石》书中提到的，最近我又整理出15处，这样已经有140多处文史细节差错。有了差错不可怕，在文章中是难免的，我给王力、钱钟书、王蒙等大家都挑过错，别人都非常有风度地接受并改正。余秋雨不行啊，他的“拒谏”是出了名的。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印了十几版，他的作品总共有二三百万册之多，现在这些差错几乎都没有改过来，像这些文史差错，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是看不出来的，他对读者一点都不负责任。
记者：《石》书出来以后，最近各媒体跟风发表了大量的诘难余秋雨的文章，对此您怎么看？
金文明：不好！我就一个人来做这个事，我只就事论事，做学术讨论，不涉及其他。书出来后，有很多人打电话来要相关的资料，我都没有答应。
记者：对余秋雨发表在上海报纸的《被“咬”者的回答》一文您有什么看法？
金文明：根据他对批评的一贯表现，我估计他会出来反驳，但想他是面对读者来公开讨论，我没想到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他的回答没有一点中肯的地方！他对我的观点全部不接受，他对没办法辩的问题全部回避掉，但对一些无法回避的比如人名的错误，全部推到编校人员身上，而且，给我大开书单。对我这个比他大十岁的老头子极尽挖苦贬低之能事，质疑我的历史，并扯上已经故去的罗竹风先生来含沙射影，这样子来糟蹋我，实在令人难以容忍。他一点都没有文人的器度。比如对“致仕”一词的狡辩，我都懒得再说这个事，让人家去笑他吧。他用这种办法来维护自己，恐怕到最后还是保不住自己的脸面。
记者：据说余秋雨已经不想再谈这件事了，如果对方偃旗息鼓，您还打算接着“考辨”下去吗？
金文明：上海的报纸发过我和余秋雨包括郝铭鉴的文章后（郝铭鉴，《咬文嚼字》月刊主编，因余秋雨在《被“咬”者的回答》中涉及到咬嚼派与大文化的问题，遂在同一报纸发表文章表明自己态度），已经不再说这个事了，但东方网上的争论还非常激烈，现在已经到200多页了。有朋友说八月初湖南卫视要给余秋雨做一个“展现仁者风采，笑谈飞短流长”的专题。如果他还是这样的态度，我会作出相应的回应。他放毒到哪里，我就消毒到哪里。但实际上我现在的工作非常忙，正在主编一部800万字的大词典，明年脱稿，我内心想歇下来抓紧时间做自己的事。
记者：最近网上有一个调查，有部分网民认为您在借名人炒作自己，还有人并不关心这件事的是非，而只是抱了一种看热闹的态度在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觉得做这事还有意义吗？
金文明：有意义。我还拥有广大的读者，有很多读者没地方寄信，都寄到复旦大学出版社或者《咬文嚼字》编辑部。一位朔州的读者，他是政法系统干部，他说我看过你的书，非常敬佩你，现在还有人写这样的考证文章，看了以后觉得收获很大。这对我都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我写这些文章不敢懈怠，非常认真。现在已经印到35000册，台湾版也正在筹备，说明它还是有市场需要的。同日，《山西晚报》发表了宁志荣先生的文章：《为余秋雨打抱不平》。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江湖哥们儿的“义气”和旧式兵勇的“痞气”，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现按全文三部曲顺序，将其主要内容分章摘录并批驳如下：
（一）宁志荣一说：余秋雨就是给了“致仕”一个新用法。
我认为余秋雨先生说得一点也没有错，而是金文明先生有些过于刻板和迂腐了……比如“空穴来风”，原指事出有因，现在人们已不再这么用了，转指无稽之谈、毫无根据。……我认为，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就是给了“致仕”一个新的用法。而且这种用法有它的“约定俗成性”、“存在的理据性”。成百万的读者都会认为这里的“致仕”是“获得官职”的意思，这不是“约定俗成性”和“存在的理据性”又是什么？当然，正如上面那位语言学家所说的，一个词的一种新用法刚出现时，往往会被认为是不规范的现象。所以金文明先生认为余秋雨先生把“致仕”用错了、意思搞反的观点就不足为怪了。我认为这就是“活文字和死文字”的问题的具体体现。不信，如果不是有这场争论，你让100个高中生解一下这个词，肯定绝大多数高中生会认为“致仕”是做官的意思。这里也体现了“创造性文化族群”与“记忆性文化族群”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必然要产生的，而且是经常性的、持续不断的。 金按：关于余秋雨误用“致仕”的问题，本来已经用不到我再来饶舌。因为这是个2＋2=5一样的低级差错，不是冥顽不灵之徒，只须稍加点拨也就清楚了。前一阵子，经过许多学者的充分说理，一帮再帮，余秋雨本人已对此不再吭声。谁知风烟刚刚过去，尘埃尚未落定，又冒出一个宁志荣来为“致仕”张目了。他一上来就说：余秋雨给了“致仕”一个新的用法。这完全符合“约定俗成性”和“存在的理据性”，是“创造性文化族群”对于文化的一个独特“创造”。
“创造性文化族群”这块招牌，是余秋雨首先“创造”的。能够站到这块牌子底下出头露面的角色，毫无疑问，必然是个文化的“创造者”。那么，为余秋雨出来打抱不平的“青年作家、评论家”宁志荣，有过什么辉煌的业绩呢？我孤陋寡闻，只知道两个：一个是三年前对“空穴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