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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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在以比法币更快的速度崩溃。朱正家里的生计也越来越不容易维持。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父母亲也没有让朱正因为穷困而辍学。新学期开学前几天，1948年8月27日朱正日记：
“上午，爸爸拿了家中仅有的一个金戒指，叫我去换了做学费，毫无一点吝惜的样子，我不想去，反而安慰我。唉，所以，分数虽然可以不问，然而书应该认真读的。”（引自《小书生大时代》第41—43页）
1949年仍然通行银圆
一直到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中共政权进驻以后，在北京仍然通行银圆。
当时在国立清华大学教英语的美国学者大卫·季德，准备跟中国女大学生余静岩结婚，举行一个基督教婚礼仪式。他们邀请了一位中国牧师。这就牵涉到费用问题。大卫·季德后来在《北京故事》（Peking story ）一书中回忆说——
冯牧师随我一同回到余家。我们与他为支付他多少费用讨价还价。那时，北平流通多种货币，且币值很不稳定。市民讨论比一包香烟贵的一切物品的价格时，都要用银圆甚至黄金支付，或者，用小米或布匹计算。冯牧师要求付给他20块墨洋（墨西哥银圆）。那时，一名仆人一个月的工资是5块银圆。最后，大家同意9块银圆成交。这个数目算是高的。（引自中译本《毛家湾遗梦——１９４９年北京》）
“金元宝兑换法币”的故事
清末民初，富家通常使用银两、银圆，而积存财富则变换为“金锭”（金元宝），每个重量为一两，也叫做“鞋”，因为它的形状像中国妇女穿的小缎鞋。所有这些黄金都藏在北京宅第砖地下面的瓦盆里或墙里的隐蔽处（富翁认为存进银行或兑换成纸币都不可靠）。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3）
1936年前后，国民政府号召所有的中国人把私人储存的黄金兑换成全国通用的纸币（法币），以表示忠心爱国。家住毛家湾大宅门的余老先生，把全部黄金装上马车，运到中央银行换成崭新的百元面值的纸币，珍藏起来。然而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随着通货膨胀和日本人的侵略，不到两年，这些纸币已不再流通，形如废纸了。结果，余老先生骤然沦为穷人。
十多年以后，余家子女偶尔会在柜橱底层或抽屉深处，发现父亲原先存放的一盒盒褪了色的“法币”，或一叠叠发黄的百元钞票，仍旧用原来的包装纸包着。假如这种钱仍然流通，按照1949年的比值，一整箱的纸币只够在北京饭店吃一餐饭。家里原有的黄金只剩下一两条金项链和几只小金元宝，那可能是余老先生当时忽略了，没有拿去银行兑换，或是由家里其他人存放才没有变成无用的废纸。
（根据［美］大卫·季德所著《北京故事》Peking story ，中译本《毛家湾遗梦——１９４９年北京》第149…150页）
金圆券的垂死挣扎
4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据当时人日记，1948年金圆券发行前夕的8月13日，在上海理发一次为240万元，购茶叶一斤80万元，买毛巾袋一件120万元。
由于法币的信用破产，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即发行“金圆券”，再一次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大搜刮。命令规定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货币；如不于限期内收兑，一律没收。并规定黄金每市两兑给金圆券200元，白银每市两兑给金圆券3元，银币每圆兑给金圆券2元，美钞每元兑给金圆券4元。法币300万元换取金圆券1圆。
四大家族通过这些措施，搜刮去大量金银外汇。仅上海一地，就有黄金114。6余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圆369万余元，白银96万余两，均截至1948年10月底数字。（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七期《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及第八辑《金圆券之发行和它的崩溃》二文）。
全国被掠夺的金银外币数字，据美国白皮书透露，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方面报告，金圆券所收兑的外汇，已经超过一亿五千万美元（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中译本332页）。事实上是决不止此数的，一般估计约达二亿美元。
但社会各界以及国内外舆论，对于“金圆券”的发行均嗤之以鼻。金圆券发行不到一周，物价继续飞涨。而黄金美钞外汇黑市，更如火箭似的上升。到1949年6月份，发行额达到了原发行额的65万倍，估计为60万亿元。6月25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规定银圆一圆等于金圆券五亿元，在短短的十个月内，金圆券已贬值二亿五千万倍。法币在金圆券发行前夕，还只要六百万元法币合银圆一圆，真可说是大巫见大巫了。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24日南京宣告解放，金圆券亦成废纸。6月5日起，完全禁止流通，历时10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史，真是开古今中外所未有的新纪录。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古今中外币制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马克贬值还要厉害。在抗战前一元法币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到了实行金圆券前夕，一元法币连一粒大米也买不到了。
通货膨胀是杀人不见血的剥削人民的手段，它比最恶劣的人头税还要厉害，只要持有纸币的人谁都不能幸免。如面额一元钞票的购买力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为原来的百分之一，则等于每个持有一元钞票的人都要无偿交纳九角九分。而事实上法币的贬值不是原值的百分之一，而是百万分之一甚至千万分之一，中国人民所遭受这场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恶性通货膨胀期间，金、银、外币、银币甚至粮食和其他实物，都起而执行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地租变成实物地租，家村及边远地区，甚至恢复了物物交换。有些地区，竟连征税也要实物，不收法币。
