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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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传播其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创立“庆应义垫”（今庆应大学），教育学生，同时大加运用当时算是新式传媒的《时事新报》。他从1882年3月创刊《时事新报》，到1898年9月罹患脑溢血为止的16年间，不停地在该报发表时事评论，持续地主张日本应采“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政策，以成为西洋列强的一员参与竞争。他断定：“英国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富国，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使贸易鼎盛。”他认为，“殖产为国之本”、“西洋的文明开化在于钱”、“日本尚非有钱国”、“要使日本变成有钱国”，这是他考究“富国”的思想动机。
第三编 文化制衡福泽谕吉：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2）
国富是与外国从事贸易而产生的，而此国富又可以成为“强兵”之本。因为有钱财就可以制造武器、购买武器，也可以豢养士兵或雇用佣兵。在这卑鄙的世界，甚至连“公议舆论”也可以用钱购得，只要事先备妥武器和兵士，再加上公议舆论，则打胜敌人易如反掌。福泽深信“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可以说一语道破了西洋“富国强兵”的真髓。
因此，落后国家日本如果要与西洋竞争取胜，应采取的快捷方式就是充实军备、增收租税、调和官民，从此变成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亦即，温和地协调国内的阶级倾轧，而集全力于对国外列强的竞争，这就是他的“内安外竞”之策。
福泽扩张国权的第一着棋，是为“朝鲜政略”布局，认为对朝鲜应该以武力保护、以文化诱导，使朝鲜迅速仿效日本，进入“文明开化”的领域。其后就把目光迅速瞄准中国。
1894年7月28日，当日本海军舰队在未宣战前偷袭胜利的第一道战报传到东京时，福泽谕吉和《时事新报》报社全体员工，在东京新桥的花月楼召开祝贺宴会。7月30日，福泽担任军费捐款运动发起人的总代表，跟财阀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涩泽荣一、东久世通禧等连名，劝诱民间有志之士为军费捐款。8月1日，日本政府发表对中国宣战的布告，福泽在《时事新报》刊登“表诚义金”的募捐广告，亲自从私囊“义捐”1万日元。福泽从扩张国权的立场，策划对朝鲜的谋略，强烈地主张对中国开战，论断中日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当日本战胜，依《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两亿两白银庞大的赔款，加上吞并台湾、澎湖群岛的“良饵”时，福泽激动得掉下泪来。“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获得的胜利。啊……多么愉快，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命到今天，才能见闻如此光荣的事，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好想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光景，每天掉眼泪哭泣。”以上这一段话，记录在《福翁自传》里面。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不单单只是要日本脱离亚洲，加入西洋文明国家的阵营，而是更进一步要跟西洋角逐、蚕食亚洲邻国。当中日交战的1894年11月下旬，有美国报纸报道日本军队在旅顺进行大屠杀。单从日军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来，四五日之间便屠杀旅顺的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幼童等约6万人。美国的《世界日报》为此严厉指责日军的暴行，抨击日本为“披盖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蛮的本性”。