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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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宁馨”，这本是一个象声词，是把魏晋时方音用这两字描述出来记载于文字的。其本义既无宁静意，又无芳香意，它只是一个所谓连绵词，是不应拆开来用，更不允许拆开来讲的。这种象声复音词不止一个，《史记·陈涉世家》里的“夥颐”也是象声复音词。如果把它讲成“一大堆面颊和下巴”，恐怕培恒先生也不会同意吧。为了保持汉语的健康和纯洁，我不主张把古汉语中已定型的词语随意以今义改作别解。
再说“致仕”。正如培恒先生所引述，这个词与《晋语》中“致政”的“致”用法是一样的，而且“致仕”一词，用了已近两千年（《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解诂》：“致仕，还禄位于君。”）余秋雨知不知道这个出处是他的事，但只凭他一句话就把这个词语改变了讲法，恐怕不符合约定俗成的通例。何况约定俗成也要有个界限，不能把一切讹舛错误的东西都用这块“约定俗成”的挡箭牌搪塞了之。至于说“致”有送达的意思，便可以把“致仕”讲成到达仕途，那么《荀子·致士》篇的“致士”，乃招致贤士之意，岂能因此便把“致仕”讲成招揽官员乎？总之，一词一语虽属细故末节，总要有个规矩准绳可循，不能太主观随意。培恒先生乃国际知名学者，发表言论一言九鼎，窃以为不宜予某些不学无术之徒以可乘之机，故略陈鄙见如上。…… （原载2004年第2期《文史知识》）
10月30日，香港《壹周刊》发表通俗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先生的文章《从金余之争看中西学术文化之别》。因其在文末特地注明：“作者保留版权，如要转载，请电邮arcadia@netvigator洽商。”所以不敢全文转录，只能选摘其中跟我有关的内容片断，以飨读者，以便讨论。
从金余之争看中西学术文化之别（摘录） 张五常 张教授说：三个多月前中国文坛出现了大争议，到今天还是余波未了，主角是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与因为这争议而一举成名的金文明。前者的来头不用我介绍，后者读过很多书，是《咬文嚼字》的编辑，写过的文字以千万计，文笔流畅，措辞锋利，有资格作大学教授。
金按：对张五常教授的这段话，我首先要“辟误”。（不是“辟谣”。因为张教授与我素不相识，没有任何过节，所以他用不着造我的谣。讲错之处，无非是传闻异辞，或者对我的有关介绍一目十行地浏览所致。）他说我是“《咬文嚼字》的编辑”，其实，我的编制不在那个杂志社，没有编过一期《咬文嚼字》，何来“编辑”的名分？我只当过“清客”一样的“编委”，两三个月去参加一次编委会，在会上发点不痛不痒的“清谈”似的议论，尸位素餐，说起来真有点惭愧。至于说我“写过的文字数以千万计”，那可真是要折杀老朽了。书的内封上介绍我只是审读了“文稿约八千万字”。“审读”和“原创”可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将“审”改成“写”，我确实承受不起。那是有“欺世盗名”之嫌的。希望张教授在此文收入全集时把它改过来。还有，谬承过奖，夸我“有资格做大学教授”，那就更使我受宠若惊了。我干了几十年的编辑工作，看的书再多，知识面再广，在余秋雨之流的眼里，充其量只是个“记忆性文化族群”，而“大学教授”，特别是像余秋雨、章培恒这样名声大得吓人的教授，毫无疑问都属于“创造性文化族群”。这两个“族群”之间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当大学教授，我没这个资格，因而大学的门槛，我也根本不想去攀。对于张教授的美意，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声：“谢谢。您就别再去费这个心了！” 张教授说：
余大师写道：“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致仕”何解？很明显，余大师解作进入仕途、获得官职。但“致仕”的正确解法是“辞官”，所谓辞官归故里是也。这里的含意有三。一、余秋雨用错了“致仕”一辞；二、任何读者都知道他那句话是指“获得官职”，没有误导。三、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余大师的判断没有错。西方的学术传统，是少管一，接受二，而重点是三没有错。当然，以余秋雨的身份，不应该用错了“致仕”一辞，但在西方，作改正的一般是由文字编辑来做，或是研究助理的工作……
金按：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歪理十八条，真理只有一条”。我不知这“十八条歪理”中有没有张五常教授这一条。如果有人想编一部《歪理辩解词典》，我建议把这条当作“经典”收进去。
张教授此文的题目是“从金余之争看中西学术文化之别”。从其行文中看，他是把余秋雨划归“西方学术文化”一派的，而他又明确宣布：“我个人的选择是站在西方那一边”。听了这句夫子自道的话，我打心眼儿里感到了张教授的可爱。毕竟是喝过多年洋墨水的人，说出话来就不像咱纯粹中国人那么吞吞吐吐、遮遮盖盖。不过，臭味相投（此“臭”音xi ，气味。无贬意）的人，穿一条裤子上街（在没有两条裤子的情况下），像狼和狈一样相扶而行（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毛篇》记载，狈依狼而行，这是同类之间互相帮助的佳话，并无贬意），都可以。但在是非之争的问题上，窃以为不能只凭哥们儿的义气，还得分一分是非。譬如狼要跳河，狈就得用力拉它回来，不能跟着一块儿跳下去。这是谁都明白的事理。张教授的悖理之处，就是在“致仕”正解和误用的是非问题上，不但没有拉狼一把，反而扮演了与狼共同跳河的“狈”的角色。说得直白一点，你是在鼓动人们乱造乱用错误的词语啊！我不知道张教授是哪个国籍的人，如果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不应该不知道，多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而斗争，大力提倡社会用语的规范化。怎么能明知有错，还要强词夺理地为错误辩解呢？譬如中国有个成语叫“对牛弹琴”。某人说：“给无理可喻的无赖讲道理，是‘对猪弹琴’。”“对猪弹琴”显然用错了，但如果按照张教授的高论来为其辩护，这个“创造性”成语马上可以通行无阻：
