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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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日本传统的文化体系也遭到冲击，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发生怀疑，认为日本才应该是中国，因为中国战乱频仍，而日本正统相继。还有国学家抨击清代中国人虚伪，而日本的大和心与古中国人那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日本人本居宣战认为，中华世界虚伪狡诈，政治不修，而日本则“春日明净”。他们将那些“妄自炫目于支那学说”的日本人斥为“腐儒庸医”，总之，认为中华文化与上古时相比已失去活力，趋于死亡。日本思想界急于向西方先进思潮学习。
。c。１。 “反面教员”
在日本人眼中，中国逐渐从“正面教员”变成“反面教员”。中国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败绩，成为日本的“反面教材”。鸦片战争中的挫败，对当时尚未尝到洋炮滋味的日本所造成的震撼非同小可，反而对中国的士大夫圈影响不那么大。日本如饥似渴地希望知道西方的情形，许许多多当时中国翻译的西书，甚至是明末译的西书，都流入日本领导阶层手中，尤其是《万国公法》一书最值得注意。连大明律也在明治初年得到相当大的注意。
中国成为日本“反面教员”的另一个例子是太平天国战争。日本从这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学到了许多。1862年，高杉晋作、久阪玄瑞还有其他日本官员就曾亲自到上海观察太平军的组织，这些观察对幕末日本也有影响。当中国勉强从太平天国之乱挣扎过来时，日本正好完成了明治维新，而且进行一系列的新改革。从此时开始，文化交流的方向整个倒过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记事诗》为中国保守士大夫描绘了一个他们几乎不认识的新日本，这些书也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相当大的动力。
黄遵宪可以说是第一个严肃面对一个正在成形的新事实的人，可悲的是，黄氏的著作在甲午战败之前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注意，该书完成于1887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并且在1895年印行，但是在甲午战败之前却从未广泛地流传。这种现象自然与中国亘古以来的日本观有关：日本长期以来都小心翼翼地注视中国的变化，谨慎地考虑因应之道，反观中国这一边，则总是因为优越意识作祟而漠视它的东邻。
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官僚或士大夫认为中国会被日本击败。当时已经有相当数目的书报道日本的新发展，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并非盲目到完全不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但是它们几乎没有引起清廷决策者的注意。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300年来的第一战。这场战争之后，日本的自我形象剧变，而在日俄战争之后达到高峰。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亦急遽变化。在此之前，日本虽然知道中国被英国打败，但是仍不敢认定中国兵疲力弱。可是，甲午之战改变了这一切。
第三编 文化制衡日本取舍：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2）
。c。２。 甲午之战：中日文化拐点之战
在战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是用汉文出版的，这是为了向它的读者们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小孩看的。甲午之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降低，而且有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而不是当时的中国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到北京去”成为相当流行的口号。
在日本急遽变脸之时，中国方面也有激烈的改变。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光是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前往。以当时留日学生的数字而言，中国学生的赴日留学可能是到那一刻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而戊戌前后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日本因素便与这一波留学运动分不开。
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学习日本的学术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然而，日本也不仅仅是一个“接生婆”，事实上，许多转手而得的西洋知识已经经过日本的选择、改变，或已沾染上日本的色彩。
首先是翻译。1939年，佐藤三郎出版过一份目录，发现有152本日本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此后，这一份中译日本书的目录越加越长，一部重达数公斤的书中搜集了5767种书目，但即便如此，尚有将近1000种书未被收入。分析这些中译日本书出现的年代，可看出一个清楚的变化：1896…1911年是译书的高峰，共有956本书被译成汉文，1912…1937年则有1759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翻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而已。这是一个近乎讽刺的悬殊比例。在这个时期，日本译介的全世界各种著作，中文书籍所占的分量也急遽下降。《明治文献目录》（1932年）所列的1472本从各种语言翻译过来的书籍中，只有3本是译自中文的。如果把它与《唐船持渡书》相比较，便可以发现，明治以前中日之间那种文化思想的关系已经彻底消失。
在大量中译的书籍中，以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最为大宗，这些新教材掀天盖地铺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当时，中国各地常为使用旧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陈独秀幼年便亲历过这种经验。
接着是文学。如果把近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根源都算到日本身上，那当然是错误的。不过“文言合一运动”可以在明治的日本找到根源。以梁启超为例，梁氏在《新民丛报》中的文体，被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陈独秀与胡适。但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例，可以发现它有深厚的日本根源，甚至从梁启超的诗中也可以发现他倡导的“诗界革命”也有日本的因子，而明治时代的新戏剧运动与晚清中国的戏剧改革之间也有关联。
新词汇的引入似乎更为重要。对日本来说，汉字与中国的词汇早已像是血液中的成分，去除不掉了。但是戊戌前后，或者说上一世纪的最后10年，日本词汇大量“倒”进中国文化中。新词汇引入的规模之大与涵盖面之广，大概只有中国中古以来大量出现的佛经词汇可以比拟。而这些词汇的引进，也相当微妙地改变了中文的文法，假如没有这批词汇作为概念工具，许多文章就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写出来。
