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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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璋在东京所进行的舌敝唇焦的交涉没有产生任何效力。日本于1879年4月悍然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消息传来，李鸿章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愤激与憎恶的情绪：“东人居心狡狯，往往以巧言我，辄用为生事之据。前此台湾之役、朝鲜之役，皆其明鉴。”“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倭人贪利弃信，诈伪无耻，有西人所不屑为者。”在给江西按察使沈保靖的函中，他对日本的野心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分析，指出：“日本地狭民贫，迩来宗尚西法，国债累累，妄自谓富强之术胜于中国，恒思逞其狡谋以偿所费。故数年之间，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此时中国若操之过蹙，固启兵端，若竟置之不理，彼谓中国畏之已甚，必且得步进步，纵兵四出，无所顾忌。”
日本吞并琉球，选择了沙皇俄国图占伊犁，在中国北部边疆重兵压境的时机。面对俄日交乘，李鸿章不敢对日本灭琉一事采取强硬态度。恰值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于1879年5月经中国赴日本游历，李鸿章请其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格兰特的斡旋并未奏效，仅仅导致1880年日本来华谈判。日本的打算是，以琉球南部的两个荒岛定为中国管辖作为交换条件，修改1871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内地通商”的规定，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即所谓“分岛改约”。谈判期间，俄国派一支由2艘铁甲舰、13艘快船组成的舰队开赴远东，在长崎购买了价值50万元的日本煤。总理衙门恐日俄要结，采纳一部分人“联日拒俄”的主张，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草拟了《球案条约》。
李鸿章于中日谈判之初，为“不于俄人外再树一敌”，也曾主张分岛以存琉球宗祀，来年再议改约。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在中俄、中日关系中，中俄关系的处理更加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日本便必然“伺隙而动”，乘机要挟，“日人之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因而主张赋予与俄国议约的大臣曾纪泽以便宜行事之权，早结俄案。后来，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他在11月11日给清廷的奏折中力辟“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慑倭。”主张暂缓批准《球案条约》，“意在俟俄约定后，决计翻改前说”。1881年2月中俄就伊犁问题签订《改订条约》后，李鸿章立即致信总署，要总署“力持定见”，不要害怕日本的“虚疑恫喝”。由于清政府拒绝批准《球案条约》，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实际是不了了之。
自球案发生后，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才真正开始为防范日本进行军事准备。1879年7月，他致信驻英公使李凤苞，令其在英国购买铁甲舰，明确要求其购买“于中国海口相宜，能制日本之船”。此后，他不仅一再向朋僚谈及购买铁甲舰以防日本的问题，还于1880年7月间的奏折中向清廷申述：“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土，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今欲整备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数只，认真练习，不足以控制重洋，建威销荫，断无惜费中止之理。”由于有了明确的防范目标，中国的海防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另外，李鸿章自球案开始，意识到日本下一个侵略目标必将是朝鲜，于是开始筹议朝鲜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与渗透。
但一步错，步步错，谋略者李鸿章最后终于没能守住晚清最后的底线。
第二编 视野PK一个王朝的视野（1）
。c。1。c。。 1887年之前
在距离1887年那次著名的行动之前，一个王朝的视野，是怎么渐渐打开的呢？
1866年2月20日，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正巧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要请假回国，总理衙门便派知县斌椿父子与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其赴欧洲游历，“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海外游历。1868年，清政府又派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率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等组成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11国。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出使法国，就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大臣出洋。1876年，清廷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就马嘉里案件向英国致歉，并出任驻英使臣，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臣。清廷以后又陆续派出驻美国、日本等国使臣。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曾派遣江西贡生黄懋材赴缅甸、印度等国游历，这是地方大吏首次派员出国游历。1884年，御史谢祖源上了一个奏折，名为《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他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备他日使臣之选，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1885年3月27日，总理衙门大臣奕等在议复谢祖源奏疏中，也指出，“今外务日繁，诚宜广为储材，以收群策群力之效。”