一、某人用错了“对猪弹琴”一辞，正确的写法应当是“对牛弹琴”；
二、任何人都知道，猪和牛同样是畜生，听不懂音乐，因此谁都懂得，这个新成语的意思还是“不看对象说话，白费劲”，没有误导；三、对不讲道理的人去讲道理，确实不会有效果，某人的判断没有错。如果这种歪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同类成语如“对狗弹琴”、“对猫弹筝”、“对虾吹笛”、“对鸡唱歌”等不能创造出来呢！此外，关于书中用词用典的差错主要应该由谁来负责的问题，张教授说话的腔调也跟余秋雨一样，充满了“创造性文化族群”的狂傲和无理。这里也打个比方。张五常教授口授一篇文章，打字员把他的大名“张五常”错打成了“张无常”。张教授未看原稿，就寄到出版社去了。碰巧接稿的责任编辑不知道张五常的大名，只感到作者署的名字“张无常”有点怪，也没核一下便发排印刷了。结果书出来，张教授看了很恼火，去电查问，反遭责编一顿抢白：“你原稿上是怎么署名的？你自己打的是‘张无常’，现在又说叫‘张五常’，如此反覆无常，叫我们怎么办！”
看来书稿中原有的差错，第一责任人应该是作者。让文字编辑或研究助理来当冤大头，是毫无道理的。前一阵子余秋雨这么做了，马上引来一片斥骂声，说他“缺德”、“没良心”、“太没有道德了”，实在咎由自取。不知道这种得名获利时心安理得、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作派，是不是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中固有的特色？ 张教授说：我没有翻阅金文明的整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但抽样检查，他说余秋雨的错———武断地接受了是错———都不大重要，因为如果修改了也不会影响余秋雨的观点、分析或结论。有些错得相当搞笑，颇为尴尬，可能比我误把广州作虎门略为严重，但不足以推翻余大师论点。
金按：我不知道张教授翻阅的《石破天惊逗秋雨》，究竟是大陆的简化字本还是台湾的繁体字本？他的“抽样检查”，到底抽了哪几篇？你没有全部看过，怎么能得出“余秋雨的错……都不大重要，因为如果修改了也不会影响余秋雨的观点、分析或结论”的结论？举个例来说吧，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那篇《寂寞天柱山》，其中主要谈到李白、苏东坡和王安石三位历史名人，所有的立论基础都是错误或不存在的，有的是曲解史料，有的是篡改文献，糟蹋古人，愚弄读者，手段十分恶劣。这篇文章属欺世之作，是无可救药的废品，只能整个抽掉。还有一篇是《台湾演讲》中的《何处大宁静》。余秋雨在报告时临场发挥，讲了一个马寅初的两“呜”神话，更是彻头彻尾的胡编乱造，连马寅初的次子马本初先生都斥之为“胡说八道”、“作风恶劣”。我根据读者来信提供的材料，写成一篇《置若罔闻，蓄意愚弄———从两封来信看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对其进行了充分的揭发和严肃的批评。这样的问题还能说“不大重要”？“如果修改了也不会影响余秋雨的观点、分析或结论”？不辨是非、曲意回护到了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地步，实在是有失学者的身份和道德的。这些批评文章已经收入台湾版增补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中。张教授如果以前没有看过，那么就请你再去看一看，相信你是会改变以上观点的。 张教授说：余秋雨算是错得多还是错得少呢？很难说！如果用上金文明的学博心细的准则来量度，今天香港的每份报章每日起码一百二十六处。美国的报章高明多少呢？很难说！二十多年前高斯在美国某传媒会议中说：不知哪份传媒刊物说的哪一句是可信的！闯了祸。正规学术文章呢？也很难说。高斯作《法律经济学报》的主编时，就请了助理，审查准备发表的文章的资料实据，往往摇头叹息。我自己在行内以慎重知名，但资料的可靠与否不易查考，防不胜防。这方面，认真做学术研究的人永远生活在恐惧中。
金按：在我摘引张五常教授的几段文字中，要数这一段说得最荒唐。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附录一：两个索引”的“说明”中指出：余秋雨三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中的文史差错共126个，前两本占了绝大部分，有121个。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为中国图书出版的主管部门规定，图书的差错率（包括文字排校差错）不能超过万分之一，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约23。5万字，差错65个，《山居笔记》约21万字，差错56个，差错率分别达到万分之二点七和万分之二点六，显然都属于不合格产品。何况这些差错大部分并非一般的文字排校差错，而是文学、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差错，其性质更加严重。我在拙著前言中已经举例说明，由于余秋雨是个文化明星，他的散文走红全国，畅销海外华人地区，而且一版再版，不肯改正那些已经多次为学者指出的差错，因而在读者中产生了日益广泛的负面影响。许多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忧虑和痛心。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和“教授”的张五常先生，怎么会心定神闲地置身事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呢？我不知道他的学者良心到哪里去了！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9节 用了三个“很难说”
张教授在这段话中一连用了三个“很难说”，究竟“难说”些什么呢？其实他的所谓“难说”，早已通过几个例子明明白白地直说出来了：余秋雨的126处差错，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以香港的报纸为证，说“如果用上金文明的学博心细的准则来量度，今天香港的每份报章每日起码一百二十六处”。这里，张五常在以谣言惑众，我首先得辟谣。香港的报纸我虽然看得很少，但刊载我的文章或发表有关我的报道的，我都认真地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