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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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言：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致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知我罪我，付之千载。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另一位时代的旁证者赫德则在致金登干的信中说：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睡着了。
而从1874年到1895年的21年间，北洋海军曾是洋务运动成就的代名词，仅仅21年的光辉，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中国的海权从起点再次回到了起点。
应该说，近代中日两国都曾经遭受海上外敌入侵，海军海防都是政府着力经营的重要事业。然而，李鸿章力主创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事业，源于他对时局的基本评估。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尽管其明确地认识到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但他对于国防战略的基本主张却是陆主海从。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唯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1897年，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说：“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唯独没有舰队决战海上，争夺制海权的观念。
这种消极防御的海军战略，曾经导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所属军舰坐困于马江，结果却是被法国舰队全歼的惨痛悲剧，也决定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必然失败的结局。
而在外交上，甲午惨败掀起了列强对中国的再一次瓜分狂潮。借“三国干涉还辽”，德国、俄国先后以各种借口强占了胶州湾、旅顺口，英国占领了威海卫，法国占领了广州湾，福建则成为了日本势力范围。一时间中国沿海的重要军事港口均落入列强之手，这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和海权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障碍。
赫德记载说：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日子里，翁同曾来拜访他，问他是否还有时间去做以前他所建议的加强中国国力的措施（改革、陆军、海军、财政、吏治），“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的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地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于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他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险恶的形势再次将中国逼向了变法改革的大门口。1898年，维新思想已经此起彼伏。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爆发。然而，慈禧立即反击，9月16日政变成功，光绪被囚于瀛台。也正是这一年，65岁的恭亲王于5月29日病故，至此，早年镇压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的“同光中兴名臣”除李鸿章外，都已辞世。李鸿章本人也于次年被逐广州做两广总督。当菜市口滚落谭嗣同等“六君子”人头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连最后一批“制度内的改革者”都容不下的大清王朝灭亡就在眼前……
而日本，依旧在不远的地方谋划着下一次进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
第一编 海权博弈终成买单者
。c。 。c。——中国踢了世界上最大的“乌龙球”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具有规模的“殖产兴业”正式开始。之前日本因资金短缺，成效有限。《马关条约》中国的巨额赔款，以及自此而后中国市场的“门户大开”，加上日本经营殖民地台湾、朝鲜等的榨取，皆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中国成了日本走向工业化国家的最大买单者。
甲午战争的赔款2亿3000万两（3000万两是归还辽东半岛所追加），换算成日币为3亿6451万元。日本在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时的国家预算只不过是9000万日元，可见赔款数目达到当时日本4年财政收入总和还多，成为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的巨大资金来源。日本对此赔款资金，除了半数充当海军与陆军的扩张费之外，又多方面利用为发展实业、充实运输通信等基础建设费，以及台湾新殖民地的经营费用。例如日本近代钢铁业的创兴，著名的八幡制铁所，就是配合军需工业，从赔款项目下拨出58万日元经费设立的；其原料的铁矿也是长期仰赖从中国与朝鲜进口，在卢沟桥事变后的1938年变身为“日本制铁”，战后被盟军总司令部（GHQ）分割而后再合并为“新日铁”，超越美国钢铁业界，至20世纪末的1997年中国钢铁制造业才赶上来。
事实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迄日俄战争期间，有85％的企业是在甲午战争后建立的。因为企业的发展，首赖运输、通信等基础建设的配合，日本因靠中国赔款的资金，可以在不需借入外资的情况下，完成其“殖产兴业”计划。
