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50-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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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配一小间画室，容他代课之余的赋闲时间画画，那就再幸福不过了。饶松青嘴角上牵，露出一个自嘲的笑意，有时候我经常做一些白日梦，就像南柯一梦，醒来后才觉不过美梦一场。难道画画不是饶松青做得最久一直拒绝醒来的一个梦？文章写到中途的一天傍晚，因为食用菌中毒，受伤的肠胃开始在饭后反过来折磨我。躺在床上，又痛，又为不知何时才能罢笔的文章辗转反侧，只好打开灯，翻看床头的一本孙文波的诗选《地图上的旅行》。当我读到《向后退》中的下面一段话时，我痛苦的肠胃似乎得到了某种安慰。还是应该学会在众目睽睽下藏匿起来。学会不动声色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大隐隐于心。这样，即使在伪善的时代，也能活下去。平静地活。感谢孙文波，是他的这段诗文掩盖了如我这样一个才思有限日渐词穷的人的窘迫，并且及时将我从不知如何才能客观地描写一个宿命的悲观主义者而焦虑的痛苦情绪中搭救出来，哪怕只是一分钟的长度，毕竟是一种安慰。
与生活和解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8月末的一个天光暗淡的阴天午后，再次见到洪帆。距离上次碰面也就一个月的光景，如她所言：“前天我量了一下，
0斤。又胖了。”语速比思维超半拍的洪帆在用夹生的湖北普通话蹦豆般跳出这些词语的同时，搭配着体态富足的人才有的豁达且心满意足的笑声。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对自己一路攀升的体重没有切齿含恨却如此宽容的女人还是忍不住让人感叹生活多美好这样的俗句子，就像她在翠绿色的棉麻裤子开叉的裤角处缝制的那两对玫瑰色的盘扣，俗气得颇得喜庆。我不知道一个人的体重与其作品的内容有多少九曲回肠的隐密关联，但可以确定的是，换做7年前，以90斤的体重作为黄石“华艺堂”老板娘时睡眠严重亏空的洪帆，或者时光在往前推，在黄石市美术中专上学体重80有余的小妞子洪帆，宁肯画一张风景速写，或是用大笔和刮刀涂抹一副抽象画，也绝不会在织锦缎面上描摹那些中国传统年画常见的喜气洋洋的大胖娃娃，福禄寿三星，表吉祥之义的鸟兽鱼虫等。二三十岁的洪帆对中国民俗艺术是不屑一顾的，尽管她风风火火所投入的俗世生活与中国传统年画所表达的内容并无二致，但是，只有当具体的日子变成重量一点一点积存在她的体内，近不惑之年的洪帆才会从容地像乡野山间的一个民间艺人一样，在洗衣煮饭操持家务之余一笔一笔地描摹、上色。我是在前天上午，也就是2004年8月26日才看到《爬行者》的录像的。
通州滨河小区一个四室两厅的普通民房里，在聚集的艺术青年的注目下，华继明匍匐倒地，以双肘为支点，一点点地在水泥地面上向前爬行，中间穿过阳台，再次进入人们视线的华继明钻入用塑料拼贴铺就的地毯之下，继续爬行。地毯很脏，上面散乱着各种生活垃圾，作品的另一个合作者刘港顺用铁锹不断将垃圾铲向正在地毯下爬行的华继明，铁锹碰撞水泥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垃圾的重量形成的阻力让华继明的爬行看上去很艰难，待华继明缓慢地从垃圾堆里露出脑袋和身子终于爬行而出，站直成人时，刘港顺用水壶为华继明进行清洁。眼泪和水流在了一起，华继明双手抱头发出压抑的哭声，两人相拥着合唱了一首歌。起始的歌词唱得有些低沉含混，高潮的几句在声嘶力竭的重复中听得很清楚：“人生需要奋斗，不要向失败低头。”后来听华继明说，那是20世纪80年代由张行唱红的一首老歌，歌名就叫《不要向失败低头》，那也是他至今惟一会唱的一首歌。《爬行者》是华继明来北京与刘港顺合做的第一件行为作品，光盘的封皮上写着当天的日期：2001年4月6日。当时，华继明来到北京没几天，作品实施现场的那些垃圾就是华继明刚刚租下的民房里上任住户遗留的废弃物。华继明“爬行”的那天下午，洪帆说她也流泪了，天挺冷的，人都穿着毛衣外罩，她在现场接水时才发现水管里的水很凉。那天上午她刚刚乘火车从黄石赶来北京，如果早一点准备，她一定会用温水。
