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77-叶浅予自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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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解放，共产党政权接管了北平艺专，艺专一分为二，音乐系分出去，自立为中央音乐学院；美术系和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原来的国画、油画、版画三个专业，合并为绘画系。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运动，在自己的学院是销声匿迹，其原因已在前文详述。总之，当时认为国画是封建糟粕，不能为革命服务，只能暂时靠边，原来的国画教师编为勾勒课的教研组，为普及美术的年画连环画服务。徐悲鸿本人，虽被尊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兼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的原国画革新主张，也暂时被冻结起来。中央美术学院以培养普及美术干部为中心任务。徐悲鸿交给我的国画专业最后一个班，不久毕了业。我除担任勾勒课教研组的组织者，每天在一个教室里和其他国画教师一道画人物写生，实行业务改造。
此时我还兼着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秘书长职务，有责任去联系处于失业状态的北平国画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首先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然后再谋求如何为革命服务的具体工作。由于我和其中几位知名的画家早有联系，美协的党内理事，就顺水推舟，交给我组织“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任务。以美院的国画教师为骨干，经过奔走联络，在东城租到一所院子作为活动中心，挂起研究会的牌子，向北京市挂了号，作为北京市文联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每月由市文联拨经费，吸收了几位积极分子担任研究会的具体工作，并且拨出一部分经费作为生活补助费，帮助穷画家解决生活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活动，选出了研究会的领导班子：齐白石为会长，于非、徐燕荪、溥雪斋、汪慎生、吴镜汀、陈半丁等著名画家为理事，王雪涛为秘书长。我在研究会也挂上了理事的名。
在和画家们的交往中，了解到部分画家对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还持有成见。他们对我说，要不是共产党出来领导我们，我们对你也不买账。在他们心目中，我当然属于徐派，而且认为我本来是画漫画的，半路出家画国画，他们根本瞧不起我。
反右以后，研究会经过整顿，归北京市文化局直接领导，派赵枫川进会掌握行政，成为“北京中国画院”之外的一个群众组织。
在这以前，我作为美协的领导成员，兼管研究会的活动，遭到上述种种攻击。到反右前夕整风期间，我在美院国画系的整风小组会上，向党提了一条意见，说党把我放到北京国画界做群众工作，成了某些人的攻击对象，受了许多委屈，美协的党组织却袖手旁观，不加声
援，叫我寒心。提完这条意见，我宣布就这一条，没有其他。接着我就躲在家里赶画《子夜》插图，没有继续参加会议。“鉴定”说“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这与事实不符。对党提意见，我是提了的，提这条意见的目的是提醒党，在使用叶浅予的时候，是否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使他在风浪之中稍稍有点保护。
师道与世道追记大跃进年代（1）
1958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农村公社化也迅速完成，党中央号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先是全民炼钢，后是农业大跃进，群众运动处于疯狂状态，一心以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已近在眼前。一切生活、生产常态都被冲垮，谁要是走得慢一点，不是被硬推前进，就是被踩倒在地，让敢想敢干的人从身上踩过去。那两年我不敢落后，从农民那里学会编顺口溜，歌唱社会主义；定创作计划不是以年计，而是以日计，惟恐定少了，被人笑话，戴落后帽子。现在事过境迁，从画箧里捡出我那本《大跃进诗画
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第1页《多面手》，顺口溜写道：
体脑并用，文武双全，多面能手，干劲冲天！
工农商学兵，一身兼。
第2页《农业中学》，写道：
半日读书，半日出勤，既是学生，又是农民。
教育与劳动关系紧密，脑力体力从此结合。
第3页《劈山大渠》，写道：
黄羊山下桑干河，古来无人将它堵；
如今劈山寻常事，桑干河水上山坡。
第4页《卫星玉米》，写道：
庄稼顶上红旗飘，疑是麻雀遭围剿；
走进玉米试验田，十八罗汉一穗摇。
第5页《棉花盖棉被》，写道：
深耕厚肥保丰产，覆被张灯却风寒；
日夜滋长无休时，艳称徐水棉花王
第6页《万猪社》，写道：
怀来万猪社，争夸西榆林；
场长善体贴，青春二十另。
第7页《果林拜师》，写道：
到农村，事事新，知识分子走马赶先进；
果树下，开讲座，农民老师演说大跃进。
第8页《猪圈无蝇》，写道：
积极分子少先队，手执蝇拍除四害；
因何指标完不成，苍蝇不到猪圈来。
第9页《诗歌乡》，写道：
怀来县委有诗人，下放作家是乡长；
主任原是老歌手，花园乡里诗满墙。
第10页《塞上江南》，写道：
点点浮渔舟，处处忙插秧；
分明是塞上，一跃变江南。
第11页《新村》，写道：
为因避低湿，合力迁村庄；
不分你与我，一律向阳房。
第12页《牛爸爸》，写道：
张北高原海子边，牲畜增产牛领先；
中原送来大红牡，黑白花黄齐配边。
1958年我还有一幅六尺立轴，标题《六臂神农》，题诗云：
多面神手是公民，身兼工农商学兵；