《时报周刊》的通信员也作证，日本军将俘虏捆绑起来屠杀，甚至还有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对日本人来说，福泽谕吉是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一个最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文明开化”思想，严厉地批判日本的封建思想与制度，对培养日本国民“独立自主”的风气贡献良多。他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并不仅只是因为经营“庆应义垫”这所学校，还进一步利用《时事新报》等大众传播媒体，以整个日本社会为对象，教育日本人成为“文明国民”。当时的日本，一方面要打破封建的身份制度，另一方面则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外力压迫，因此，福泽鼓吹“独立自主”的精神，期待“个人独立”和“国家烛立”，可以说尽了其在历史上的任务。而寻遍整个晚清，却没有这么一个呼之欲出的一个人，完成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林则徐不是，魏源不是，李鸿章更不是。
而历史的宿命终究走向了符合它逻辑的轨道……
第三编 文化制衡大久保利通：日本式维新（1）
假如没有“维新三杰”，近代日本会走向哪里呢？
三杰之死，或多或少都与西南战争有着联系。而这场政府军方面取得胜利的战争，其意义则更为深远。西南战争从军事上锻炼了日本军队，促进了其近代化改革。电报、侦察气球、地雷、近代化海军舰船等都在西南战争中得到测试与应用。政府军强大的后勤补给（政府军军费1/3用于支付三菱公司的运输费用，田原阪的胜利直接来源于得力的后勤支持）与机动的海军配合（黑田清隆的冲背军）作战，是其主要胜因，因而更使日本军队的领导者们深刻体会到了近代化战争的关键。
摆脱束缚的日本，以不可阻挡之姿向近代国民国家迈进。伊藤博文继大久保之后成为政治中心人物。西南战争后六年（1883年）伊藤着手制定宪法，再后二年（1885年）废止太政官制度，确立内阁制，再后四年（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紧接着（1890年）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确立近代天皇制，承认国会、政党与公选的合理性，日本迅速在名义上成为宪政国家。以福泽瑜吉为首的明治思想家们，更是以“脱亚入欧”为主导，给日本政治改革打下思想铺垫。
1830年9月26日，大久保出生在萨摩藩鹿儿岛下加治屋町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幼名正助，号甲东，后改名利通。大久保的外祖父是一个颇通海外事务的兰学家，父亲大久保利世是一个开明藩士，大久保利通自幼便深受他们的影响。
大久保自幼聪明奋发，17岁时便被任命为藩记录所的助理。但19岁那年（1849年），因藩主继位人选问题发生骚乱，开明的岛津齐彬一派失势，其父受株连被流放，大久保本人也被罢官，其母和3个妹妹的生活，全由大久保独立承担。这时期，大久保逐渐与同乡西乡隆盛，还有吉井友实、伊地知正治、有马新七等40余人结为密友，组成了名为“精忠组”的政治团体，经常聚会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其中西乡、伊地知正治、有马新七等人都成了幕末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
后来，在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的支持下，岛津齐彬终于当上藩主，大久保复职，其父也从遥远的流放地回归，家运自此好转。
岛津齐彬在藩内推行开明政治，还积极过问中央政局，掀起了一层层波澜。大久保在这些活动中逐渐崭露头角，得到升迁，初任藩记录所书记，后提升为步兵监督，并从中积累了殖产兴业、开化富国的政治经验。
1857年，开明的阿部正弘病死，保守派彦根藩主井伊直弼出任大老后，制造了镇压异己的“安政大狱”，许多人被屠杀，形势急剧扭转。而萨摩的齐彬也在此时病死，西乡隆盛等人绝望之余，曾投海自杀，被救活后流放到奄美大岛。“精忠组”的有马新七等人转投于更加激进的“尊王攘夷”运动之中。大久保在表面上也拥护“尊王攘夷”，但行动上却很小心谨慎。这时，井伊直弼任命齐彬之弟久光的儿子岛津忠义为藩主，藩内保守派也随之抬头。但敏于政治的大久保明白，久光虽在名义上是藩主后见（监护、顾问），但握有实权，不接近久光，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他想方设法获取久光的欢心。大久保听说久光喜欢下围棋，并常和吉祥院的僧人乘愿对奕，他就向乘愿学棋。后听说久光想看《古史传》，这套书出版了28册，大久保便设法借到，一册一册地借给久光，每借一次就在书中夹寄自己或“精忠组”同僚们对形势见解的字条，通过这种密切交往，使久光“知道了大久保及其充满生气的集团的存在”。大久保日益得到久光的器重，“精忠组”亦得到久光的承认。久光在和大久保等人关系密切起来的过程中，逐渐疏远了保守派。1860年，大久保被擢升为勘定方小头，次年又升任御小纳户，和中山忠左卫门，小松带刀等人同掌萨摩藩政的中枢大权，时年32岁。
