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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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视野PK20年的真空时间（3）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受贿、侵吞公款已成风气，等而下之的书吏衙役则包赌包娼，敲剥百姓。而各级官员每季度和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总要向上司及其幕僚乃至门子奉送各种名目的礼金。有人曾比较坦率地记下了这方面的支出：他出任陕西督粮道，“通计每年用度，连京城炭敬，总在五万金上下，而告帮求助者不在其内”。后来他授四川按察使，到任前赴京觐见，从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九卿等“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考虑到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不过四五千万两，这些不能不说是惊人的巨款。这个当时尚称清廉的官员不由浩叹：“署事如打枪，此指州县言之，不料监司大员亦复如此。”各省向朝廷有所请求，不送几千两“部费”俾有关官员有所分润，通常都无法通过。政风如斯，靠几名御史的监察和上司“核名实”，加上利用派系矛盾，有时也可逮住几个败类，解决一些枝节小事，但却于大局无补。
此外，这个古老的统治机器中司法制度也极为黑暗，要是说省以上还有专门的司法机构的话，州、县的行政负责人却同时就是法官，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为他们受贿勒索提供了条件。还有，当时的文武官员是通过三个途径晋升的：科举、捐纳和保荐，主要是科举。捐纳即用钱买官。请听道光皇帝一席话：“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但他旋即表示，因为财政困难，官还是要卖的。
那么，科甲出身的读书人会不会好一些呢？作为敲门砖，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和时文八股，而这些无补世用，历来为有识之士所诟病。武举更加荒唐，考的是沿袭几千年的弓马和所谓韬略。鉴于科举制弊端百出，从顾炎武到冯桂芬都赞成用推荐的办法取而代之。前者认为：“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后者则说：“观于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圣人乡举里选之善也。”这是经世致用派的一种重要主张。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历来的保举推荐虽然也发现了一些人才，但总是免不了朋比之弊，等而下之则用金钱去买通关节。正如顾氏自己所说：“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故以今日之法，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推举的办法更难以避免这个弊端。有个以“锐意世用”自居、做过10年小京官的人沉痛地写道：“每见外官有事于铨部者，为吏所持，辄至质衣装、货车马，举责（债）出国门，甚或蹭蹬终其身。”说的虽是同光之间的经历，道咸之际情况应该也无二致。改科举为推举，能遏止这类腐败吗？
其实，在人才选拔上，症结不在于选拔方法，而在于士子们十年寒窗所反复吟诵的时文和经史均已不适于安邦治国的需要。改革科举制的最好办法是废除它，但不幸，直到蹉跎了半个世纪之后这才成为现实。
让我们再看看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是怎样被延误的。
鸦片战争以后，上上下下都在叫喊财用不足。困难是怎样造成的呢？战争的损失自然是重要的原因，光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就支付了2100万两，除尚欠300万外，其余由政府支付，每圆折合白银七钱，共计1260万两，这笔款分4年支付，头两年基本上是动用财政存款，后两年则主要由粤海关支付，都比较顺利交完，再加上军费支出，负担更重。
但从当时全面情况看，这尚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动摇清廷的财政根基，“道光末年，户部库储尚二千余万，各省亦辄二三百万”，以广东来说，在1854年以前“粤中库储极丰……海关库常存款百万，运库、司库各百余万，粮道亦数十万”。困难首先由于这个政权已经过于腐朽，它已无力革除自身的弊端。检阅有关文书，不难发现对被称为三大政的河、漕、盐有许多谏言，其中不乏重大价值的主张，却迁延多年无法实现。例如，清代承袭元明旧制，每年运送400万石米至京师，这叫漕运，但因为上下渔利，各种正常不正常的费用加在一起，每石有时竟达18两，总计达7000多万两，而每石在京只值1两多。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便建议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解京发饷。鸦片战争后，冯桂芬重申旧议，指出：“谚运：价高招远客。……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这个利国利民的主张仍如石沉大海。1875年，薛福成又一次旧议重提，指出这样做有七个好处，包括“内外支销漕项，节省至千万两之多”，又能令“民力久纾”，“米商奔赴，百货流通”，但他仍落得白费精神！直至1900年，清政府才下令改为折收银子，却仍保留100万石漕粮。直至辛亥革命后，这个问题才随着清政权的灭亡而彻底解决。一个不触及根本的改革，却费时一个世纪！
再看看河工。“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
盐政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差别，只要清廉的干员稍加整顿，收入便可急剧增加。例如，郭嵩焘于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十五日接任两淮盐运使，至八月初九离任，接任时“库储不及四万”，经过他擒治巨枭私贩，大力整顿，除清缴欠饷十多万外，移交时“尚存库储二十余万金”。以此亦可略窥稍早几年——即道咸年间盐政的腐败情况。
前人有云：“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弊。”乾嘉盛世尚且如此，鸦片战争后更是江河日下了。
历史摆在19世纪中国人面前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这是中国富强的关键所在。执政者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这个方向呢？