脚踩飞轮争上游，闯进共产主义门。
1959年春节刚过，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来到河北省束鹿县南吕村实习。全国农村掀起的诗画运动中，南吕村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几句七言、五言的排句诗歌，歌唱大跃进，歌唱三面红旗。我们学习艺术的人，自以为只要心虔意诚，谁能从农民那儿学到先进思想，就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后来证明，那是刮“共产风”，不是什么共产主义。
进村之后，分散住在农民家里，集中在小队食堂吃饭。那时，大跃进轰轰烈烈，村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队组织男女青年两个突击队，建起两座大席棚，男女分两厢，集中全村最棒的单身强劳力，集中生产，集中生活，种集体试验田，吃集体大锅饭。上工、下工，吃喝、睡眠，都按吹哨打钟行事，俨然是个共产主义小社会。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近在眼前的共产主义，心里感到飘飘然。
师道与世道追记大跃进年代（2）
这次下去实习，规定第一阶段向农民学习，着重改造思想；后一阶段画农民，搞创作，从艺术实践检验学生思想改造的成果。这种安排，足以证明我们带队的老师们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看得多么简单，把思想改造看得多么快速。实习将近结束时，我们开了一次创作小稿观摩会，小稿所反映的题材内容，不用问，当然全是南吕村的疯男疯女，怪人怪事，比如青年突击队啦，吃饭不要钱啦，诗歌满村墙啦，婆婆扭秧歌啦，结果当然是构思雷同，题材撞车。独有一幅小稿，画的不是上面那些撞车题材，而是画了一个女学生，躺在炕上，房东老大娘坐在炕沿给她喂汤，同院的妇女都来慰问，题目是《我病了》。这个不同凡响的构思，促使我那浑浑然的头脑立刻清醒过来，认为这是一张鹤立鸡群的好小稿。我问这个学生为什么要画这个题材，她说：“我病了，吃不下饭，不能去食堂，房东老大娘发现之后，给我煮面做汤，邻居们也都来看我，有送鸡蛋的，有送糕点的。您知道，老乡在食堂吃的是白薯面窝窝，留下一点白面、鸡蛋是给孩子们吃的，都给了我，把我当亲人看待，我要画她们。”
那几年的创作指导思想是先有主题，后找题材，下到生活都带着框框，什么能画，什么不能画，都得服从这个框框。这个学生脑子里当然也有框框，不料她得了病，病中深深为大娘大嫂们对她的关怀所激动，一股感情热流冲破了她的框框。我这个当老师的，脑子里的框框当然更多，叫我如何评价这个学生的创作构思呢？若是凭当时的框框来评价，这个构思当然应被否定，然而在那么多的公式化、概念化、神话化的创作小稿中，《我病了》这幅小稿犹如一颗明珠，发出强烈的冲击波，冲破了我头脑里的框框。我毅然决然肯定了她的构思，并且向同学们说：“《我病了》这幅小稿，表现农民对我们的关怀，反映了我们和农民之间建立了感情，这是从实际生活的感受发掘题材从而凝成主题的好例子。我们应该提倡这种有真情实感的创作构思。”
这番话是这幅小画的真情实感引出来的。我敢于冲着那么多大跃进的豪情壮语而赞赏这富于人情味的生活小品，岂不太过分了吗？我意识到这番话是在和大跃进大潮流唱反调，心里有点嘀咕，可当时并没有受到反驳，相反，事后和老师们的交谈中，都认为我对创作《我病了》那个学生的评语是对的。这么一说，我们带着特定的主题框框下生活是错了。
在“全国艺术教育会议”一节里，我回顾了大跃进期间带学生两次下乡的情景。从那时
开始，我向农民学写顺口溜；学会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和农民同台朗诵诗歌；也在绘画创作上发挥共产主义的大胆构思。那一年我画了《大跃进诗画》册页12开，《六臂神农》一大幅，着实疯了一阵。但是，我受过现代科学教育，在许多事实面前，心里并不真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超科学、超现实的幻想。比如，肯定那个女学生富有人情味的创作构思，说明也有头脑清醒的时候。又比如1958年带学生在永定河畔清白口傅家台实习期间，村干部用算盘子一打，说全村几百口人的口粮，只要在两亩地里撒上足够的麦种，就解决了，可以把全村的地匀出来种经济作物，那样，傅家台便进入共产主义了。他们说到做到，硬是在沿河的地里选上两亩，把全村口粮所需的麦种都撒到经过深耕的地里，盖上一层厚土，浇上大量的水，等候出苗。有老农在旁看着直瞪眼，说，你们这么作贱麦种，不怕老天爷发火，天打雷劈！村干部听了直笑，笑老农们只懂老黄历，不懂新事物。过了十来天，麦苗出不来，村干部有点急了，直叫：“灌水！灌水！”过了几天，苗果真出来了，密密麻麻，挤满两亩地，于是敲锣打鼓，叫人来看，老农们也傻了眼。岂知再过几天，所有的苗全黄了，蔫了，村干部可真急了。我们美院的师生们原先也为村干部的大胆设想所迷惑，对老农民的意见不以为然，现在看到如此结局，心里开始明白过来。几百人的口粮种子，少说也得好几百斤，把这几百斤麦种撒在两亩地里，别说挤，怕还得重叠一两层；麦苗出来了，没地方扎根，不扎根，可不就得蔫死！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例，我亲眼见到了。
另一个违反生产规律的例子，真叫人可笑。那年在束鹿县南吕村实习，看到村干部的试验田，排列在村口一片地里，方方正正，同样大小，一块连一块，每块地头插上标牌，从公社特派员排起，以下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妇女主任、会计、饲养员……总共十来块，每块标牌写明亩产数量。使人奇怪的是，最高产量是特派员，每亩10000斤，大队支书9000斤，大队长8000斤，职务愈小，产量愈少，依次序递减，也就是说，以职务大小而不是以干劲大小定产量。“人定胜天”这句古训，到了大跃进年代，变成了等级制观念。
我问特派员：“为什么全南吕村就你一个人干劲最足，产量最高？”
特派员板着脸回答：“你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吧？请问南吕村谁的胆最大，干劲最足？除了我特派员还有谁？”
我心里想，倒也是，他是由公社党委派来领导大跃进的特派员，要不是胆大干劲足，能领导得了全村的革命大跃进吗？
我问：“为什么你以下的试验田产量必须一级比一级少呢？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