以萨摩藩力量为后盾和基础，大久保逐渐活跃于中央政界，其立场有一个从公武合体派转向割据倒幕派的过程。他和久光最初的目标是，反对幕府策划的将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下嫁给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作夫人，进谏天皇敕命德川庆喜为将军监护，让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就任大老，由萨摩藩兵任京都的警卫等等。1862年，岛津久光和大久保率萨摩藩兵1000人进京，向朝廷施加压力，这样的军事行动在德川幕府时代尚未有过。
他们深知“尊王攘夷”激进派有马新七等人准备乘久光进京之际举义，袭击佐幕派公卿，便断然派萨摩藩兵杀死有马等人，这就是有名的“寺田屋事件”。从中可见，大久保为了达其目的，不惜向早年的政治伙伴开刀的冷酷手段。这个事件造成了公武合体派和“尊王攘夷”派的完全决裂，当然也加速了公武合体运动的进程，朝廷颁布敕命：任命庆喜为将军监护，松平庆永任政事总裁，并宣布要改革幕政。公武合体获得成功，大久保的名声也在中央及各藩传播开来。
但另一方面，“尊王攘夷”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岩仓具视被视为朝贼而赶下台去，长州、土佐等尊攘派力量的高涨抵消了久光等公武合体派的成功。大久保继续奔走在京都政界。
由于1862年萨摩藩武士砍杀了英国人的“生麦事件”，萨摩与英国人的冲突尖锐化了，英国要求赔偿，并惩办肇事者，被久光拒绝，最后酿成了1863年的“萨英战争”。英国舰队进攻鹿儿岛，萨摩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大久保是战争指挥官，最后因兵力悬殊，萨摩的鹿儿岛被炮火破坏很重。这场战争使大久保对近代战争有了亲身体验，为其以后的军事活动提供了经验。萨英战争之后，大久保设法从幕府借来赔款交付英国，又通过谈判加强了同英国的联系合作，加速了萨摩藩开国的步伐。孝明天皇是一个顽固派，他密敕久光率兵进京镇压尊攘派。大久保等人乘机与镇守京都的松平容保联合，于1863年9月30日（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发动军事政变，将尊攘志士以及尊攘公卿三条实美等3人逐出京都。不久，久光、大久保再次率兵进京，控制中央政局。1864年初，作为公武合体运动的结晶的雄藩会议筹备就绪，设置了以德川庆喜、松平庆永、松平永保、山内容堂、伊城宗达和岛津久光等6人组成的“参与议会”，在天皇的主持下讨论国政方针。然而，公武合体运动是违背日本历史发展潮流的，各雄藩各有私心，政见不同，内部极不统一，而德川庆喜则竭力让幕府独揽领导权。不到3个月，6个“参与”都辞职了。
这个公武合体派的“临时政权”的垮台，使大久保十分震动，也对幕府的倒行逆施深感失望。他回藩后致力于藩政改革，继续加强同英国的合作，令藩士村田经芳研制出“村田步枪”，又于1865年派五代友厚等15人去英国。这时，日本政局更加险恶，长州尊攘派发动“禁门之变”，被萨摩、会津的联军击败，幕府进而征讨长州。翌年初，高杉晋作等人在下关举兵，获得成功，实行倒幕割据政策。长州还通过萨摩向英国购买武器，逐渐改善了两藩之间的关系。这种时局的发展，使大久保逐渐变成倒幕派，逐渐从公武合体的头面人物转变成割据倒幕的领导人之一。
第三编 文化制衡大久保利通：日本式维新（2）
从1866年到第二年底，大久保在京都住了一年半，以全部力量投入讨幕活动，他和蛰居在家的岩仓具视取得联系，并派人保护他，以免被讨幕过激派杀害。经过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等人斡旋，萨长两藩于1866年2月缔结了倒幕同盟。幕府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的战争，遭受萨摩抵制，萨摩与德川庆喜的友好关系从此中断。幕府征长失败，将军家茂病死（庆喜继任将军），使幕府进一步陷入深刻危机。
1867年初，朝廷召集的萨、土、越前和宇多岛藩四藩藩主在京都会谈，很快就归于失败，形势进一步朝着武装讨幕的方向发展。不久，岩仓回到京都，与大久保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