这批如海水般席卷而来的新词汇，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的名词，经过日本人重新使用再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有些词汇的意义已经产生变化，譬如“经济”一词便是。新人物喜欢用新词，当时的出版商只要看到稿子中有新名词，便俨如看到了品质的保证，可是旧人物却恨之入骨。张之洞曾经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可是他的幕僚说，“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新名词了（注：“名词”二字也是来自日本的），可见新词汇渗透力之大，就连反对它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在使用它。
另外一个例子是，满清退位之后，在东北准备卷土重来的蒙古贵族升允曾在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间发表三篇檄文，其中第二篇居然专门攻击新名词：呜呼！近时为新名词所惑也众矣。人有恒言，动曰四万万同胞，曰代表，曰保种，曰排外，曰公敌，曰压力，曰野蛮，曰推倒君权，其不可一二数。凡此皆仅以为笼络挟制之术者也。
他的檄文当然是针对清末推倒清廷的几种新政治词汇而发，而其中有几个便是来自日本（譬如“代表”）。
到了1915年，有一本题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作者署名“将来小律师”（赵文祖），他说自戊戌变法维新以来，日文行于中土，其中流行的新名词有59个：“支那、取缔、取消、引渡、样、殿、哀啼每吞书、引扬、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相手方、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差押、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手形、手乎、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片务—双务、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取立、损害赔偿、奸非罪、各各—益益、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恸、从而如何如何、支拂、独逸—瑞西、卫生、相场、文凭、盲从、同化。”这张名词表中有一些现在已经完全不流行了，但大部分还在使用。
1934年，江亢虎、王西坤、胡朴安、潘公展、顾实等人组织“存文会”，提出“保存文言”的口号，但他们的宣言书很快就遭到攻击。1935年5月《现代》刊登了江馥泉的一篇文章，指出存文会的宣言中凡是被他标有底线的词汇，都是“群经正史诸子百家”见不到的，其实就是来自日本的词汇。
近代中日文化的拐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为1894年甲午一役，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岛国日本的伏笔可谓是打了数百年。晚清没有理由不败。
第三编 文化制衡教育：差距是什么（1）
。c。１。 近代日本的教育改革
1871年，明治政府成立了作为全国教育最高行政机关的文部省，起用了大木桥（文部卿），江藤新平，加藤弘之等具有近代观念，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才俊。文部省成立伊始，便把制订全国统一的学制作为一项中心任务。1872年8月，《学制》等三份文件同时发布实施，标志着教育改革的正式开始。
在文件中，文部省批判了幕府的旧式封建主义教育，宣扬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观念，并提出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政策。
学制参照法美两国教育体制，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区，每区设大学一所，每一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一所，每一个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小学一所。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统一的学校体制。
1873年，跟随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列国的田中不二磨回到国内，担任了文部大辅（副部长），并出版了《事理功成》一书，对英美法的教育制度作出评估。1876年他再次赴美考察，回国后出版了歌颂美国自由主义教育体制的《美国教育法》。1879年3月，由其主持制定的《教育令》正式颁布，取代了《学制》。
《教育令》与《学制》相比，不同之处有：废除学区制，由町村设立小学，改变管理上过于集中的弊端，实行地方管理；凡有私立小学的地方，不再设立公立小学，减轻国家负担；财政上确有困难的地方，无力设立小学时，可采用教师巡回上课的方式；儿童在6至14岁的8年之内，人四年上学，每年上4个月即可；取消学区监督一职，设立公选学务监督委员会。
1880年2月，河野敏镰继任文部卿，在考察了全国教育之后，12月制定了《改正教育令》，其基本内容有：否定教育改革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利，强调国民义务教育，《改正教育令》将义务教育年限从16个月改为3年，不就学者必须由县长批准，课程改置，一律按时文部省颁布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以后，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小学校教则纲要》（1881年5月），《小学教员通知》（1881年6月），《幼学纲要》（1882年2月），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
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出台，是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为了巩固明治维新的成果，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日本抓紧进行君主立宪制的准备工作。1885年12月，首先将用内阁制代替了太政官制度，声望如日中天的伊藤博文出任首相，而森有礼则成为了了第一任文部大臣。伊藤与森有礼都认为，应当以德国为榜样，奉行国家主义。具体到教育领域，森有礼倡导“国体主义教育”。它包含三个要点：⑴为了国家富强而办教育；⑵为了维护国家政体而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⑶在学制上，主张“以国家办学为主”；在学校行政上，要根据“国家经济理论”来办学。
在森有礼的主持下，文部省颁行了一系列的法令，通称《学校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1889年的《实行教育令》。学校令把小学和中学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分成寻常小学四年，高等小学四年，寻常小学作为国民教育，高等小学为中学输送人才。中学分为寻常中学5年，高等中学3年，前者为普通教育，由县府管辖，后者由文部省管辖，分科授业，为大学输送人才，实属大学预备学校，全国共设五校。师范学校也分寻常师范和高等师范，前者每府县设一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后者招收寻常师范毕业生，只在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