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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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轻率的，而且更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政府最终派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大使赴朝谈判。尽管清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汉城的局势，并派出吴大为钦差大臣，但最终还是默认了《朝日汉城条约》，没有追究日本责任，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这显然是中法战争的影响造成的。
次年2月，日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朝鲜撤出中日双方的一切军队；劝促朝鲜建立自己的军队，中国人和日本人均不得担任教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李鸿章本以为这样就使得日本没有再次驻军朝鲜的借口，却没有想到这恰恰成为了甲午战争的根源。
中法战争结束后，慈禧太后召见了中越边界广西段划界大臣邓承修，说：“此番立约，实系草草了事，朝廷吃亏在无水师。”邓回答说：“无水师难决胜，不独马江之败为然，去岁刘永福之败，亦系江水暴涨，不能立脚，该国轮船驶入，遂败也。且基隆澎湖已失，声息不易通，军械不易运，危在旦夕，不得不作此收场。”
6月，签订和议后，上谕再次指出：“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中法战争之败的教训正是“……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终于导致了海军建设的再一次发展。
9月，慈禧太后下旨再次开展海防讨论，史称第二次海防大筹议。此次讨论影响深远，范围广阔，不仅研究了建立海军衙门、发展海军的重点、落实海军军费、加强海军教育、强化军火、舰船的保养制造，更涉及近代工商业建设的大局。鉴于经费有限，总理衙门最后决定：“……然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他处为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自此，实现了恭亲王、李鸿章等先练北洋水师的夙愿，奠定了北洋水师改建为北洋海军，成为国家海军的根基。
10月24日，海军衙门正式建立，由醇亲王主理，奕、李鸿章会办，善庆、曾纪泽帮办。海军衙门刚刚建立即出现了一个不大和谐的插曲。
1886年1月20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上奏，指责李鸿章事务繁多，又拥兵自重，独擅海军大权。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改由熟悉西洋事务的曾纪泽归国主持训练海军。黄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并称“翰林四谏”，文笔老辣，词锋犀利，其“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以御敌则不足，挟之以自重则有余”等语，更在士大夫中流传一时。黄虽然因此被连降两级，但也足以反映出朝廷内外各派系对李鸿章的仇视和警惕了。
然而，海军衙门虽然在名义上掌握着海军的军政军令大权，但事实上一直也没有能够实现。原因有二，一是始终没有能够明晰权责的分派，二是其实际权限仅限于军政，军令大权实际仍掌握在宫廷和军机处。集中资源的期望在现实运作中显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但无论怎样，这次筹议和海军衙门的建立对于近代海军的建设还是起到了重大作用。首先即是海军教育的大发展。
1887年，中国近代第三所海军院校——昆明湖水操学堂开学。这一学堂的开学有两个目的，一是掩饰颐和园工程，二是造就满族海军人才。醇亲王校阅北洋海军后，深有感触，归来即大力推动军校建设，明确提出：“昆明习战，不过借一旧制，大题实则开都中风气。”其目的明确要造就满族海军人才，为更好地控制海军做人才上的准备。水操学堂全仿天津水师学堂，但因各种原因，学员不多，而甲午败后，水操学堂就停办了。
随着水操学堂的兴办，广东、江苏等地先后兴办了海军学校，也培养了不少近代人才，如鲁迅就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过。但究其佼佼者，还应属天津水师学堂，而福州船政学堂进一步衰落，这与马江之败和清廷决定集中力量发展北洋海军应当是有决定关系的。天津水师学堂不仅成为各海军学校魁首和仿效的对象，更开办了天津水雷电报学堂、大沽鱼雷学堂和北洋医学堂，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办学体系和规章制度，培养出了许多近代中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黎元洪就是1888年毕业的管轮班第一届毕业生。除此之外，丁汝昌在1889年于刘公岛又兴建了威海行营海军学堂，后并入天津水师学堂。
自此，中国近代海军教育进入全盛时期。
然而，此时科举制度的根基依然牢固，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甚至是出洋留学的“海归”，依然被视为杂途出身受到歧视，以至于不少学生依旧转投科举。
第一编 海权博弈关键词：颐和园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后来一直被认为是甲午战败根源之一的事情——修造颐和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原来的京西林苑被毁，因此，同治末年，慈禧母子曾计划重修圆明园，但因恭亲王的激烈反对而告停，甚至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政治风波。
1885年，慈禧太后决定重新修建三海。三海工程包括殿宇、房屋、河流、池泊、假山、花园、堤坝等等，工程百余处，整个工程大修经费约600万两（叶志如、唐益年《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奉宸苑工程处从光绪十一年四月至十六年十月共收银513万两。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官员捐修银、户部及内库帑银，各海关税及海军衙门和神机营的借拨银。其中海军衙门和神机营借拨银约230万两，海军衙门又借拨欠发厂商实银66万两左右，后在正常维修和太后祝寿中又挪借海军衙门141。5万两。10年兴建（1885—1895）共挪借海军经费约437万两左右。但这笔款项并非无偿占用，所借款项后来都制定专款归还。事实上，从财政角度讲，海军衙门在这里面起到的是一个调拨、调剂资金来源的作用，并非一般人所想慈禧太后是想如何使用就如何使用的。然而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显然既不能保证新财源的开辟，也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海军的购舰、训练计划，显然是不利的。
