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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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的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1872年，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1875年5月，直隶和台湾试办煤矿，后来台湾基隆煤矿成效显著，年产量达到54000吨，它是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1890年，为了抵制洋铁进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1893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10个工厂，3000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1879年9月18日，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1884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1878年3月，以天津为中心，仿效西方，试办邮政，这是中国近代邮政之始。1881年，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竣工。1885年中法战争后，洋务派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到1895年为止，全国仍陆续修建了360余公里的铁路。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总督府安装了第一台发电机，开始了中国电灯取代油灯的时代。
洋务运动支撑中国建立了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如果没有洋务运动提供的军事装备，左宗棠是无法规复新疆的，中日战争也会提前10年在朝鲜爆发。
如果按照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在东亚将没有日本的海权战略优势。于是，日本坐立不安。甲午之战前数年，日本国内“武功派”一再要求立即出兵朝鲜，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其理由就是鉴于中国不断更新装备，如北洋舰队的成军、海防要塞的兴建等，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而“文治派’则因财力匮乏“万难冒昧”，不愿意轻易冒险。到了1894年，主战派认为形势急迫，“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再加上这一年为西太后六十大寿。中国朝廷正忙于“万寿庆典”，机不可失。日本政府上下意见趋于一致，故决心挑起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然而，它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却是十分慎重的。它把北洋舰队视为自己取得制海权的最大威胁，提出了几种不同的作战方案，甚至考虑到一旦海战失利就要撤退全部侵朝日军固守本土的问题。从上面日本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可知，他们对洋务运动一直是深感不安的。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赔款白银二万万两。这一笔总数2亿3000万两白银的巨款，相当于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倍（甲午战争之前清朝的年收入是6000万两白银），日本年收入的4。5倍。此后，日本将90％的赔款发展军需工业，建立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体系。1896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10年扩军计划，40％的经费直接来于中国的赔款，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打好了基础。从1894年到1903年末，日本各种公司数目从3067家激增到9247家，资本总额从2。5543亿日元增加到8。87606亿日元。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0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中国则财政枯竭，经济崩溃，为支付赔款不得不增加税收，并向西方列强借债度日。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第一编 海权博弈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1）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
。c。千年宿敌、四次战争
在源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扩展到亚洲和中国之前，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华夷关系。华夷关系是位于欧亚大陆东端，自近代社会之前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封闭的华夏文明，如何处理与其周边民族和文明的一种历史制度。华夷制度作为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前的中华文明处理其外部关系的制度，自有独特之处：
一、华夷关系是等级制的，中国处于核心地位；
二、华夷关系是本质上和平的，当事各方按华夷关系各尽其职时，和平有制度性的保证；
三、华夷关系内中国的文明程度、国力规模和经济实力均远高于周边国家；
四、华夷关系在历史上比近现代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全球帝国主义更友好地对待了中国的周边国家。
因此在华夷关系制度下，中国周边所有的国家，如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泰国、尼泊尔以及更多的大大小小中国周边的统治者，都与中国循华夷关系而保持着一种本质上和平的关系。而世界历史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起源于欧亚大陆中部欧亚大草原的蛮族游牧民族，同样是华夷制度所处理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华夷制度下中华文明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与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交往，而当游牧民族的扩张侵入中华文明的底线则开始强力反弹，一方面大规模用兵击败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却适可而止，始终未将中华民族变成以战争和征服为文明目标的战争民族。
