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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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初，朝廷召集的萨、土、越前和宇多岛藩四藩藩主在京都会谈，很快就归于失败，形势进一步朝着武装讨幕的方向发展。不久，岩仓回到京都，与大久保一起成了倒幕的旗手。大久保先后与长州的木户孝允、广泽真臣，艺州的将曹等讨论出兵讨幕的问题。大久保还和西乡联合写信给岩仓具视：“二百余年太平旧习污染了人心，一旦动起干戈，反使天下耳目一新，中原弥定，构成盛举。”
德川庆喜面对不利局势，以退为攻，率先“奉还大政”，以消除讨幕口实，想凭借巨大领地和兵力，继续凌驾于诸侯之上。但讨幕派并没有被迷惑，他们在筹备武力讨幕的同时，积极准备后于1868年1月3日成功地发动了宫廷政变。紧接着在戊辰战争中大久保担任参谋，以后又任总裁局顾问处理内务，协助西乡等人指挥作战，从而建立和巩固了明治新政权。
戊辰战争解决了政权转手问题，大久保将注意力转向了内政建设，首先一件事，是利用天皇巡幸的名义，迁都江户，并改名东京，借以抵消幕府残余在东京的政治影响，同时又可以摆脱京都保守派的影响。大久保虽从一介藩士跻身于中央政界，但他深知不消平地方势力，新生的明治政府是得不到巩固的。1869年到1871年间，明治政府完成了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的大业，初步从政治上削除了诸侯的割据势力。明治政府还决定派遣考察团出国，同欧美国家谈判修改条约，同时通过对欧美的考察来探讨新政府的治国方略。拿大久保的话来说就是：“要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这种事业亦大体完成，干了我们所应当干的事。但是以后，就实在为难了。”所以，应该由政府高级官员去亲自考察、直接体验西方文明。1871年底，以岩仓为特命全权大使、大久保等人为副使的由新政府主要官员组成的大型使节团开始巡访欧美，这在当时的世界史上是个空前的壮举。
在欧美列强面前，当时尚属百废待举，弱小疲惫的日本是难以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使节团遂专心致力于考察和学习。他们不但注意英、美、法等大国的情况，还注意了荷兰、比利时等小国如何在弱肉强食的世界角逐中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研究了普鲁士兴盛致霸的过程和经验。他们专程拜访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和德军统帅毛奇，大久保对于这位德国首相的铁血政策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要重新经营国家不能不像他那样办”。使节团对欧美的考察为时1年又10个月，巡访12个国家。他们对日本和整个世界的认识都更加深刻了。
大久保于1873年5月应三条实美之召提前回国，这期间各个藩阀派系势力在中央政局的争夺有所加剧，又爆发了关于“征韩论”的问题。得知这个情况的大久保，拒绝担任新政府任命的参议职务，等待使团成员归国的“秋风白云时节”再做最后解决。同年9月，岩仓等使团成员全部回国，紧接着于10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大久保等人通过外出考察，深知日本国力之不足，主张“内治优先”，所以在“征韩论”问题上，使团的成员都抱一致反对的态度。大久保更举出7条理由，对征韩论进行批驳。他的中心看法是：“整顿国政，富国文明之进步，乃燃眉之课题。”由此看来，围绕“征韩”问题的争论，即反映了当时留守政府和使团等方面的派系斗争，更反映了日本应该走什么道路的认识差别。特别是力主内治优先，有重要意义。两派争论甚为激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甚至因而称病辞职。大久保等人暗中活动，再次利用王政复古时使用过的手法，弄到一份敕旨，利用天皇权威，让岩仓代理太政大臣，这一招奠定了内治派的胜利。竭力主张征韩的西乡派下野，改组了政府。这场政争，史称“明治六年的十月政变”。
在征韩论中内治派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以三条实美为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为右大臣，以大久保为内务卿的专政体制。内务省拥有从县知事到省（部）官员的任免权，且以大隈重信的大藏省和伊藤博文的工作省为左右臂，因此大久保握有政府的实权。在这个专制政权的统治之下，大久保努力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殖产兴业的目标，是英国那种发达的工业。日本与英国地理条件颇为相似，都属于面积小、资源少的岛国。所以，日本应像英国那样大抓海运和工业。他同时非常重视矿山开发和铁路建设，强调煤和铁是制作业兴盛的动力。大久保政权继续推行地税改革，1876年强力推行“秩禄处分”，公布“金禄公债发行条例”，剥夺了武士阶级的俸禄，从根本上瓦解了旧的封建武士阶级，促进了日本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又大力促进农牧业的发展，引进良种，改良农具等。
大久保还带头推进文明开化，他虽然不会跳交际舞，也常常出席舞会。他还率先剪短长发，出朝晋谒天皇，群臣都为此大胆举动惊骇。但十多天后，明治天皇也剪短头发，于是群臣竞相仿效，除去头顶发髻。政府的《断发脱刀令》等文明开化政策终于在最高统治者的亲身示范之下迅速推行。当然，大久保政权各种政策不能不引起各方面的反对，首先是失去特权的武士阶级心怀不满，如江藤新平的佐贺之乱，西乡隆盛亦为萨摩武士所拥戴而卷入西南战争，这些都为朝廷所镇压。而以坂垣退助、大隈重信等人所领导的自由民权运动，也从1874年开展起来，迫使政府准备立宪，大久保还于1875年亲自出席大阪会议，与木户孝允和坂垣退助达成协议，为日本立宪体制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1872年，日本吞侵琉球，1874年侵犯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大久保担任台湾问题的谈判代表，到北京迫使腐败的清廷交付50万两赔款。
在“十月革命”后5年的时间内，大久保占据着日本政府的权力中枢，这是他毕生政治活动的鼎盛时期。可是，1878年5月14日，这位日本的“铁血宰相”，以48岁的壮年之际，被不满的士族刺杀于东京的曲町清水谷。
第三编 文化制衡百年恩怨说从头
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在所谓中日两国关系“政冷经热”的今天？
或者，关于日本，我们到底还有什么话好说？
仇恨、友善、鄙视、尊敬、熟悉、陌生、钦佩、厌恶、羡慕、嫉妒……对日本这个国家我们张开口却说不出话。
