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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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原有的军制是兵民合一的组织——“旗”，先后设立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在统一全国后，鉴于满族人数太少，军力不足，又以汉族为主组成绿营，弥补满族军队不足的问题，并逐渐成为清军主力。绿营实施兵皆土著的原则，只用本地人当兵，一列兵籍，终生不变。其选拔为骑兵拔于步兵，步兵拔于守兵，守兵拔于余丁，没有余丁了，才从民间招募。所谓余丁，是将营中清出的火粮尾子收养兵丁子弟，已备出缺挑补（月饷银5钱）。余丁拔补制度使绿营成为世兵制，相对而言保持了军队的稳定兵源，并使得士兵相对较易训练。然而这一制度也随着清朝的官场腐败而逐渐腐败衰退了，至太平天国已经不堪救药，练军逐渐取代绿营成为了军事力量的主体。在军制上对传统制度冲击很大。而北洋海军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仿效西方进行改革的。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了官兵分立的近代军事体制。其中士兵包括弁目、士兵和练勇三种。练勇是预备兵员，设编制250人，主要招收沿海的渔民在练勇学堂和“敏捷”、“威远”、“康济”三舰训练，入伍时只考核年龄、身高、健康，能够“略识文字”，经练勇学堂督操官或者是练船管带官，会同大副、医官三人查看合适，由父兄保人出结，定明服役年限，即可成为练勇。练勇分为三级，要在练勇学堂内和练习舰上反复练习“船上各部位名目、绳索名目、结绳、接缆之法；船帆各部位名目，并帆上所有各家具名目，并张帆之法，缚帆耳之法，开帆之法；缝帆之法，帆沿打马口之法；荡舢板；运舵量水并罗经体用各法；船头挂灯；泅水；四轮炮之操法，洋枪刀剑之操法。”遇有各战舰上士兵出现缺位，即由一级练勇择优递补。士兵包括水手、炮目、各色当差兵匠，水手也分为三级，三级水手由一级练勇考升，炮目则由一级水手考升。各色当差兵匠包括管旗、管舱、管油、鱼雷头目、鱼雷匠、生火头目、生火匠、电灯匠、锅炉匠、洋枪匠、油漆匠、帆匠、木匠、铜铁匠等，属于技术兵种，则分别由机器局、大沽鱼雷学堂等选调，或专门招募。
军官仿效英国海军的惯例，分为战官和艺官。其中的战官是指管带、大副、二副、三副，相当于英国海军的指挥军官，艺官则是指各舰的管轮官，也就相当于英国海军的技术军官。《章程》首次明确了军官必须从水师学堂毕业，经过专业训练，明确否决了以往行伍出身也可以晋升军官的可能，提高了军官的专业化程度，是值得特别提出的进步，但是也将英国海军中的弊端全盘接受。尤其在战官和艺官上，几乎全盘接受了英国海军19世纪中叶的不正确认识。
当时英国海军的指挥军官全部出身于“军校生”，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没有正规的海军院校，只有停泊在朴次茅斯的“不列颠尼亚”和“印度”2艘老式军舰容纳了大约150名“军校生”，而大部分的军校生在从海军预备学校毕业，选拔考试合格后，从十几岁开始就要在战斗军舰上服役，且大多数在远离本土的海军巡逻地区。其所学习的战舰和海战的训练主要由海军士官管理，在20岁左右会被授予尉官军衔。由于需要相当高昂的学习费用，这些军校生通常出身于富有的工商业家庭或者是贵族，然而他们所学到的仅仅是航海和作战的知识，对于技术则是一无所知。而技术军官主要来源于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家庭，要在工程学校和机械制造公司接受长期的工程技术训练后才能加入海军，其地位远远低于指挥军官，不仅待遇颇差，且永远没有指挥军舰的机会。这种差距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阶层差距在海军中的表现。而北洋海军对此全盘接受，尽管由于其管轮官主要为外聘洋员，待遇、地位尚较高，但仍然无法与指挥军官相比。相当一批指挥军官缺乏对舰船技术和性能的充分了解，对于后来的战事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同时，《章程》还参考各国海军军制，明文规定：“自授职守备之日起，按资推升，无论在船在岸当差供职，总以二十年为限。”在军衔上，参考英德军制，指出：“查英国海军官制，其提督一、二、三等，或会办海部，或统领各军，或督办各口船政。德国一等提督系海部大臣兼摄，其二、三等提督则统领海军巡防要地……”因此，专门规定了舰艇官兵从管带、大副、二副、三副、水手总头目（军士长）、炮目、水兵、当差兵匠完整的职务序列，并明确规定了提督、总兵、副将至经制外委的职衔，与舰艇职务一一对应，初步实现了职衔的统一，其官兵待遇也远远高于同级别的陆军。
《章程》还规定了以长方形黄色飞龙旗作为国旗，以替代1862年为军舰和商船制定的三角形龙旗。这也是近代中国出现国旗之始。1888年12月17日，上谕：以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记名海军提督林泰增为北洋海军左翼总兵，记名总兵刘步蟾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光绪朝东华录》）。这份上谕不仅仅是初步确定了北洋海军的官佐，更重要的是，它明确了北洋海军最后的名称：“北洋海军”，而不再称“北洋水师”，正式成为了国家海军。
根据《章程》，北洋海军在编战舰共25艘：即铁甲舰“定远”、“镇远”，装甲巡洋舰“来远”、“经远”，装甲巡洋舰“致远”、“靖远”，钢甲巡洋舰“济远”，撞击巡洋舰“超勇”、“扬威”，蚊子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鱼雷艇“左队一”、“左队二”、“左队三”、“右队一”、“右队二”、“右队三”，练习舰“威远”、“康济”、“敏捷”，运输舰“利运”。但海军衙门很清醒地认识到：“海军一枝，局势略备。然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尤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目前库藏支绌，故难遽议添购，而规划远久，造端不可不宏。拟俟库款稍充，再添大快船一艘、浅水快船四艘，鱼雷快船二艘，庶战舰可敷用。另添鱼雷艇六艘、练船一艘，军火船一艘，测量船一艘，信船一艘。”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北洋海军的这一计划并为能够实现，至甲午战争爆发前，仅仅增加了巡洋舰“平远”、鱼雷艇“福龙”、运输舰“海镜”而已。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14卷册，北洋海军的提督职责仅仅是统领全军的操防事宜，归北洋大臣（而不是海军衙门）节制。其管辖范围仅仅限于各艘军舰及舰上官兵以及相关的勤务保障部门，而诸如营务、财务、教育、船坞、武备等部门却不归属提督管辖，而是由北洋大臣直辖。这种体制在后来给北洋海军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编 海权博弈基地问题
