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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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赋鍪澜绱嬖谟醒侵蕖⑴分蕖⒚乐蕖⒎侵藓痛笱笾蘖恕Ａ硪徊坑晌鞣酱淌堪迓运摹⒕钔Ⅲ奕笊摹吨胺酵饧汀罚�1623年在中国出版。这是汇集了17世纪最新材料的世界地理著作。书中更为详尽地记述了世界五大洲国家的风物和历史，还特意记下了由东、西两个方向经海路来华的路线。但中国知识界主流在明清两代一直继续漠视甚至嘲讽和抨击书中展现出的“新知识”。“直气人以其目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算。其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在清代《四库提要》中则称其“所述多奇异，似不免多夸饰”。在乾隆年间修纂的《皇朝文献通考》对世界的描述仍然是：“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中国对西方人的类别不仅不能，而且也不愿分别。其实，在海路已经大开，西方人已作环球航行之后，中国只须派遣一支舰队或几艘商船出访就可证实西方传教士们书里叙述的“新知识”，并完全破除中国长期以来拥有的这种腐旧的地理概念。虽然明清两代西方国家的使者、商人、教士来华甚多，但中国三百多年间竟然未有一次主动浮海前往欧洲和美洲“新世界”。连席卷亚洲和美洲并引起中国国内白银价格比值发生重大变化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一在世界航运史和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事件，当时中国官方竟然毫无察觉，以至在中国史书中无片言记录。
第二编 视野PK从中心到边缘：一个帝国的死亡拼图（3）
中国与西方交往几百年而不愿也不必费心知道它们的准确的居所和名称。因为它们必定是中国之外的茫茫大海中寸草不生的僻远荒岛，其人民也根本不配“文明人”的称号，充其量是生番、红毛夷和大脚怪。“和兰，又名红毛番……其人深目长鼻，发眉皆赤，足长尺二寸。”这是堂堂的中国正史中对荷兰人的描述。对于后期才来到广州的英国人，中国人也搞不清他们的来路，而一律称其为“红毛鬼”或“番鬼”。诗人就曾有“时时番鬼笑，色色海人眠”之诗句。该诗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常常听到洋鬼子们在咯咯坏笑，从海上来的乱七八糟的妖人在呼呼睡觉。”中国书籍中对西人的国名、人名记载本来就语焉不详，数量很少，有时笼统记作“夷人”、“夷酋”或“夷首”，即使有所记载，也极尽中国象形文字的优点来侮辱之：“英吉利”这一国名写作“咭”，英国人的姓名被记作“啵唧”、“哑哩兔”、“吗嗄呢”、“吗庚哆嘶”、“喀喇生”，“法国”为“国”，法国人的姓名有“味的哩”、“嗒唤”等，英国的船名则有“”……而在16世纪中期一位支持剿灭葡萄牙走私商人的一份战报中，记下了如下西洋俘虏的名字：浪沙罗的哔咧、兀亮别咧、喇哒、哈得哩、鹅必牛。这些“老外”个个都像张着嚎啕大“口”、等待喂养的野兽。直到1858年6月，在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城下之盟《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中，英国人对中国这一“绝妙之招”耿耿于怀，终于以大英政府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告诫中国人民：“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由于西方各国在中国都享有最惠国待遇，从此其他西方国家也像英国一样，起码在中国官方的文书中可以连带着被免除这种从文字上虐待他们的境遇了。
随着18世纪中叶广州口岸通商贸易制度的基本确立，清政府不断完善了对外国人的“管理”。在近100年的时间里，先后制定过《防夷五事》（1759年）、《防夷四查》（1777年）、《防范夷人章程六条》（1831年）、《防范夷人新规八条》（1835年）等规范西方人行为的各种章程。这些规定从西方人的饮食起居，直到性生活，事无巨细，悉数包括：外商只许在贸易季节的夏秋两季居住在广州的“夷馆”，平常不得随意外出；只有每月“逢八”（初八、十八和廿八）才可由专人引领到河南“花地”出游一次；到冬季时必须回到澳门过冬；外国妇女不准进入广州城；禁止外国人雇人传递信息；外国人不得直接向官府申诉冤屈；外国人不得学习汉语……其中除一条“外国兵船不得进入内洋”是正常规定外，其余的规定不仅使西方人像候鸟一样地被驱逐，而且在广州居住期间几乎等于把西方人软禁了起来。西方人当然也曾经企图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来保障通商利益和外国公民的权利，但这些尝试无一取得成功。中国以一种主奴关系与这些新兴的“蛮夷”打着交道。中国人可以把私自入华的西洋商人作为匪徒全部剿灭，可以把西方派往中国的使节关在中国监狱，甚至去北京申冤的外国商人都会遭到被拘禁的命运（如轰动一时的1759年洪仁辉案）。1787年曾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人拉佩鲁斯后来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康有为在评价这一阶段的中西关系时，也认为“当时之中国，何其倨也！”
西方花了三百多年，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全面了解了中国，西方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扩张却从来没有受到来自几乎统治全球半壁河山的中华帝国的任何干扰。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葡萄牙（从16世纪起）、荷兰（从17世纪起）、英国（主要从18世纪起）和法国（从18世纪起）经印度洋从西而来，西班牙（从16世纪起）、美国（从18世纪末起）经太平洋从东而来，俄罗斯（从17世纪下半期起）则经陆路从西北而来。这三股力量最终形成了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态势。西方人不断积累下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再加上自身力量的不断增长，此时已经完全可以构成对中国致命一击了，剩下的只是等待和选择对中国下手的时机而已。
从万国来归的世界中心走到列强争屠的亡国边缘，中华帝国终于完成了一次命运的轮回。
