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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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下层武士出身的官员，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绝大多数曾留学或考察过欧美，以“内治”为主的治国方针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如1885年12月组成的首届伊藤内阁，内相兼农商务相山县有朋、陆相大山岩、海相西乡从道，都曾赴欧洲考察过兵制。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外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80年代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这样“异体同心”的领导核心自然能使伊藤博文的政治主张顺利推行。中国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除新设一个总理衙门外，原有封建政治体制未作变动，“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点。”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没有一位实授尚书和督抚以上的官员跨出国门一步。少数号称开通的大员，对近代政治原理也几乎是懵然无知。在政府中，李鸿章有过很多的反对势力，如封建顽固势力和反淮系势力。但总的政治特征是比李鸿章“保守”；伊藤博文也有过很多的反对势力，如“自由民权”势力和反萨、长势力，但他们比伊藤博文还“激进”。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中日两国政治声望都很高，但他们实际拥有权力并不一样。伊藤博文从1873年访问欧美归来后，一直是明治政府实权人物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左右手。1878年5月大久保被刺后，他接替了其参议兼内务卿的遗缺，成为“事实上的首相”。以后20多年间，他长期居于明治政府的中枢地位。而清朝厉行君主专制，李鸿章名为首席大学士，实“总督兼官，非真相”。他又从未进入军机处，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更不用说掌管这个总揽洋务的机构了。长期任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奕等王公大臣被李鸿章私下认为“庸鄙无远识”，其近代政治识见自然无法与日本岩仓具视等人相比。即使像沈葆桢这样著名的洋务大员，也因“识见不广”，“徒邀取时俗称誉”，竟在任两江总督时从英人手中以重价买回淞沪铁路加以拆毁。李鸿章终其一生未获得清廷枢密大权。作为大臣，他与伊藤博文的“得主”情况也不一样。中国清廷由骄侈淫逸，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临朝，操纵驾驭，因循腐败。而日本明治天皇和洽臣众，“励精图治”。当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致使海军停止发展时，90年代初明治天皇在伊藤博文策动下每年“省内廷之费”30万日元充作海军经费，并要求大臣献10％的薪俸作为“海防献金”，鼓动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使日本海军实力于甲午战争前夕赶上甚至超过北洋海军。李鸿章在这样的政治处境中，很早以来就从“外臣”即地方官的地位发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叹。可以作这样的比喻，自叹“有倡无和”的李鸿章，在举朝浑噩的环境中，犹如“鹤立鸡群”；被日人称为“际遇最好”的伊藤博文，在“臣民一心并力”的政治环境中，好比“水涨船高”。鹤立鸡群，群鸡不能效鹤昂然挺立；水涨船高，涨水可以助船扬帆远行。这说明，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首领人物的政治素质和主导意识固然非常重要，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集团的群体素质和群体意识甚至更为重要。
第二编 视野PK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4）
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而中日两国的国运也最终大相径庭。
《马关条约》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话：
……
李：请允许敝人略述己见。首先，赔款二万万两，数额过巨，实非今日我国所 能承担。能否再减轻？
伊：如既已言明，本备忘录是在尽量予以减轻而后所拟定，实无再减之余地， 尚乞谅解。今后如战争继续，赔款数额将不止于此。
李：如我方第一次复文中所详述，核计贵国开销之数，远不及二万万两。今提出如此苛刻条件，以我国一国之力，无论如何亦难负担如此巨款，必借洋 债。洋债为数既多，本息甚巨，中国实无偿还此等债务之财源。
伊：敝人不敢遽然赞同阁下之说。贵国土地富饶，人民众多，富源广大无比。
李：即使我国富源广大，但尚未开发，毫无办法。
伊：贵国人多，超过四亿，比我国人口多出十倍，如欲开发富源，实轻而易举。
李：虽国大人多，无人杰可奈何！
伊：举步艰难之际，英雄辈出，至执掌国政者亦有之。即可用以开源。
李：（微笑）愿向我国政府建议，礼聘阁下为敝国宰相如何？
伊：（亦微笑）敝人一身已献给我国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时，亦不拒绝为贵国竭尽微力。
李：今日我国实困难至极，希阁下给以充分同情与体谅。纵令现在得以订立讲和条约，赔款金额如此巨大，将立即为世人所知晓。外国之资本家将乘我国困难之机，贪图非常之高利，彼时，我国必将陷入更加困难之境地。
伊：关于此事，以敝人之地位不能进行任何谈论。
李：当然。但另方面，若订约即不可更变，否则我国将成为不履行条约之背约行为，必将再惹贵国以背约作为再开战端之理由。故在尚未发生此种不幸之前，不能不再乞阁下减轻所提条件。切望阁下斟酌我国情形，再加以考虑。
伊：条约一旦缔结，贵国则不能不认真履行。如贵国背约，我方不得已而将再次诉诸武力，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李：正因为如此，敝人才不得不再请求阁下采取宽大措施，使条件减至今日我国可能履行之程度。
伊：此备忘录之条件，已充分体谅贵国情形，在可能减轻之限度内，业已减轻，因此不能允许再减轻分毫。
李：贵国为战胜者，我国为战败者。战胜者之要求，无论何等条件，败者亦必服从。但以如此苛刻条件指令我国，终非我国所能忍受。
伊：（立即严肃起来）敢问，阁下所言，可否解释为坚决拒绝本大臣所提出要求之意？
李：否，绝非如此。我国政府自不待言，本大臣亦求和心切，早为阁下所谅察。敝人只是坦率表达我国之情况而已。
伊：既如此，我方除备忘录所记述之事项外，丝毫也不能减轻。
李：其次，愿就土地问题一谈。历观欧洲各国交战，未有将占据之地要求全行割让者。以普法战争为例，德国所占领之法国疆土，虽非常广阔，而实际所提出之割让要求，却极为宽大。今约内将奉天南部所占之地，要求全行割让，此外对未被占领之台湾亦要求割让，岂非已甚？