与自然经济相适应，中国传统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以农为本。鸦片战争后，道光皇帝及其大臣们还没有警觉到这个指导思想必须改变，在讨论如何“善后”时，他们满脑子都是如何造船、铸炮、练兵，偶尔谈及经济，想到的就是“官荒地亩，如何分饬各府州县清查，招垦纳租，以资津贴”。明达如冯桂芬也认为：“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
与此同时，他们有意无意地给各种商品经济活动制造种种障碍。
第二编 视野PK20年的真空时间（4）
以开矿来说，不但没有积极提倡，且常借故禁止。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下半年，有人在直隶喜峰口外开银矿，一道上谕便下来了：“喜峰口密迩京畿，游民胆敢聚众私开银矿，日久恐滋弊端，不可不严行查禁……即设法将此项流民全行驱逐，净绝根株。”矿产资源当然不能乱挖，但整顿有两种态度，一是弄清情况，权衡利弊，正确引导，另一是不分青红皂白严予打击、禁绝。不幸的是，执政者采取了后一态度。
对于人民自发的贸易活动他们也采取查禁的方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战争刚结束，直隶总督就向皇帝报告：“本地商渔船只不准偷越外洋也。查天津、宁河等处商船向例只准赴奉贩运粮石……应即咨明江浙各省，如来年开河以后彼处口岸有天津、宁河船只前往贸易者，令该地方官查明，执照不符，即禀清移咨本省，除将该船主重治外，以后即不准该船再行出洋贸易，以杜流弊。”不久皇帝便批准了这个建议，指示“本地商船不准偷越外洋……按照现议章程一体遵办。”这里所说的“偷越外洋”，不过是在中国沿海各省间从事贸易活动，这也要“重治”和“不准”，本来就很弱小的商品贸易便更难于动弹了。
在同外国商人长期交往过程中，广州出现了一批熟悉对外贸易并与外商有较密切联系的人才，如果通达时变的话，应该把这批人视作宝贵财富，依靠他们促进贸易的繁荣。可是从皇帝到地方大吏都视他们为异己力量，千方百计予以打击。他们被加上“私通外夷”、“奸民”等罪名，有的被“正法”，有的被借故判重刑，列举的罪名如“向在夷人处专教华言，贪其微利，甘为指使”，或给夷人“写就书信，设谋划策，希图常留收用，以为进身之步”。现在看来都很含糊，是否构成犯罪大有可疑之处。
在对外贸易方面，清政府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打开大门的，一有机会就立即露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封闭态度。道光二十八年七月，有一俄国商船驶到上海，载来狐皮、面粉要求出售，只因俄国“向在北地陆路通商”，硬是不准在上海贸易。皇帝还下令地方官应“告以中国向有贸易一定章程，碍难另创新例……饬令回帆”。他们仍然固守传统的“定例”，力图阻碍中国与日益发展的世界市场的联系。
只有个别受到欧风美雨浸润的经世派人士的眼光超出了这个局限。魏源就是这一类出类拔萃的人物，鸦片战争刚结束，他便公开建议应该支持和保护中国商人发展对外贸易，把整治水师与保护商务结合起来。他说新式水师建立后，“倘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主张把保护商人出洋列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正式任务。同时，出于对官僚的贪婪腐朽的深切了解和西方所以富强的初步知识，他主张发展经济以民营和民用为主，依靠“本地之富民”，而严格限制官府和官吏的干扰。他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若官修战舰火器局，则止需立于粤东”，并应规定官吏“不许承办船工”，还要破除陈腐的华夷观念，引进西方的人才和科学技术。不幸，这些富强大计都成了只堪后人凭吊的书生空谈。历史就在这里被延误。
鸦片战争后的20余年，中国人没少付“学费”。历史被延误的原因很多，而不能不正视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是个涵盖面很宽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尚未建立精确的学科分类的情况下，它包括治理“天下郡国利病”的多种学科：行政、司法、财政、税务、贸易乃至交通、水利、农工等等，在这诸多方面都形成了许多被视为无可怀疑的观点和对策。可是，当时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而由此所需的知识恰恰是一切古方正药所没有的。这是儒家文化自我封闭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历史的困境与文化的困境息息相关。其次，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去考察，在这20年间，不少仁人志士不乏爱国热情，却因跳不出传统的窠臼而无所作为。改革的缓慢，整顿的蹈空，从文化角度看正是这种思维方法内在矛盾的悲剧。
第二编 视野PK从中心到边缘：一个帝国的死亡拼图（1）
如果把传统中国王朝的兴灭分为创业、守成和没落三个阶段的话，清朝在1840年，从内政而言，并没有陷入传统中国王朝周期循环的危机时期。虽有18世纪末的白莲教起义，但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基本属于王朝周期发展过程中的“守成”期而并没有进入末世阶段。即使在1840年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发动的多次战争，清政府还是独撑了六十多年。显然给予清朝致命一击的是西方人。从16世纪下半期的明帝国一直到19世纪初期的清帝国，在三百多年间，“两代”中华帝国都把正在崛起的西方视作蛮夷和“犬羊”，把一个拥有坚船利炮、正在迈向近代工业文明并虎视眈眈、一心想宰割中华的最危险的敌人竟然当作了连高丽和琉球这类的传统藩属都不如，中华帝国其实从明朝后期开始就已经在铺设通往未来的末日之路了。
在中西关系发展史上，中国和西方曾直接或间接、时断时续地交往过数千年。近代西方主要是从16世纪初期起重新进入中国的。如果我们把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略作整理，就可看到近代西方在3个多世纪中，已与中国在文化、商业、政治和军事几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接触。
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的成果，莫过于西方传教士入华给双方带来的影响了。西方传教士在16世纪之后从海路不断来华。到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沙勿略有首创之功，利马窦则奠定了一百多年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基调和方式，而汤若望、南怀仁达到了天主教徒在中国所能达到的最高政治地位。西方传教士曾一度充斥于中国的民间和宫廷。但传教士引起的“西学东渐”，真正使中国发生变化的却并不在宗教方面，而是在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上。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