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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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
学宿费 52圆， 讲义费 10圆， 图书费 2圆， 制服费2圆 体育费 2圆，新生入学费 2圆，杂费 1圆， 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币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大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
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lOO银圆；
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
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
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 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固，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圃；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5）
根据192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 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作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说来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公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 ％ ，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 而贵族化的 “教会大学” 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 ％，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
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
我在前些年所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
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
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在北平、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在上海、1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为2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角银圆。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
如此说来，在30年代 公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又，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门发出通知：
“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 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以标准家庭3口人推算，这14座大城市家庭每年平均收入为29550元。又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
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
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
根据“十五计划”，要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 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8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 ？ （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文暂不能进行讨论。）
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呢？ 我的初步建议包括两个方面：
（一） 切实提高工薪阶层按劳取酬的实际货币收入；
（二） 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国家教育经费，从而有效地降低大学学费；
（三） 大力发展和加强奖学金制度，鼓励优秀学生；
（四） 对于贫困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于弟实行有效的助学金政策；等等。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5…10 ％ ，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6）
以上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当全面。但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
３０年代北平的中学生活
方成原名孙顺潮（母亲姓方），１９１８年生于北京。在家里是第四个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童年时由母亲带他和弟弟到老家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农村。
１９２７年秋他９岁时，母亲带他和弟弟回到北平进小学读书。父亲孙笑平的职务是平绥（北平到绥远即今内蒙古的包头）铁路局文牍课课员，当时在铁路局工作号称“铁饭碗”。父亲月薪国币１２０圆（约合今人民币４千多元），属中间阶层偏下的经济地位。家住西四牌楼附近一个四合院，房租每月１２圆。家里有父母和六个孩子，雇佣一个老妈子（保姆）每月工资３圆，小妹妹还用奶妈。家境小康。
二哥教他用北京话念书，１９２８年孙顺潮进入铭贤小学（在西城区礼士路胡同）在四年级插班。
３０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约国币３０圆（合今人民币１千元左右）就够用了。又据邓云乡说：当时北平“四口之家，每月１２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 标准家庭（平均五口人）的贫困线定为每月１０圆以下。中等人家，每月日常生活费８０圆（合今人民币２千４百元）显得很宽裕。
孙顺潮上初中时，家里迁居到西四牌楼东边的大拐棒胡同１号四合院，北房却是木结构的两层楼，孙家住在楼上。 因为父亲图上班近， 平绥铁路局就在砖塔胡同。有次他花１０大枚（合４分多钱）买门票去逛北海公园，站在白塔就可以看见自家的两层楼房。
当时居民一般还没有自来水，都买水吃。挑水的、推水车的到各家去卖，那是谁也离不开的。买菜也很方便，菜农挑着菜在胡同里转悠，主妇们一听吆喝，出门就买。大白菜、萝卜、土豆这“老三样”特别便宜，几个铜子儿一斤。一块钱可以买七八斤猪肉。
孙顺潮在市立第三中学上初中，家里每天给他一毛（角）钱。当时一毛钱换４８个小铜子儿，叫做“四十八枚”；或２４个大铜板，叫做“二十四大枚”。他早晨在西安市场茶馆门外花两大枚（合不到１分钱）买一碗豆浆、一套烧饼裹子当早点，中午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铺花２０大枚（约８分钱）买一份烩饼或炒饼，高汤是白送的。此外如馄饨每碗５大枚，约２分钱，合今人民币７角。
１９３３年父亲的职务被辞退，只好回广东谋生。留方成和二哥两人在北平上学，寄宿在学校，由叔父照顾。
二哥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念书，校址在端王府夹道，学生２８５人。学费每年２０圆。学生食堂的伙食费 每月６圆，合每天两毛钱；如果不喜欢食堂，那么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来圆，四菜一汤。
孙顺潮升高中进了私立弘达中学二院，校址在月坛。这是一所著名的住宿学校。学宿杂费每年３２圆，合今人民币１千元左右。从学校出来，乘坐洋车（东洋传来的人力车）从月坛到西单商场，车钱只要１６大枚（合７分半）。
当时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ｄｉａｎｇｄｉａｎｇ）”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第一路红牌，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途经前门、西单、西四；第二路黄牌，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途经前门、东单、东四；第三路蓝牌，东四至西四，共分四段，途经东单、天安门、西单；以上４段票价依次为：铜元十枚（3分多）、十八枚（6分钱）、二十六枚（8分多）、三十二枚（１角1分）。第四路白牌，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途经地安门；第五路绿牌，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途经天安门；第六路黑牌，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途经珠市口；以上二段票价依次为：十四枚（4分半）、二十枚（7分钱）。电车票比人力车便宜。
方成幽默地说：有轨电车司机要听卖票的吹一声哨子才开车，所以有句俏皮话“老太太上电车，您先别吹！”
上高中时，学校食堂是包给厨师的，吃饭记帐，每人一个小折子，吃一回记一回。校外的小饭铺也一样，只需花一块钱买个折子，吃上三块五块都欠着，满一个月或到放寒暑假前才结帐。中学生每月有五块钱就够了（合今人民币１５０元）。
那时许多店铺习惯于做记帐的买卖。他记得父亲下班以后路过四牌楼下面一家“隆景和”食品店买糕点，可以记帐；路过海鲜铺子买鱼虾，如黄鱼、比目鱼、黄鳝、白鳝这些家常菜，都是记帐。……
高中毕业后，为了考大学，他住进二龙坑宏仁公寓，每月房租加包伙费一共１０圆左右（合今人民币３百元）。据记载还有十来个公寓，如会贤公寓在西河沿路南，房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