总之，恶性通货膨胀，喂肥了帝国主义、官僚和买办；劳动人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残酷榨取和深重盘剥，在此期间，人民遭受的直接损失是十分惊人的，估计被掠夺了价值一百五十亿银圆以上的财富。这是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它指出了一条真理，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通规律（包括纸币流通规律）这条客观经济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否则，不管当权者的权力有多大，必然要受到这条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国家和人民都要遭受一场浩劫。这是多次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的。
浦熙修评“金圆券”
朱正先生在《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浦熙修小传》一文中追述道——
1948年7月8日，国民党当局以“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一大串罪名，宣布给予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处分”。报纸被封，新民报社的采访主任浦熙修原可以离开南京。正好这时，徐铸成要创办香港《文汇报》，托钦本立约浦熙修写“南京通讯”，定每月写四篇，港币百元。她对写通讯还有兴趣，生活也可以维持，于是就留下来不走了。……
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开始出版。9日、10日连续两天，刊出了浦熙修写的南京通讯《是王牌么？》，副题是“改革币制内幕”。接着，又连续发表了《币改的挣扎》、《暮秋南京》、《金圆券的下场》等一系列文章。不能用本名发表，就署名“本报南京特派员青涵（或青函）。这一组文章相当充分地写出了蒋介石统治临近覆灭时候的情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章围绕着当时的两件头等大事展开，即战局和币制改革。
《是王牌么？》谈的是币制改革的内幕，由担任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的黄苗子提供材料。黄夫人郁风在《新风报》编过副刊，浦熙修因郁风的关系去找他帮忙，在他帮助下写了这篇谈币制改革的文章。其中不但有局外人无以获悉的“内幕”，还有财政金融专家才能够作出的精辟分析。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4）
蒋介石在8月19日下令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浦熙修9月3日寄出的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改革币制这张牌摊出来了。是王牌还是烂牌，目前依然是个大疑问。”财政部长王云五是力主发行新币的。他的如意算盘，一是靠增加税收，二是希望缩减军费，三是指望美援。针对这三项，浦熙修的文章分析说：增税一项，同原来预算相比，货物税、直接税增加10倍，盐税增加近60倍。国税署署长认为“绝对办不到。”文章说：“在这民穷财尽的时候，这样的重税真不知从何处去收敛。”军费一项，文章说：“战争不停，军费必将继续膨胀。……改革案最要一点是提高了士兵待遇。士兵每月几百万的饷银，如今增加成每月两千余万，而王部长却希望减少军费，这岂不奇迹？”至于指望以美援来弥补预算，文章引用了美方所表示的态度，指明“大致要成画饼”。分析了各种因素之后，文章指出：“总之内战不能停止，生产不能增加，预算不能平衡，物价也无从稳定。这局面拖下去，今天的金圆券，能保证不变成当年的法币大钞吗？”
《是王牌么——改革币制内幕》还对蒋介石强行以金圆券兑民间金银外币一事分析说：“这次改革币制方案，在经济专家看来，在老百姓看来，都看不出什么是处。但亦有人认为这是在位者精明的打算。这是当权者可进可退能战能守的策略。当然今天局面一切决定于战场。有了二十亿的三百万元一张大钞，今后总可以打几个硬仗的。战而胜，一切问题迎刃解决；战而不胜，白纸换来的黄金美钞，便有个万一的充分准备。”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作结：“目前政府真是全副精力在维持这牌的价值。政府本身亦战战兢兢，俨然扑克场中‘小2’当作‘老K’打的神气。是吉是凶，是赢是输，他们亦捏着一把汗。这王牌到底是不是张烂牌，恐怕时间不久就会证明了。”
果然，不久就证明了这是一张烂牌。浦熙修在《币改的挣扎》一文中描写了金圆券崩溃的景象：“南京抢购声中最不得了的是米店里没有了米。有人走遍全城，买不着一粒米。”“糖果店，蛋糕、面包也都一扫而光。主妇们几天来都不安于室。街头行不通，商场挤不进。首都如今万人空巷，真是盛况空前。”
《币改的挣扎》结尾说：“当币制改革案公布时，大家都知道这法案最多只能发生短时的效用。短到什么程度，当时许多人有了争论，有人估计5个月，有人估计3个月。今天距8·19不到两个月，改革案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这案关系甚大。金圆券垮了，恐怕整个局面都要跟着垮。因此政府今天亦就在币制案底下作最后的挣扎了。”
几天之后刊登《金圆券的下场》，副题就是“随着军事挫败一起垮台。”一开头就说：“金圆券在出世的那一天，它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谁亦没有料到它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更这样丑！政府本来是玩的一套空把戏。那违反了经济法则的改革币制案，完全要靠政治力量支持；但政治的威信，完全以军事的进展而定。目前军事既如秋风扫落叶般败下来，金圆券当然要跟着垮台了。”文章尖锐地指出：“到了这种地步，谁亦知道这已接近大变动的边沿了。”如果要说得更露骨一点，就是蒋介石的统治就要走到尽头了。
11月7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浦熙修坐在家里，听到了每天不断从南京起飞的飞机声震屋瓦，她知道，这反映出了战局的紧张，南京政府已接近它的末日。她为香港《文汇报》写最后一篇“南京通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文章开头就是这样一段：“在这军事山倒、经济崩溃、外援绝望的时候，谁也不相信南京局面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今日南京已陷入混乱、慌张、恐怖的境地，但政府仍然在作着最后的挣扎。在老百姓说来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吧！”文章列举了物价飞涨、教师罢教、美援绝望种种叫南京政府头痛的事情。至于军事方面，文章指出：“东北完蛋了，华北也所剩无几，现在是要作华中决战了。”“这一战有人说是最后一战；假若徐州易手，南京也随着结束了。”
文章以兴奋的心情写的这样几句话作结：“老百姓过着无米没柴又缺油的苦日子，真是活不下去了。但他们也发现了另一个新希望，他们在谈论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