中国的赔款也使得日本确立金本位制，而顺利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1870年左右，英、美、法等经济先进国家建立了金本位制，以黄金作为国际间商品及资金的计算标准，而不再以白银为货币准备金。这时候的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还仍然采用银本位制，随时冒着银价波动的汇兑风险。日本要求中国《马关条约》的赔款在英国伦敦以金元偿付，利用此巨额黄金为准备金，于1897年公布货币法，实施金本位制。日本从此跳出了亚洲国家使用银币的限制，在商品与资金的流动上，可与西方先进国家直接竞争。这是日本进入世界经济体系，走向国际化社会的划时代里程碑。
同时，中国市场的开放与关税的不平等，使日本的对外贸易直线上升。《马关条约》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货物限于5％的关税，且准许日本人在中国各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机器只缴纳进口税，所制造的货物则豁免内地税。相对的，日本修改其关税定率，对工业制品及农产品，均课以20％以上的高税率，中日两国在关税不平等的条件下，贸易竞争的胜负立见高下。
自维新以来，日本一直以丝、棉、茶三者为主要出口商品，至1920年为止，丝仍是其最主的要输出品。日本于1891年首次将棉输往中国，而《马关条约》后的1897年，日本的首次出超即仰赖此项商品。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正以丝、棉、茶为其累积资本的主要商品，但因关税与贸易条件的不平等，使中国陷于毫无竞争力可言的处境。
维新以后，日本的经济成长与外贸出口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如果与同时期的美、英、德等国的国民总支出结构作比较，则日本的出口与海外所得，从7％成长到接近20％，而美、英、德等国极少超过5％。在世界的六大洲，这时期日本对亚洲的进出口也是占最大的百分比，从19世纪末的大约20％，持续上升到1930的49。7％。这说明日本挟其工业发展与关税最惠国待遇的双重优势，使亚洲各国居于相对的劣势，不断地遭受日本经济力的浸透。甲午战争之前到之后，日本对亚洲的进出口，从1890—1894年的28。9％跃升到1895—1899年的39。2％，即为一明显例证。
另外，台湾和朝鲜等殖民地，提供日本工业化后所短缺的粮食。日本工业化后，产业人口变动，农业人口大量移入都市，转业成劳工，造成粮食短缺，此时往往需要仰赖粮食进口，法国和德国工业化后也曾出现如此现象，因而减缓资本形成的速度。日本地窄人稠，缺粮情况更为严重，维新以来米与糖二项的进口，即占进口总额的10％以上。日本所以能顺利解决工业化后的粮食问题，全靠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外地米”的进口，而节省外汇。台湾产蔗糖从1896年起很长一段时间均占农作物生产的95％以上，台湾产食米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1935年达50％以上，均输往日本，遂形成“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台湾对日本供应农产品的依赖关系。
殖民地另外还有平抑物价的作用。当工业化而人口集中都市、粮食减产时，粮价随之上涨，此又带动工资上涨及减少生产能力。但是日本从台湾和朝鲜输入廉价的米粮，平抑物价、稳定工资，而能加强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因为拥有殖民地供应粮食，可以压低工资和劳动所得、加速累积资本与扩充工业，而以较低的国际行销价格，形成外销工业的竞争利器。
甲午战争与取得殖民地，也扩大了日本政府的税基。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以直接税为主，在战前10年平均约占税收的64％。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开征专卖税、消费税，使税收转移为间接税。战后10年间接税成为主要税目，平均约占税收的55％。战前10年，平均每年税收约6500万日元、战后10年每年平均1亿2400万日元，税收的成长几达一倍。在1910年初期，单单台湾产砂糖一项在日本销售所课征消费税，每年就有4500万日元的税收贡献。经营殖民地的利益，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从另一种观点来说，赔款与取得殖民地，也成为日本转向政党政治的契机。订立《马关条约》之后的1895年秋天，板垣退助所率领的自由党改变态度，与伊藤博文的藩阀政府合作，因为日本有巨额赔款而同意政府扩张军备。到了1898年，自由党与进步党合组为宪政党，成立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即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合作的“隈板内阁”。日本政治史上，藩阀与政党的斗争告一段落。其后，藩阀的伊藤博文也组织立宪政友会，使藩阀转向政党化了。这一切转变，如果没有外来赔款的庞大资金，日本是否能顺利进入政党政治的局面就值得怀疑了。
日本在1985年《马关条约》取得空前绝后的巨额赔款，食髓知味，而在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之际，日军派兵22000名到中国，是列强中派兵最多的国家。然而，义和团事件的庚子赔款4亿5000万两（当时中国人口据估计是4亿5000万人，等于是每人赔1海关两），其中日本只分得3479万两，比俄国（1亿3037万两）、德国（9007万两）、法国（7087万两）、英国（5062万两）少很多。
1904—1905年期间的日俄战争，为了战费，日本政府在国内发行国库债5次，共4亿3488万日元，并依日英同盟向英国募公债4次共6亿8959万日元，以及临时公债1亿8959万日元，总共举债13亿1354万日元之多而打败了俄国。结果未能向俄国取得分文赔款，就是割地也仅限于荒凉的库页岛南部，而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俄国将在中国东北的权利转交给日本。中国再次成了日本走向工业化国家的买单者，从而完成了晚清在这个世界上踢的最后一个“乌龙球”。
第一编 海权博弈甲午之战：东亚秩序的拐点
甲午之战后，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发生改变——中国丧失了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机遇，而日本却由此开始现代化进程并进入世界列强行列。
甲午之战，是发生在东亚文明板块内的激烈撞击，是由东亚秩序与西方秩序之间的冲突引发的。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使东亚秩序遭到破坏，而日本随后成为东亚秩序的挑战者。一些政治学家认为，西方秩序呈垂直结构，以帝国式等级体系将许多国家联系在核心国家周围，即强国将弱国作为经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