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让中国人如此撕心裂肺。提起日本，恐怕大多数中国人的感觉都是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国家，正如我们挂在嘴边的两句成语：同文同宗，一衣带水；这又是我们最陌生的一个民族，虽然有着几千年的交往可我们还是对他们所知甚少，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们屡屡让我们震惊。当天朝上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焦头烂额受尽欺凌之时，我们身边这个一直不起眼的小国却在同样的挑战中迅速崛起，很快取得了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让清朝上下大跌眼镜。崛起后的日本不仅轻易击败了清朝，而且不久就把庞然大物的俄罗斯放倒在地，又一次让全体中国人目瞪口呆。
上天眷佑，日本人获得了这样一群独特的岛屿，它背靠着世界上最宽阔的大洋，面对着世界上最繁荣的大陆。浩渺波涛给了他们2000年的安宁，海峡对面的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的辐射，又早早地把日本人从蒙昧中唤醒。
这个民族的学习热情在他们亮相于世界舞台之初就不可扼止地显露出来。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学习外国时像他们那样热情，那样认真，那样到位。他们连续不断地派出遣唐使，把庞大的中国文明用他们那简陋的小船，分块装运，穿越海上的风涛，一点一点地，几乎完整无缺地运抵他们的小岛，然后再按图组装：政治制度、宫廷制度、租庸调制、建筑、宗教、文学、艺术……他们用借来的文化外壳漂亮地装饰起了自己，一夜之间，就在遍布荆棘的大和平原上建起了一座完全中国样式的首都，一个袖珍的“唐”在日本列岛出现了。
而两国更本质的相同点，是内在的精神气质。
两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都是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禅宗”在中日两国都很流行，两国人在精神发展中都注重克己反省，注重静思默想。日本人在枯山水、日本画、茶道、插花中表现出的简约、淡远、别致和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取向完全一致。
两国人的性格都偏于内向，“面子”哲学是两国人共同的处世哲学。为人处世讲究含蓄忍让，说话都习惯于拐弯抹角，“一切尽在不言中”。日本人还发明一个专门的词汇“腹艺”，也就是说有些意思不用说出来仅仅通过感觉大家都能明白。
两国人都注重集体主义，倾向于压抑个性。中国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而日本人有一个人人尽知的谚语：“出头的钉子要挨敲”。两国人在社会上都讲究论资排辈，这一点，在日本尤为明显。
正是有了这些相同点，中国也因此把日本列入属国的行列。在中国看来，这个汪洋大海中的岛国和它周围的任何一个小国一样，都是自己恭顺的学生。除了每年按惯例接受他们的“贡品”，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太多的关注。我们只知道，这个岛国上的人个子矮小，所以给他们起了一个别名叫“倭”。
但日本人的独特就在于，他热诚地向你学习，却丝毫不影响他那极为强烈的自尊，而只是表明他的极为好强、不甘人下。事实上，他一丝不苟地向你学习，正是为了有朝一日超越你，把你甩在身后，或者把你吞掉。他们甚至在羽翼未丰之际就已经多次尝试向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挑战了。
在19世纪下半叶那场翻天覆地的文明大冲撞中，日本终于化蛹为蝶。迅速崛起之后，中国对它还是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中国人只是惊讶于日本人的成就，却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个昔日的学生就加入了欺辱自己的强国行列，而且比其他列强更无情更凶残。
由此，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就成了一个十分苦涩的过程。
不妨把中日两国2000年的关系史看做是中日两国实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而由此导致了两国在东亚竞争的历史。宋代以前中日之间中国的实力占绝对优势，日本被排除在东亚权利分配之外，但由于优越的地理，中国的权利也无法直接影响日本。宋代到明清中国实力优势逐渐减弱，万历朝鲜之役说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向中国的大陆优势挑战。其后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间的竞争被冻结了200多年，但日本依靠本身的实力始终游离于中国建立的东亚国际体系之外。19世纪中期又是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在东亚的竞争恢复，而中日两国选择的不同道路在30年内使中日实力对比变化加速，并最终导致中国的失败。
可以说，在如何与强权打交道、如何在弱势中奋发图强这两方面，日本有资格做中国的老师。但是，日本的可怕就在于，它的崛起不仅未成为中国之福，反成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祸的根源。近代以来的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富强需要以中国的贫弱为基础，它的民族优越感需要以中华民族受虐受辱为代价，它的国内危机需要到中国来解决，它的国际地位需要牺牲中国来满足。
千年师生一朝易位，两国关系说到底和而不同。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恩恩怨怨，许多是由双方文化认知的不同引起的。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以儒家学说为主导，在对外交往中讲究王道、宽厚，有时甚至达到以德报怨之地步，无非是希望以王道感化对方，求一个“和”的境地。
但日本人另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文化中的等级秩序观念。“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对待的。”此种观念之下，认错往往只是认输，是对强者权力的认可，而非对自己罪行的愧疚。基于这种思维，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伤害最烈却鲜有愧意。每当中国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之时，总是由于受到日本实质性的伤害而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这样的伤害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洋务运动，虽然今天对这场运动或许会有诸多不同的评价，但毫无疑问，洋务运动还是开启了中国科技、工业，包括军事现代化的先河。当洋务运动小有成就时，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