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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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中所说的，“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
在这一年的策试中，受到激烈刺激的光绪皇帝在保和殿策试天下贡士的时候，他希望从士子的回答中寻找解救的策略，便把策问的问题集中到了军事上来，追问士人们“孙子练兵，吴子治军，李靖之问对，所详手法足法，明王骥、戚继光所论练兵之法，其目有五有六，能备举之欤？……究极精微，谙求韬略，若淮南子兵略训、杜牧战论、苏轼训兵旅策，见诸施行，果能确有成效否？”再问关于财赋的事情，“国用必有会计，禹巡狩会诸侯之计，其说何徵？周礼小宰，岁终令群吏致事，郑注若今上计，司会逆群吏之治，听其会计，有引申郑注，受而钩考，可知得失多少，见于何书？”这显然又是临时抱佛脚。练兵、聚财，无非是富国强兵的老思路，其实在中国士人官僚中，早就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只是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一方面对危机有深刻的认识，但另一方面还都对中国的命运有着很高的期望，一方面对西方富强之术十分仰慕，但另一方面对中国道德文章还怀有信心，所以希望用这种后来称为“中体西用”的思路来挽救危局。1887年2月，曾纪泽这个最早意识到中国危机的士人曾经在香港的《德臣西字报》中刊登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中国先睡后醒论》，文中虽然也用一个“睡”字承认中国面临的危机，但又列举了中国购买战舰、修筑炮台、保卫属国、抵抗外敌等等，认为是中国已经从睡梦中醒来，然而，在不到10年的1895年，当国依然不富，兵还是不强，而东洋人却真的崛起的时候，这种从容和自信的心理崩溃了，人们发现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醒，他们真正醒来，正是在这个令中国人真正感觉到痛彻心脾的1895年，这种苏醒好像不是自然的苏醒，而是被某种惊人的声音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乍一醒来的人，有几分恼怒，几分惊慌，还有几分茫然，就像光绪皇帝的醒悟，就似乎象征着整个中国的一种反应，就是在惊慌失措以后的紧张和焦虑，这种紧张和焦虑的反应，恰恰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激烈改革甚至革命思路和策略的出现。
第二编 视野PK1895：中国情绪（2）
彻底改革突然成了上下的“共识”，激进情绪突然成了普遍的“心情”，曾经是顽固保守的官员、给中国带来压力的洋人、对国家积弱状况并无深切了解但是有切肤体会的平民百姓，以及始终自觉承负着使命的知识阶层，似乎在1895年的刺激中，一下子都成了“改革者”，而改革趋向竟是相当一致的向西转。这一年，王同愈路经杨村，拜见袁敬孙，袁给他看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他觉得这书“深切时务，洞烛利弊，国家诚求富强，舍此奚择哉？”于是作书致缘督同年，并附此书“转达常熟师，进呈黻座。一人独端于上，幡然大改前辙，富强之效，不难速致也”。那个时代，各种大胆的思路都开始出现，而对于传统的怀疑和对于历史的批判，也开始越来越激烈。在这一思想转型的背后，有两种观念已经不言而喻地成了人们思考的基础，一个是普遍的世界主义观念，在弱肉强食的现实支持下，在成王败寇的心理刺激下，人们相信世界必然向一个类似于西方列强的方向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一个是个别的民族主义观念，人们相信只有民族与国家的强大，才能够与列国一同存在于世界的现代秩序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1895年以后，新的传媒、新式学堂、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的出现，西方知识与思想在这些载体的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如果说，1895年以前的士人们尤其是大儒，甚至沿海士大夫对西学还有“一种普遍的漠视”，“一般士大夫思想上的门仍然紧紧地关闭着”，但是“在1895年以后开始有了极大的转变”，而《万国公报》的言论也表现着这一倾向，“以甲午战争为分野，《万国公报》的言论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以前大多没有超出通商筑路、改革科举的范围，那以后便转向‘不变法不能救中国’”，为了更快地引进新知，当时的人还想到一条捷径，即从善于翻译的日本那里转手引进西学，这条途径由于日本迅速崛起和中国不敌日本，很快被大多数急于求成的人承认。于是，中国在东洋和西洋的两面夹击下，开始走上了越来越急促的不归路。
这一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的名文，题目就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题目同样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给中国选择的出路，只有“富强”，才能应付这种巨大的“世变”，只有应付了这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保存民族的血脉不至于香火断绝，为了这种绝对优先的目标，中国只能接受西洋现代化的途径。也是在这一年，他译好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他还没有拿出去印，却在不久就已经不胫而走，陕西味经售书处抢先把它拿去印刷出版，很快就风行一时，特别是一开头的“物竞”、“天择”两词，给处在19世纪末那种难言心境中的中国人，增加了几分紧张，几分焦虑，而结尾处的“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句话仿佛成了20世纪初中国的谶言。
第二编 视野PK中日博弈格局中的国脉悲歌（1）
甲午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格局与规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王朝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视野和心态。
国脉图强，国脉悲歌，在长达几十年的战略推进中，中国铁路见证和承受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和难言死结。
1825年英国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铁路之后，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于是欧美各国接踵而起纷纷效法，在短短10余年间铁路建设即有长足进展。处于封建末世的中国在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惊人的新生事物之后，也深深为之吸引。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考略》等书都对铁路作了初步介绍，而洪仁则于1859年在其所著《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出了要在神州大地之上修建铁路的具体建议。他说：中国各省应当皆有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显然，他是把铁路作为人身血管来看待的。只有血脉流通，才能健康无病。