“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针对谢祖源的奏议，总理衙门认为“查出使各国大臣不乏差遣之员”，可以“随时分饬属员游历境内，考核记载”。同时提议，“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可否请旨饬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在皇帝严旨催促下，六部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总理衙门也于1887年5月18日特别拟定了《出洋游历章程》，“缮呈御览”。这个章程共14条，是一份派遣游历使的具体计划。章程第一条规定派遣游历官员人数，因受经费限制，只能以10—12人为定额。第二条规定采取考试选拔方式，由各衙门先推荐保举，然后由总理衙门“定期传集考试，以定去取。其考试所取专以长于记载叙事有条理者入选”。第三条规定游历期限，“以二年为限，往来路程均在限内。”逾期停发薪水，改作自费游历。第四条规定游历使的薪水待遇，“每月银200两，伙食仆役一概在内。”另外，“每员准雇请翻译生一名，月薪50两。”可在同文馆等处选择。第五条规定往返船票及在各国游历火车票，准其开支公项报销，但是只能坐二等舱。第六条规定各游历使可以预支6个月薪水和公费银1000两，以备应用。如果途中不够，“准在各使署暂行借支”。第七条规定旅差费报销细则，“均须逐日细载，无许含混以杜浮冒。”第八条建议游历使在确定各国“可游之处”时，预先询问驻外使领馆，“以免虚糜”。第九条规定调查考察的任务。“游历之时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第十条鼓励游历使学习西学，对“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如果曾经留意或选择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录交臣衙门以备参考”。第十一条规定游历使回国后应向总理衙门汇报“学习何业，所精何器，所著何书”，并由总理衙门“择其才识卓著人员，奏请给奖”。第十二条规定出洋游历人员由总理衙门发给文牍护照，“写明由驻扎各国出使大臣领事馆随时照料”。第十三条规定各游历使领到文牍护照后，“即行出洋，不必齐帮同行”，以免耽误公事。第十四条规定了请假制度。如有保送后因父母老病不愿出洋者，仍准呈明，“免其成行”。这份规定相当周密的《出洋游历章程》，经光绪皇帝朱批“依议”之后，派遣游历使计划正式进入考试与派遣的实施阶段。
。c。２。 发力
1887年6月，北京同文馆内，一次不同寻常的考试，中央六部保举的54名官员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与以往的科举考试不同，这次不考四书五经，而只试海防、通商、铁道、交涉等洋务的内容。
北京不愧为国都，学者云集，不少人志在必得，欲争第一。但是，这次试题出人意外，为《铁道论》、《海军论》等新学内容，不考儒学。因此，不少人反而纷纷落第，被开明派夺得第一。
由于这次考试非同寻常，因此，国内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引起了社会上较大的反响。《申报》除了全文刊登考试成绩名列第一的傅云龙的试卷和考试录取人员名单外，在1887年11月10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头版还专门发表评论《论游历人员之责重》，对派遣游历使的意义加以阐发。
不仅如此，这次考试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波多野承五郎于明治二十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二十日向外务大臣伊藤博文作了详细的汇报。
考试录取的28名六部官员，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面试以“观其器识”。然后再向皇帝引见，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傅云龙等12人为正式游历使，派遣他们分别游历亚洲、欧洲与南北美洲各国。当时中国虽然从70年代起已经派出使臣长驻日本与欧美重要国家，但一下子派遣这么多官员分赴这么多国家游历考察，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编 视野PK一个王朝的视野（2）
根据《申报》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公布的名单，这12名游历使的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和年龄状况如下：
傅云龙，浙江监生，兵部候补郎中，46岁。
缪孙，江苏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3岁。
顾厚，江苏进士，刑部学习主事，44岁。
刘启彤，江苏进士，兵部学习主事，33岁。
程绍祖，江西监生，兵部候补主事，38岁。
李秉瑞，广西进士，礼部学习主事，32岁。
李瀛瑞，山东进士，刑部候补主事，40岁。
孔昭乾，江苏进士，刑部候补主事，31岁。
陈唐，江苏进士，工部学习主事，31岁。
洪 勋，浙江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徐宗培，顺天监生，户部候补员外郎，32岁。
金 鹏，广西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如果对以上名单作一个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这批游历使的特点。首先，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而当时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中正途出身者却不多。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央六部衙门五六品中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五品）和主事（六品）。其中有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0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又都是候补遇缺外放实职的候补郎中、候补员外郎、候补主事和学习主事。其中任职于户部4名，兵部3名，刑部3名，工部1名，礼部1名。第三，其籍贯以江浙籍居多。其分布省份为江苏5名，浙江2名，广西2名，江西1名，山东1名，顺天1名。江浙籍官员占比例大的原因与江浙文化较为发达思想较为开放有关。第四，这批游历使的年龄均为三四十岁，正是思想较敏锐、精力较充沛之时。其中31—38岁年龄组有9人，40—46岁年龄组有3人。可见1887年游历使选拔录取原则基本上是选择文化素养较高、有进取心又年富力强的中央机关中青年官员。
1887年7月24日（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四），光绪皇帝钦定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12人共分5组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