但机遇是平等的。西方也给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让中国了解他们，这等于西方人给了中国三百多年的预警时间。这一预警期不可谓不长，给予中国方面的征兆不可谓不多。但中国人除了对耶稣教会士带来的科学和西方技术有选择地表示过一时的兴趣外，对这个崛起的新兴西方世界的认识还远没有超出对中国周边传统“蛮夷”的认知水平。这当然与强大的思想传统有关，但也与明清两朝先天的缺陷相关：明朝是以推翻“外族”元朝起家的，从发动反元战争到重新建立汉人统治，它一直都是以复兴汉家天下，驱逐蛮夷和强化中国传统作为其不二法门的原则和既定国策的。清朝则是相反的情况。由于本身出自于“蛮夷”，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使清朝统治者更加宣扬和实施包括“华夷论”在内的中国传统，用来加强统治中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明清两代统治者由于各自特殊的国情，比过去各朝代显得更加确信儒家价值观，这也使得他们更加固守传统和极端排外，以致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其反应变得迟钝和麻木。此外，中华历代帝国都是大陆帝国，中国历来的国防重点都强调“陆权”，国防经验也全部来自陆疆，北部和西北边疆才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对于近代“海权”的认识，中国乏善可陈。元朝虽然也曾越海东征日本，但也只是一个失败的记录。明朝的“平倭”军事行动，也仅是作为剿灭海盗的战斗载入史册而已。因而，在中国看来，从东南舶海而来、无根无据、漂泊不定的西洋番鬼，中国只需实行封锁沿岸的海禁政策即可奏效，这也是中国对来自“海洋威胁”的唯一对策了。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导致了三百多年来中国对从海面而来的西方盲目地排拒、轻视，并构成了从制度和观念上来对付西方挑战的主要障碍。
正是这种观念、政策同现实的背离、脱节，使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清帝国也最终走向了毁灭的深渊。“有史以来，还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正是中国的傲慢和自负使自己错过了主动适应“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机会，中国最终也失去了从容应对变局和渐变式革新的历史机遇。中国这种隔绝于外部世界的时间越长，“当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时，它所感到的震动就越剧烈”，到鸦片战争前夕，被范文澜先生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睁开眼睛”看到的，其实都是些陌生的“老面孔”了。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841年5月23日，英国汽船“复仇神”号逆江进入广州城；1842年中国战败，与西方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三百多年前，中国对西方以朝贡体系中“天朝”对“蛮夷”的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开始；三百多年后，西方对中国又以条约体系中强国对弱国的另一种不平等关系来代替。而近代日本的来攻则水到渠成地成了压死中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历史发展之“丝丝入扣”，真有些报应不爽的意味！
第二编 视野PK乏力的“新政”（1）
失去许多改革机遇之后于万般无奈之下才启动的晚清“新政”，不仅在政治上感到被动，而且经济上也困难重重，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
“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足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仅有4—5人。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唯一的办法是除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就是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以厘金为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厘金岁入总额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赋总数，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所谓“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所征货类实际上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
清朝统治者能否驾驭和消化“新政”的有关成果，并且有计划地纳入不断推进的改革轨道中，成为深化改革的一种动力，而不至于成为统治者的对立物，也许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着，否则，其结果必然是“走错房间”和种瓜得豆。
先拿新军来说，既然新军属于颇具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它能否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而不发生脱节现象，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况且，各省新军从筹饷募兵，到训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较之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似乎有更普遍的地方独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财权与军权已十分有限，各省新军在皇朝政治危机到来的关键时候能否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