但如果说修建三海还只是挪垫的话，那修建颐和园就确确实实是挪用了。前面提到昆明水操学院的建立，实际上部分目的就是要掩饰重修颐和园的工程。重修颐和园仪式尚是秘密进行，但毕竟如此工程不可能不为人所知，一时间朝野清议沸扬。因此，1888年上谕索性公开进行，但1889年的火灾被清流充分利用，称为天意示警。加之朝野的普遍批评，工程规模大为萎缩。但其总造价目前尚未考证清楚。根据颐和园管理处的《颐和园》所记载，佛香阁等56处工程估价为318万两左右，而其他的工程似乎较之三海工程尚有减少，加之1886年以重修水操学堂名义的68万两拨款，估计总造价不会超过1200万两白银。而此时朝廷财政非常困难，黄河连续水灾，光绪又要大婚，其困难相当之多。单纯的户部财政已无太多余力，因此挪用海军经费几乎是必然的。但各地督抚为讨好慈禧太后，以“海军经费”名义另外集款260余万两报效。此款所名为海军经费，却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毫无疑问的是，海军经费确实被挪用了，对于晚清近代海军的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北洋海军主力战舰“定”、“镇”购后，海军一直希望再购入2艘铁甲舰，就是因为经费无法筹措而被迫取消。对比近代日本，明治天皇在宫中尚且尽力减少用度以筹款购买战舰，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悲哀的对比！
1887年，福州船政局决定建造第6艘铁胁船，并计划试造钢甲快船。然而此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经费成了制约新舰建造的决定性因素。船政局负责人裴荫森四处联络，最终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达成协议，为两广建造二级巡洋舰1艘，穹甲快船3艘，中等浅水兵轮4艘，并为8舰建造拨款48万两。裴认为此费用虽仅足造价半数，但“粤济闽厂经费之不足，闽协粤省工力所有余，制造、用船均属公家，自毋庸两相计较”。不久，第六号铁胁船“广甲”下水拨付广东。之后，3艘穹甲快船先后完成，其中“广乙”、“广丙”拨付，“广丁”因新任两广总督李翰章对海军建设另有想法，故自留并更名为“福靖”，4艘浅水兵轮只有“广庚”完成并拨付。整个19世纪80年代船政局之所以红红火火，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各省海防需要大大促进了舰船的建造，更因为此时一大批留学归来的学生已经成为船政局的技术中坚，已经能够独立地担负起军舰设计、施工指导和监制的任务。
船政局最重要的尝试是试图建造装甲快船。1885年，裴荫森与左宗棠、穆图善等人连衔上《恳请拨款试造钢甲兵船折》，总结马江的教训，认为法国的装甲巡洋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证明沈葆桢当年“无铁甲而兵船恐致失所恃”的判断无疑是有先见之明的。奏折说，德国最新建造了数艘钢甲舰，较北洋新订造的“定远”船身略小，较“济远”功率略低，但费用较省，每舰工料估计40万两，如果福建当时有这样的大型舰只数艘，孤拔肯定不敢轻易开战。
李鸿章接到这一奏疏的副本后，与回国述职的李凤苞讨论，随即对此计划进行驳斥。李鸿章认为，裴“所称船式轻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锋之用。马力速率亦小，钢甲亦薄，犹不若钢面铁甲之坚。估价虽略少于‘济远’，然欲以此敌西国之铁甲舰，恐万不能……”（《议驳船政局请造兵船折》）随即将此钢甲舰的性能与“济远”进行了全面比较。然而，慈禧太后却在裴折上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懿旨：
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既福建所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者安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着其拨款兴办，唯工繁费巨，该大臣等当实力督促，毋得草率偷减，乃至有名无实。
这样的语言在整个洋务运动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可见中法战争失败对于清廷中枢的冲击……
1886年，裴派员出国选购钢甲舰原材料，并于年底开工，1888年1月29日，钢甲舰下水，定名“龙威”。不久，“龙威”被李鸿章调入北洋海军，并更名“平远”。李鸿章在校验后认为质量尚可，造价也比较低廉，但是速度较慢，“尚未可专任海战”。然其文中颇多曲笔，对船政局自造舰船之不屑油然纸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早期的民族造船工业实力有限，国内制造业基础太过落后，熟练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均感缺乏，以至于大量的原材料不得不从外国购入，导致成本明显上扬。另一方面则与船政局是湘系传统产业，与江南制造局并为一时瑜亮，涉及湘系淮系之争。正如当年的左李之争虽为政坛之争，其实背后也是胡雪岩与盛宣怀的商业、金融之争一样，派系之见严重影响了李鸿章的判断与选择。这无疑是李鸿章的责任。就李鸿章而言，明明知道自己一手操办的江南制造局也同样经历了起步的艰辛和发展的艰难，更不会不理解自己拥有制造能力作为保障的重要，却一再因“造船不如买船”而苛求、打压船政局，使船政局在“龙威”后因经费经常无着落，最终因裴荫森调离而逐渐没落，再未能建造如此精良的新式军舰。比照日本方面不屈不挠进行自行建设的努力，在甲午战争中多艘舰船均为自行建造的成就，不能不为此深感痛惜。
第一编 海权博弈章程是要制定的
中法战后，北洋海军制定章程的事情就提上了日程。1888年7月，经海军主要官员和李鸿章的内部讨论后，海军向海军衙门提交了初稿，经过海军衙门与海军舰队官员的再次修订，1888年9月30日，海军衙门正式向慈禧太后进呈《北洋海军章程》，3天后获得批准，遂成定制。
比较1865年曾国藩奏定的《长江水师事宜》、《长江水师营制》，《章程》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是因为近代海军在引进新式战舰、火炮等装备后，一方面大部分海军主要官员都有留学西洋的经历，对西洋近代军制有着感性直观的认识，对比中国旧式水师，优越之处极为明显，另一方面，近代武器装备的应用复杂精密，其程度是旧式水师完全不能比拟的，沿用原有的水师管理办法根本就不可能。加之海军常有与西方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