洪帆说，华继明在黄石坚持做了那么多年行为艺术，《爬行者》是第一个触动了她的作品。可惜，录像里没有记录到这一幕，当天的持机者把镜头更多了对准了艺术家们，而不是站在角落的艺术家的妻子。几日后，租住在我家楼上的华继明和洪帆下楼坐客，华继明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只要来北京就成功了一半。至今我还能记得他在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双目炯炯有神，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盈着志在必得的自信。后来，在2001年年末对华继明的一篇访谈中，我读到了下面一段话。“决定不做生意，她哭了1次，我自己哭了3次。我说很难，不光是钱的问题，而是你做你内心想做的事，太难了。在这儿，我一想到为了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我就想哭。但我认为做艺术不难，可以做，可以奋斗。
一个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很难。”华继明来北京大半年后所说的这段话比他刚落脚北京时所发表的那句关于成功的名言，更让人有一种对于真实生活的可信度。2001年春天，华继明37岁，洪帆和华继明同岁。华继明和洪帆就像彼此的影子，幼年时，两家就是相邻不远的街坊；读小学时，同在一个老师开设的美术小组里习画；再大些，也就是19岁的洪帆刚刚考上美术中专的那年夏天，在黄石现已干枯的一条小河的堤坝上，两人牵了手；6年后完婚；两年后，儿子华夏出生。来北京的3年里，只要是华继明和洪帆两人中的一人暂回黄石老家，每天，华继明都会给洪帆的手机发至少10条以上的信息。洪帆逛街，中途，华继明会一再询问，几点回家？怎么还没有到家？有次闲聊，心直口快的洪帆对我说，她烦死了华继明对她这种不厌其烦的关心，但是，她很理解华继明那种性格维护情感的方式，其实他并不如他的外表看上去那么豁达，与她对这个世界的依赖和信任相比，他更谨慎一些。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Ⅲ谈恋爱的时候
也就可以理解，身为“管家”的华继明几十年如一日地节俭，而洪帆的生意经并不比华继明差，但她最烦管钱，当然，她也管不了，她是个太喜欢买东西的女人，对物质有着本能远远超出理智的占有欲。来北京后，每月华继明会给洪帆1000元作为一家3口的伙食费。除了在夫妻的小吵小闹上极尽霸道之能事以外，洪帆是个非常听话的妻子，所以当她把一日三餐安排得让父子俩毫无挑剔，偶尔还能利用余钱给自己买件衣裳时，她便高兴得像是讨了个大便宜。洪帆常常说自己是个活得糊里糊涂的人。如果把糊涂作为一个中性词客观分析，洪帆糊涂得浑然天成。出生于知识分子的小康家庭，成长过程的最大不顺就是自小体弱多病，而这也被她当做了月有阴晴圆缺的一个自然现象。所以，在她脸上，你看不到那种因为贫穷因为颠簸，或因为疾病因为容貌而过早品尝自卑滋味的早熟少女，在成年后留下的抑郁内敛。靠感观和直觉行事，聪明机灵都是直接外露的，不究事理，电视怎么看都不厌，字书无论如何也读不进去，对生活一向顺随，享得起福，也受得了苦，悲伤走得比来得更快，从没有过失眠的困扰。
就连她和华继明今天看上去依旧保持得青山绿水的20年感情，她说，也是因为习惯，习惯了跟他在一起，以致于不可能跟其他男人再发展感情，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在一起生活注定障碍重重。以前，洪帆一直觉得华继明和她一样，头脑简单，糊里糊涂，后来发现，他比她心眼多多了，就拿感情这事来说，华继明走到哪儿都会把她带着，最终用时间的巨大力量把对他的依恋培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谈恋爱的时候，两人就像牙齿和香口胶的关系，除了白天上班夜里各自回家，剩余时间，两人总是粘在一起，以至于有次朋友聚会，一哥们借着酒意对华继明大发牢骚。