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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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连曾国藩识见上都不过如此，其余人等又能有怎样的见识！
。c。２。 “黑船”来到日本
同样是1853年，日本人的噩梦也开始了。
1853年7月8日，大清咸丰三年、日本嘉永六年六月三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4艘战舰，驶入德川幕府咽喉要地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今东京湾神奈川县南部），下碇停泊，船上的大炮不怀好意地瞄准了岸上的炮台。这些军舰是奉美国总统之命前往远东，与日本、琉球等国商谈开国问题的大舰队的一部分。由于其船体为黑色，又像怪兽一样不断喷出漆黑的浓烟，发出轰鸣，所以被岸上那些震惊的日本人称作“黑船”。19世纪中叶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是中古世代政治的活化石——其祖先可以追溯到天地创造者和太阳女神的天皇家族居住在博物馆一样的京都皇宫中，虽神圣却无权力。而另外一种政治活化石——将军，则住在江户城堡中，实质统治着国家。
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人觉得日本与世隔绝太令人气愤，同时这里又有尚未挖掘的商业潜力，也许日本的封建制社会还能延续到20世纪，成为人种学和社会学的标本。但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对马可·波罗传记中盛产黄金的日本好奇已久，对这些古怪而陌生的岛屿又非常生气：它们横挡在新开辟的美洲——中国航线上，拒绝向欧美的商船提供补给，也不让它们的水手在那里躲避台风。对于一个像美国那样的新兴商业国家来说，这真是滔天的罪行。
第一编 海权博弈共同的厄运（2）
当任何常规性的开国提案都没有得到幕府响应的时候，美国开始派出武装舰队。早在1846年，便有贝特尔准将率领三艘军舰来日商谈开国问题，但被幕府回绝。这一次美国人显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实，在佩里来日一年之前，长崎荷兰商馆馆长库修斯便已将美国舰队即将到来的传闻告知幕府，劝其马上缔结日荷通商条约作为对策，但幕府对此事一直半信半疑，认为“反正上托祖宗神灵的威福保佑，区区洋人到时又能怎样？”于是上下垂手坐待，毫无对策。佩里到来的当天夜里，江户城一片混乱，武士们忙于备战，车声粼粼，战马萧萧，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
当天午夜，江户城发出信鸽将“黑船”到来的消息送往京都，孝明天皇天颜失色。从他7年前即位伊始，西洋各国叩关之声便一阵紧似一阵，如今外国军舰真的击碎了德川幕府的“两百年太平之梦”。孝明天皇对“黑船”一筹莫展，只得一面谕示幕府不要忘记负有保卫日本的责任，一面亲自前往神社，连续祈祷17天，乞求神灵保佑，攘斥夷类，天下太平，皇祚长久。
在从未见过的蒸汽快船和大口径火炮威胁下，幕府被迫接下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港、保护美国遇难船员、提供煤水补给站三条内容的国书，但是对其细节则设法推迟到次年答复。佩里因为在琉球还有紧急任务，于是暂时答应了幕府的请求，但是在返航前，美舰突然开入江户湾深处，测量水道。当怒气冲冲的日本官员质问原因时，佩里暗含杀机地回答道，他明年春天还要率领一支更大的舰队回来，现在正在寻找一个更大的停泊地。他还警告幕府说，在明年春天作出答复还不晚，但是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将不惜诉诸武力。1853年7月17日，佩里舰队经琉球返回上海。
自1635年德川家康因天主教威胁而宣布锁国以来，日本的国门第一次对中国和荷兰之外的国家洞开。“黑船事件”使幕府受到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正在病中，接到美国国书后急火攻心，10天后便辞世，德川幕府群龙无首，幕府老中（担任行政职责的最高长官）阿部正弘不得不向各藩征求意见，这在将军独断专行的年代是史无前例的。江户幕府200年来那深不可测的神秘、庄严和威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如同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到外面的新鲜空气，马上便分崩离析了。
1854年2月11日（嘉永七年一月十四日），佩里果真率领7艘军舰、200门大炮和1000多名战斗人员再次来到江户湾，听取日本的答复。幕府企图以德川家庆之死来搪塞拖延，但是这样的借口对于佩里来说显然是行不通的。在武力威逼之下，依照美国总统的国书内容，幕府在3月31日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西洋其他各国闻知日本开国的腥膻后接踵而至。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到1858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5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从此，日本正式地（也是狼狈地）步中国的后尘而开国了。
第一编 海权博弈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1）
。c。１。 近代中国第一次海军变革
太平天国席卷整个南中国的燎原烈火最终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的海军变革。时任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建议清廷“宜买此轮船数只，扫除狂寇”。尽管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该计划延后数年，但也让清廷进一步认识到，原有的绿营水师也好，改为长江水师的湘军水师也好，镇压太平军尚勉强可用，但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根本无法对抗。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明确指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1861年，发生了几件后来对中国海军建设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其一是咸丰之死、同治登基和北京政变，顾命八臣被两宫垂帘和恭亲王议政所取代。其次就是李秀成大军攻克宁波、杭州，兵锋直逼上海。
