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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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反复看了数遍，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谈了处理办法。勤勉谨慎的周恩来，写完信后没有马上送走，而是把薄一波找了来。
“一波，你看，新税制主席批评了。”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薄一波看。
薄一波接信看罢，脸色骤然变了。他看到信中毛泽东词锋甚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沉默了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看来，问题严重了。”
“这事主要怨我，事先考虑不周。”周恩来接过信，诚恳地说。
周恩来做自我批评，也是有原因的。财政部提出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后，向他做了汇报，他在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６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１６４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他还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
薄一波见周恩来表情很难过，就说：“不，总理。这事是财政部办的，我这个当部长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向薄一波投去感激的目光，摆摆手说：“先不谈责任了。还是把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议一议吧。你看我给主席的信中谈得行不行，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解决的办法得力不得力。”
随后，两人在一起字斟句酌地研究起来。他们商讨的结果，决定马上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先在现有基础上做做工作看，若问题还不能解决，就果断地停止执行新税制。财政部注意整理个材料，待适当的时候，向毛泽东、政治局全面汇报一次。
这样，就有了这次汇报会。
吴波在汇报中，主要讲了下面一些内容：
建国后，我们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逐步整理的方针，建立起了自己的税制，这就是１９５０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税法从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的实际出发，做了一些特殊规定，比如：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委托私营企业加工只就工缴收益按工业税率纳税，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产品，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征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１年所得税，营业税按２％的税率征收，并打８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３年，等等。
可是，进入１９５２年下半年，税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一方面原定的税收难以收上来，另一方面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税收还要不断增加，再加上“三反”、“五反”刚刚结束，资本家叫苦，种种原因，决定了税制必须修正。
税制修正的原则是两条，一是保税，二是简化税制。
从保税而不是增税出发，进行了三点修正：第一，工业总分支机构从生产、批发到零售，要交纳三道营业税；商业总分支机构从批发到零售，要交两道营业税，改变过去“相互拨货”“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营业税”的做法；第二，为了堵塞漏洞，规定工厂直接卖货给零售商时，须将工商两道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第三，取消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８折的优待，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
从简化税制，变“多种税，多次征”为“多种税，一次征”出发，主要做了两点修正：第一，试行商品流通税。将卷烟、烟叶、酒等国营工业能够大量生产，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环节上能够控制的２２种商品的货物税、批发营业税、零售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等，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一种商品只要缴纳了商品流涌税，就可行销全国，不再缴纳其他税和附加，大大简化了纳税手续。第二，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也将一些项目合并简化。对批发环节征税问题，原来设想过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商照征。可是，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不同意，因为“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如果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我们考虑这个意见有道理，就采纳了。
新税制公布后，引起了波动。现在看，新税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比如，操之过急，工作不细，宣传不够，听取各方面意见不够。有些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有些提法，像“公私一律平等纳税”，也不妥当。加重了国营企业的税收负担，个别商品确实因为实行新税制而提了价。某些私商和资本家占了些便宜。对人民群众思想上、心理上也有一定不良影响。
新税制的教训，主要有两条：第一，急于出台，太过于匆忙，使许多工作没有跟上，结果陷于被动。第二，一些同志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从日本投降到解放战争胜利，胜利来得很快，因此不顾经济工作的复杂情况，单凭热情办事，从主观出发，不懂得一个环节变了其他的环节也要变，违反了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这就要受到惩罚。
吴波汇报完后，薄一波发言做了自我批评，非常爽快地承担了责任。
随后，周恩来也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讲话了。毛泽东一改平时政治局开会时讲话谈笑风生的风格，神色冷峻，口气十分严厉。他说：