中华民族之伟大的关键历史因素之一就在于这种本质上是和平和友好待人，但却能在必要时大规模使用武力恢复和创造秩序的华夷制度，而且华夷制度的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包容性极大，历史上数度非汉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同样运用华夷制度去规范与周边其他民族的关系，元朝和清朝就是典型的范例。而日本，却始终是历史上中国对外关系也就是华夷制度中的一个异数。
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总要形成不同的种群、占据特殊的空间位置，然后与其他种群和物种发生各种关系。生态学一般认为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千变万化，但总体上可分为：一、受益，二、受害，三、中性。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要服从这些生态学的客观限制，所以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捕食、竞争、合作、互助等模式。因竞争和捕食所导致的人类战争状态，在历史上始终是人类社会和国家演变的最大动力，而合作和互助，却是人类理性生存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
并存于亚洲大陆东部，却因为海洋隔离而各自据有不同生存空间的中国和日本，其关系并不像华夏农业民族和西北方欧亚草原地带里的游牧民族间关系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互相依存、高度竞争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与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成功地对抗和融合过的游牧民族不同，日本文明是纯粹的农业和渔业文明，而且由于海洋的地理隔离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亚洲大陆大河流域内的华夏文明发生直接和大规模的冲突。
而日本文明的地理环境、资源和面积均有限，而经年位于自然界各种灾害威胁下的客观环境，以及外部中国大陆文明所达到的辉煌成就，使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东亚大陆情结，即想走出日本诸岛，到更广大的东亚大陆去生存。这样，日本和亚洲大陆上的周边国家关系中，就始终存在着一种超出普通国家和平共存本能的内在冲突张力。所以在本质上，日本无法与东亚各国和平共处，除非一个东亚大地域和平体系能成功地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纳入其内，而历史上这个体系已经存在过，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其另一个名称就是中国的华夷体系。
历史上中国已经数度成功构建了跨越整个东亚乃至周边区域的天朝礼治体系，但日本始终未能被完全纳入其内，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碍功能，使中国的力量未能投射到日本。而日本同样在其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再尝试冲出日本群岛到亚洲大陆建立更庞大的封建帝国秩序，以取代中国在亚洲固有的秩序。这样中日两国在近2000年的相互交往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明确与对方的位次和力量对比关系，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如朝贡体系或盟约加以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就是至今为止两大文明区域相互冲突和构建亚洲体系的历史，因此中日关系在长时段内是非体系化和缺乏内在稳定的，这其中明显的例子是中日千年历史上的四次战争。
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地理关系，始终牵涉到朝鲜半岛，这是因为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中最接近日本群岛的大陆地块，日本想与东亚大陆发展各种联系，在人类技术尚未能完全控制海洋之前，都必须通过朝鲜半岛。正因为如此，朝鲜半岛上的居民一方面事实上与日本居民有密切的血缘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除了自身与中国的中原和北部区域有密切关系外，又同时构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天然地理通道，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单纯的中日关系，而只有中日朝三边互动关系，这一点，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清晰。
中日关系2000年，体系内的关系是朝贡关系，日本一度与中国、朝鲜半岛形成东亚体系，这时期亚洲，乃至中日关系是和平和谐的，而当日本企图从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外自立体系，形成以日本为核心时，冲突和战争立即开始，尤其是日本试图全面扩张时。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
第一编 海权博弈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2）
。c。1。 第一次中日战争，唐破百济及日本援军之白江口大战（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
由于日本开化远远晚于中国，当中国已经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而入盛世唐朝时，日本才在5世纪初步完成了国内统一，之后形成了被中国史书称为“倭国”的统一国家，而统一后的大和——倭国，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当时东亚乃至欧亚大陆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理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大化改革”后的日本增强了天皇和中央政权的权力，日本开始逐步摆脱以前日本本土上众国林立、四分五裂、并一度依附朝鲜半岛上较强的国家的局面，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
而当时曾一度为汉代中国疆域的朝鲜半岛，由于汉帝国衰退后中国数百年的中心区域混乱，而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然后在公元4世纪后陆续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由于没有更高的区域性的权威力量制约，这些国家相互间长年陷入战争和对抗状态。而为各自的生存，这三国又分别向朝鲜半岛外的唐朝和日本寻求结盟，最后形成了当时的大和日本（倭国）、百济、高句丽为一方，唐朝和新罗为另一方的战争对抗阵营。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