恭亲王作为洋务运动在清廷中央的总代表和曾、李等人在中央的总后台，他的上台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海军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影响是比较深远的；但李秀成大军的胜利对于清廷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由于当时西方列强普遍观望中国大地的这场内战，并都想从中渔利，清廷不能不考虑到太平军与西方列强合作的可能。而李秀成兵指上海的目的，在清廷得到的情报中其中一条就是借此向外国购买一批炮船。这不能不使得恭亲王等清廷中枢震惊。因此，1862年1月31日、2月1日连续两天之内，恭亲王即以总理衙门名义致信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令其迅速筹款购舰。3月14日，继任海关总监的赫德接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命其通知李泰国，立即在英国购买并装备舰队，并迅速开往中国，以备战事。
李泰国迅速筹备，通过外交大臣罗素，很快就购买了6艘炮舰（“北京”号、“中国”号、“厦门”号、“广东”号、“天津”号、“江苏”号，另有供应船1艘、快艇1艘）。舰队由阿思本指挥。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李－阿舰队”。
李泰国在1863年1月与阿思本签订了13条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1。 中国建立外海水师，阿思本允做总统4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做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
2。 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传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传谕。
3。 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需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
4。 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因为船上是外国人，非有外国旗号，才能尽心尽力；也是外国各商不敢藐视。所设计旗样为：绿底，中用黄色两条相交，心内画黄龙尖旗。
……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这一舰队极其反感。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蔡国祥为湘军水师悍将，届时在总理衙门与李泰国反复交涉达成一个协定后被任命为舰队的汉总统）。
今天看来，李泰国所设想的不仅仅是英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军事力量的企图，也包含了另外一种观念——中央集权观念。舰队不听从各省督抚大员，而直接接受中央政权——皇帝的命令，类似湘军、淮军这样的由地方编练、对地方负责的武装是不能也不应该存在的。这是英国法权观念的一种另类体现。然而，晚清时期内外困顿，中枢积弱，实权更多地分掌在各地方汉族大员的手中。清廷既没有决心、信心，也没有实力来推动这一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更何况清廷本身对于兵权问题也是同样警惕，明确照会英国公使卜鲁斯：“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甚至赫德也在日记中明确表示：“李泰国不会成功。”
其结果是：李－阿舰队被解散，船只被撤回变价出售，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被赫德接替。
李－阿舰队计划虽然失败，但是触动了清廷敏感的神经。与此同时，一个在晚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也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李文安，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十八年进士，故1844年李鸿章中举之后即投入曾国藩幕下，1847年中进士，其八股为世人所重，文采飞扬。其同年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张之万、沈葆桢、何、郭嵩焘、马新贻等人。1853年再次投入曾国藩幕下参赞军机，1862年根据曾国藩命令，组建7000淮勇东奔上海，并署江苏巡抚，自此开始了他波澜起伏的悲剧人生。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各支武装力量中，李鸿章的淮军与诸军不同，远不像湘军一般重视义理纲常的教育，部下能战之将、能文之臣也远远不及湘军集团，但李鸿章非常重视“西法”。部下淮军基本装备西式枪炮，按照西方操典训练，因而实际战斗力更在湘军之上。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协同湘军与太平军激烈交战，为了满足己方的后勤需要，不至全操于外国人之手，李鸿章特别奏请催调同知衔候补道丁日昌抵沪主持制造事宜。这是江南制造局的先声！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死，太平天国式微。清廷从中枢到地方一致将目光开始转向国外。2日，总理衙门即提出了震惊全国的《同治三年四月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殆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帷，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猝所能筹划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另附有李鸿章至总理衙门的信件，在当时更是“不可思议”之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至此，中国海军的真正发展，伴随着步履维艰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中国最早尝试建造近代轮船的，是徐寿和华蘅芳。1862年，两人在曾国藩的要求下，在安庆军械所开始尝试依照魏源的《海国图志》和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建造轮船。1865年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