伊：否。其事例甚多，不可以普法之一例论之。
李：英法两国兵临北京城下时，彼等亦未要求割让寸地。
伊：彼另有意在，不可以彼例此。
李：即如营口而论，乃系通商口岸，东西南北货物云集之地，实为我国政府之一大财源。贵国一面命我国负担苛重赔款，同时又夺取我之收入源泉，岂非过于残酷？
伊：是乃不得已之结果。
李：（边笑边说）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亦边笑边说）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
李：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阁下似乎说，未占领之土地，即无要求割让之理，贵国何以将东西伯利亚割让给俄国？
李：将东西伯利亚割让与俄国，并非战争之结果。
伊：割取台湾，在和谈上亦为合理之要求。
李：台湾与黑龙江有霄壤之别，完全不能相比。黑龙江殆为化外之瘠土，人烟稀少，尚未施政。相反，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亦服从王化，设官署置吏员，纯如本土。
伊：但在割占中国主权所及版图一点上，毫无不同之处，无须论及土地之肥瘠。
李：如此岂非轻我年耄，不知分别？
伊：中堂见问，不能不答。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即当遣兵至台湾。
李：台地瘴气甚大，从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台民大都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
伊：但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
李：台民吸烟，由来久矣。
伊：鸦片未出，台湾已有居民。倭国鸦片进口，禁令甚严，故无吸烟之人。
李：至为佩服。
谈判结束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握手告别，再次请求将赔款大幅减少。伊藤笑着摇头说：不能再减。遂散。
第二编 视野PK最后的谋略者及晚清被突破的底线（1）
李鸿章博弈日本，由于视野和认识上的差距，总是误国又误己。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大约是从英、法侵日开始的。当时他正在苏抚任上镇压太平天国的起义，由于在战争实践中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开始倡导洋务，对外国的事情较为留心，于是注意到日本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用西法制造枪炮轮船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前面。1863年5月4日，李鸿章上书曾国藩，倡言中国如果火器能与西洋相埒，不仅平内乱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他提出论据说：“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不久后，李鸿章又致书曾国藩，谈及中国外交之软弱，称：“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手。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酋遂一再缓期，此明证也。”显然，李鸿章已把日本当成中国由弱变强的楷模和榜样。
李鸿章把日本标榜为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相互对立的国家，而西方列强又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那么，在其对日本君臣自强精神的推崇中，还应该包含有处理对日关系的态度。李鸿章提出了日本的向背及由此造成的后果问题，“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是与我合而制西；“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是合西人而谋我。关键在于我中国能否自立自强。李鸿章以此说明变计图强的重要，无意中也道出了中国应实行“联日”政策的主张。
然而，李鸿章的日本知识均属耳食，并不准确。师法西方的日本，不仅不敢与列强争雄，相反，却是对西方列强表现了屈服和顺从。它从西方学到的，首先是对落后国家进行侵略。时当幕末，日本国内已兴起了一股以“征韩”、“征台”为先导向周边国家扩张的思潮。明治维新后，这种思潮进一步转化为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其初，日本明治政府企图首先打开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的大门。在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后，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先与清政府订约建交，“日消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870年8月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
柳原前光到天津时，李鸿章刚刚调补直隶总督，取代曾国藩而成为最受朝廷倚重的大吏。柳原面谒李鸿章，装出极为恭谨的样子向李鸿章进言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唯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李鸿章早有“联日”之念，主张“开关纳客”，第二天便致函总理衙门，表示他的态度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接着又上奏清廷，建议“俯允立约”。他提出理由说：“庚申、辛酉后，苏浙糜烂，西人胁迫，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其实这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日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没有参与侵华，绝不是其“安心向化”，而是其国内混乱，幕府自顾不暇，无此外征的实力。李鸿章还针对清廷的顾虑，提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只有建交通使，才好“设法联络牵制之”。他还设想，立约后派公使领事前往日本，“平素究知国风，与之相习，将来情谊日密，耦俱无猜，一旦西国有变，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可以看出，李鸿章把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是放在中西关系的大局中来考虑的。概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