将洪仁修建铁路的理想付诸实践的却是敌对派李鸿章。李在1865年以前对于铁路为何物尚属茫然，1867年后才有所转变。而转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显露：
1871年日本一再要求与中国缔结通商条约一事引起李鸿章的警觉。李鸿章上奏清廷说：“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造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国技艺。”其志不小。“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在这里，李鸿章对于日本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动向深感不安，特别是对它“广购机器兵船，仿造枪炮铁路”之事深以为忧。因为当时中国尚无新式海军，更无一寸铁路。
1872年日本擅自宣布琉球为“内藩”，接着又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生番杀害一事，竟向清廷大兴问罪之师，使得李鸿章深感忧虑。可以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就把防御外侮的重点放在日本身上。为此，他又奏陈清廷说：日本近年“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于是除了加强军事力量之外，李鸿章鉴于日本“仿造铁路火车”，也把修建铁路事宜提到日程上来。
1874年12月，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正式提出了修建铁路的问题。他说：“中国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唯地段过长，事体繁重，一人精力断难兼顾。”倘使“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可见李鸿章对于铁路在军事上的价值已有相当认识。
1888年，李鸿章鉴于日本野心勃勃，在建议兴修津通铁路（天津至通州）时，又提出了两项理由：首先，有利于战守。“沿海设防，固须有精锐水师而后能战，尤赖有精炼之陆师而后能守。”一旦铁路修成，即可使水陆配合，相得益彰。其次，有利于掌握军事主动权。李鸿章说：“圣朝幅员广大，超越前古，如欲令沿海各省，逐处皆屯重兵，即使财赋所入足资供给，设敌以偏师相扰，我即须全力因应，长年不休，何以堪此？”可是有了铁路之后，“则运兵神速，畛域无分，粮饷煤械，不虑缺乏。主灵而客钝，守易而攻难。”实为以逸待劳的万全之策。津通路虽因清廷内部意见不一而未能兴修，伸津榆路（天津到山海关）却很快动工了。这里反映李鸿章对于修建铁路在军事上的价值所具有的认识，又较前有了进步。至此，筹建铁路就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李鸿章奔走呼吁不遗余力。
铁路的兴建因为牵涉到风水地脉、坟墓田庐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而尤为棘手，故李鸿章、刘铭传、丁日昌等洋务派人士虽于70年代初即大声疾呼倡议修建铁路，却因障碍太大一直难有大成就。为此，李鸿章一再请求掌握朝政的满族洋务派恭亲王奕给予支持，李“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津（淮阴至天津），以便南北运输”；旋又慷慨陈词说：“将来欲求富强，舍此莫办，倘海有铁舰，陆有铁道，国家之真实声威，始能树立，外人断不敢轻于动手，请主持大计。”
可是，修路与反修路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从1880年至1887年，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因为兴修铁路的问题发生了两次大争论。
第一次争论是由刘铭传于1880年奏请修建铁路而引起。顽固派张家骧等人认为修路有弊无利，主张应“将刘铭传请开铁路一折，置之不议”。李鸿章则全面分析了修路对国计民生所带来的通商、惠工、方便行旅等9大利益，批判了顽固派所持的种种缪论。他还致函奕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船兵器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
由此可见，李鸿章把铁路未修视为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其时代危机感已情见乎词，流露了十分迫切的焦灼心情。不仅如此，他还从经济与军事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论述修建铁路的必要性说：“夫中国有可富可强之资，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建永远不拔之基。”然而这次争论的结果，却以顽固派的胜利而告结束。清廷发布上谕说：“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
第二次争论是因李鸿章函请奕、奕二人主持修建铁路大计而引起。从1883年起，至1887年止，前后历时5年，双方反复辩难，最后以清廷同意修建津沽铁路（天津至大沽口）而告结束。
然而在此期间，却先后发生了日本并吞琉球（1879年）、中法战争（1884年），以及由于日本亟谋侵略朝鲜而引发的“壬午兵变”（1882年7月）与“甲申政变”（1884年12月）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从南海之滨到鸭绿江畔，干戈扰攘，警信频传。
第二编 视野PK中日博弈格局中的国脉悲歌（2）
甲午战前的中国铁路就是在上述情况下，以极其缓缓的步伐进行建设的：
唐胥铁路：1881年通车，从唐山至胥各庄，主要是用于运输开平煤矿的煤炭。这条铁路虽然只有短短的18华里，却是中国人民在铁路史上开天辟地的创举。当时李鸿章等人为了不使顽固派有任何攻击的借口，讳称铁路为“马路”，后来始重新正名。
津沽铁路：1888年完工。为了筹措资金，此路正式招商集股。津沽铁路与芦台、闫庄相接，可以直达开平。是年10月通车时，李鸿章亲往查验，深为满意。他说：“自天津至唐山，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桥梁、车站均属合法。”
关东铁路：此路主要是为了巩固东北边防而建。当时沙俄正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直接威胁到东北的安全。同时，日本也加速了在朝鲜的侵略活动。风云日紧，羽檄频传。清廷为了保卫“祖宗发祥之地”故决心修建关东铁路。这条铁路分为关内与关外两段。关内段从津沽铁路上的林西镇出发，展修至山海关（又称榆关）为止，1890年动工，1894年春通车，全长百余公里，是为津榆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