儿子出生后不久，当时在黄石煤炭一中教书的华继明被福建某私立中专聘请去做美术教师，华继明应允的条件是，我妻子也是学美术的，她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当时，洪帆在黄石效益颇好的一家国营单位作宣传，华继明说走，洪帆也无二话，福建那边一面试成功，她就去厂里办了停薪留职，为此，得每年额外给单位上交2000元人民币。因为洪帆想念儿子心切，孩子又小，带来福建无人照顾，一年后，两人返回黄石。出去的人再回家乡怎么说都难重返过去的轨道。在福建就职的那所私立中专的气派让华继明决定辞了教师行当，下海经商。
1996年9月9日，黄石市第一家专卖美术用品的“华艺堂”开张。第一天的营业额是43。50元，以后每天攀升，即使半年后就有新的美术用品店开张，中间还因为第一个铺面的房主有意讹价最后不得不迁位，“华艺堂”的生意还是出乎意料地顺利。182 》也非常辛苦。为了节省开支，除了后来两年有几位并不坐班的临时雇工，经营“华艺堂”的5年时间，凡事多由两人张罗。洪帆还记得，开业的第一年冬天，外面下着雪，屋里只有一个电炉子，到了晚上特别冷，夜里关张了，洪帆还要在店里等华继明进货回来，然后俩人一起算账，再准备第二天的货品，为了将成捆进货的毛边纸数成100一摞，然后整齐码好，那年冬天，两人常常数到第二天天明，在桌上趴一会儿，吃几口饭，然后又开张了。开始的店面小，也没有洗手间，离家又远，华继明不在，没人照看的时候，上个公厕临时关门10分钟，洪帆都怕耽误生意，一忍就是一天，并且，不到渴得难忍，绝不喝水。
结果，洪帆的身体可想而知，因为缺觉和劳累，每天都觉得头胀得晕沉沉的，感觉脑袋比从前增大了一圈。即便在生意做得最红火的时候，“SHS小组”的发起者华继明也从没断了就此放弃行为艺术的念头。让“SHS小组”在中国行为艺术史上留有一笔的是1993年实施的《大玻璃——梦想天堂》。在6个长1。8m，宽45cm，高65cm的玻璃棺里，“SHS小组”的6人赤身裸体地躺在里面直到呼吸困难眼睛发黑四肢无力，玻璃棺的四周，暗夜中的300根蜡烛摇曳不定。“我们找到了信心，我们没有罗盘，没有地图，也没有理由往回走，我们没有教条，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能达到的极限，做个胜利者，不要坐失每一次进攻。”从选用U2乐队的这一段歌词作为旁白赫然印在《大玻璃——梦想天堂》光盘上，足见当年“SHS小组”的信心勃发，而他们为小组所取的名字“SHS”也为了表明同国际接轨的愿望——与“黄石”的简称“HS”相连的那个“S”指代的就是曾名噪一时的艺术家聚集地纽约“苏荷”区。《大玻璃——梦想天堂》的实施前后花费了一万多元，钱是6位成员东拼西凑的。
1995年的《一根绳子穿过一吨书》同样耗费了他们本不多的积蓄。直到过去10年后的今天，这些作品都没有换回任何实际收入。从1992年小组的成立，到接近上个世纪末，“SHS小组”基本瓦解，除了华继明和刘港顺还对艺术痴心不改，后来先后脚来到北京，其余4位成员都退出了小组，有的从此安分守己地做人民教师，有的做起了生意。2001年春节过后，华继明对洪帆说，他不想再做生意了，他要去北京。洪帆也没反对，一直到临行前她是惟一支持华继明去北京的亲人。洪帆当时的理由也很简单——做了5年的生意，太累了，每天数钱数得都烦死了，特别是冬天，每天晚上关张后和华继明围坐在电炉边算账，南方潮湿空气下被热气熏烤的钱散发着一股子臭味，这种臭味已经掩盖了最初令他们血脉喷张的亢奋。洪帆在公共汽车上售票的妹妹辞去公职，和丈夫接手“华艺堂”，以入股的方式，两家合作。盘点了一个月，交接一结束，华继明就先行北京。华继明认为自己是在胸有成竹的基础上才做出移师北京的决定的，就拿作品来说，他觉得他用10年时间已经在黄石积累了相当数量的作品，他缺的只是机会。
华继明的性格也很善于把握并创造一些机会。比如，《爬行者》行为表演的前一天，华继明和刘港顺去工艺美院听一个艺术讲座，当时，讲座的嘉宾有德国的策展人君特·米娜司夫妇，讲座结束后，华继明主动邀请君特·米娜司夫妇第二日光临他和刘港顺的表演现场。刚刚租下的140平米的空房子被华继明布置成了一个简易展厅，墙上和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