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对于北洋海军“拱卫京畿”的基本任务定位非常明确，因此，黄海作为北洋舰队的外防卫圈，而渤海则应成为北洋海军的内部基地水域。因此，海军基地无疑要在环抱渤海湾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选择。经过十余年的勘察论证，先后研究了烟台、大连湾、天津、旅顺口、威海卫、胶州湾等多处地点，最终决定，选择旅顺口和威海卫为基地。李鸿章为此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说：
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北洋海滨欲觅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与布置。唯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易。
会办北洋事宜吴大认为，第一，海军基地必须设防，是其得以发挥功能的前提。“聚船处须有炮台与船坞相互表里。”海军基地以后勤保障为要务，“凡船之军械、粮食、煤炭必以船坞、栈房为后路。”第三，海军基地防务的关键是炮台。基地“以后路为最重，保护后路之炮台，较他口为尤要”。直隶候补道、管理鱼雷营委员刘含芳也认为：“水师口岸以修船之坞，供船之煤，最为要务。而煤为尤重。无坞则船不能修，无煤则船不能行。”这是北洋海军最终决定选址这两地的根本原因。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是天然深水港，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明清两朝都曾于此训练水军。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后，李凤苞常向李鸿章建议在此设立军港。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李鸿章最初属意大连湾，但经考察，发现大连湾口门太过宽阔，陆基炮台数量过少则难以掩护全局。以当时北洋的军力来说，如果集中于此，就没有什么机动兵力了。因此，决定“先择著名险要之旅顺口屯扎以扼北洋门户”。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距辽东半岛107海里，自此向东40多海里便是海路要道成山头，再向东200余海里可达朝鲜半岛西海岸仁川港，正当“黑水洋航路”。
与旅顺口遥遥相望，互为犄角，控制着由渤海湾进入黄海的水上要路，军事战略位置至为重要。1874年，郑观应即提出：“为今计，宜合直、奉、东三省之力，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北接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然而由于经费紧张，清廷直至1887年才开始动工修建威海卫基地。
除此之外，北洋海军还计划动工修建胶州湾基地、大连湾基地，以作为威海卫和旅顺口的补充。其中胶州湾基地1889年开始动工，但未能完成，而大连湾基地则因经费原因一直没有开工。
旅顺口、威海卫，加之大沽，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渤海三角防御体系，且各有侧重。然而这个布局仅仅考虑了渤海的内环防御和黄海的外环防御，而对于华东、华南地区的海防则根本没有纳入计划，显然又是门户之见的体现。且在选址中也未必尽善尽美，尤其是旅顺口，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海防》中尖锐批评道：“旅顺濒南后路连接大连湾，由大连湾在北约金州交界处，地势如人颈忽然收束，东北两面皆海，狭仅七十里。倘敌人于此登岸，坚筑营垒以断我后，再以铁舰游弋口外，以扼我前，则旅顺遂成绝地，援兵、军火、饷道皆不通矣。”而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都不幸为其言中。
北洋海军三大海防要地中，大沽口是最先设防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大沽口作为京畿要地，就被清廷设炮台防御。李鸿章任北洋大臣以后，因先后调来“操江”、“镇海”等舰需要锚泊修整之处，乃利用天津机器局的力量，先后建设数个船坞，并大力扩建各种基本设施，将大沽口和天津机器局建设成为北洋海军初期主要的修理场所和军火生产基地。但由于大沽口河道较浅，且深入渤海，过于靠近京畿，对于执行防御未免显得过于靠后。故1890年旅顺船坞落成，舰队主要维修基地即转至旅顺。但大沽口炮台依然予以加强，至1884年已设大型炮台6个，小型炮台数十个，派罗荣光等军守备，另有蚊子船6艘协同配合防御。形成了比较严密的防御体系。除此之外，在天津，李鸿章还设立了总理水师营务处，天津海防支应局，天津军械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将天津建成为北洋海军的管理中枢和总后勤基地。鉴于当时北洋舰船使用燃煤均用唐山开平块，还专门铺设了中国第一条自造铁路——唐胥路，以保证燃煤的供应。
旅顺海军基地则是北洋海军海防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程。旅顺口内由老虎尾半岛延伸，天然分为东西两港。北洋海军当时主要营建了东港，兴建了大型船坞，多个大型码头，兼有修理厂等一系列附属建筑，是北洋海军最重要的维修保养基地和前进基地。为此，在旅顺口依托地势向海布置了9座大型炮台，安装火炮58门，其中200mm以上重炮9门，威力极大。因为旅顺口后路狭窄，易被封锁攻击，因而在金州至旅顺地段，又先后布置数个炮台群，将旅顺后方各处也全部置于炮台火力范围之内，形成了相当严密的火力配系。
旅顺口建设历时10年，主要负责人是袁保龄。袁出身名门，却极其认真负责。其接任旅顺口基地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