“财政部的汇报，问题讲清了没有？实质抓到了没有？不知在座的同志怎么看，反正我看没有。新税制，新不新啊？新嘛。过去没有的提法，现在有了，还不新吗？新税制，新在哪里啊？新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共产党历来是提倡社会主义之公，反对资本主义之私的。这下倒好，公私一律平等了，这还不新鲜吗？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个创造，是个新鲜的提法。可是，很遗憾，这个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声音因激动而提高了。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放低了声音，接下去说：
“税务，事关国家的财政来源，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岂可等闲视之。修正税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么大的事，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没有找中央商量。可是报告了资本家，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
说着说着，毛泽东激动起来，“叭叭”地用手指敲起了桌子。他用他那炯炯的目光环顾四周，这是他听取大家反应的特殊形式。他发现，大家都在凝神静听。他特别注意到，周恩来和薄一波在埋头做记录。
毛泽东放开声音讲下去：
“新税制我们说不好，人民群众说不好，国营企业说不好，有没有说好的呢？有啊。谁呀？资本家。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实行新税制不是什么具体工作方法问题，也不是什么考虑不周的问题，而是个原则问题，政治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新税制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个错误的背后，有个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在作怪。事先不请示，不报告，草率行事，擅自作主，这不是分散主义是什么，不是自由主义是什么，不是组织纪律观念薄弱是什么？”
高岗一直在注意倾听，并偶尔拿起笔来在本子上记下什么。他还不时地悄悄观察周恩来的表情。他心里琢磨开来，毛泽东如此严厉批评周恩来，这意味着什么呢……
毛泽东的批评震动了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他们都听出了，毛泽东批评的重点，还不在新税制本身，而在于事先没有报告中央。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台如此大的政策，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实行新税制，全国上下议论纷纷，而他作为党和政府的主席却蒙在鼓里，这不能不使他格外恼火。
毛泽东讲到最后，提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分散主义。他面冲着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政治局和政务院的工作分工要重新调整。
高岗听了，心头猛地一动。
晚上，高岗又是在家中宴客，宴会后照例安排有舞会。满面春风的高岗，陪同客人刚要步入舞厅，秘书前来报告说，接到中南海电话，毛泽东主席要同高岗随便聊聊，问高岗有没有时间。
高岗一听，毫不犹豫地说：“主席找我，没有时间也得有时间。赶紧回话，就说我马上就到。”
高岗礼貌地向客人表示歉意，并交代左右安排好客人的活动，不要因他的失陪而坏了客人的兴致。以好客闻名的高岗，其实是把请客作为一种联络感情、广交朋友、传播新闻、交换情况的手段。他的家门口，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有时甚至天天请客。他十分注意把家中的宴请活动安排得周到、热闹，既随意，又丰富多彩，以便增强吸引力，让人们乐于前来。因为凡他请来的客人，在他看来都是用得着的。
一辆崭新的苏联产的黑色吉姆轿车，早已等候在大门口。高岗一头钻进轿车，从东交民巷８号的住处快速向中南海驶去。
高岗对毛泽东，充满了敬畏之情。
算起来，在中央领导层的主要领导人中，高岗和毛泽东相识得最晚。然而，他们两人的关系却一直相处得不错。
谢子长、刘志丹领导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高岗是最早的一批参加者之一。１９３４年秋，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加上有病，于次年２月去世。刘志丹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打击，一度被投入监狱。高岗也被殃及，同刘志丹一起被关进了牢中。及至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亲自平反了刘志丹的冤案，才把刘志丹、高岗等人放了出来。可惜的是，第二年４月，刘志丹率部参加东征，在晋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高岗打内心里感激毛泽东。因为他知道，要不是毛泽东的解救，他将一直背着“错误路线”的枷锁，政治上就被判了死刑。甚至很有可能，他早就被真正的错误路线杀掉了。他心里清清楚楚，王明路线错杀的高级干部，实在是太多了。
１９３６年，高岗被派往内蒙古地区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内蒙古是陕甘宁根据地的靠背，党中央到陕北后，是始终重视内蒙工作的。考虑到高岗对陕北、内蒙古一带情况熟悉，工作有一定基础，党中央多次专门讨论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帮助建立了以高岗为首的内蒙古工作委员会。
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以高岗为首的内蒙古工作委员会撤消，成立了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其中包括做回族的工作。高岗又开始了与三教九流打交道。他凭借自己剽悍的体魄、豪爽的性格、流利的口才和高深莫测的城府，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就连反复无常、难以驾驭的“哥老会”，也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毛泽东和张闻天、萧劲光联合致电高岗，任命他为八路军骑兵司令，任务是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向内蒙古出动，活动于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联合内蒙古边境各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高岗的骑术甚精，他的坐骑是一匹纯种蒙古马，通体雪白，高大勇猛。他骑在马上一身戎装，腰插双枪，往来驰骋，威风凛凛。
在干部问题上，毛泽东是主张搞“五湖四海”的。他对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评价甚高，曾多次说过，如果没有陕北根据地，红军长征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看到中国党内和红军内，客观上存在着“山头”，而所谓“山头”，其实就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于是，他把陕北根据地同瑞金、鄂豫皖、湘鄂西等一样，也看做一个重要的方面，一个突出的代表。有一次，他召开陕北老干部座谈会，会上有些人反映说，谢子长、刘志丹牺牲了，论资历，就数高岗了。当时，毛泽东对高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