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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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导了对高岗的无根据的批评，高岗现在在中央很孤立；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斯大林看了后当然不快，就没有积极主动地安排和毛泽东的会谈。一段时间，毛泽东在莫斯科闭门不出，心情郁闷。后来，他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了脾气。他说：我来苏联并非专来为斯大林祝寿，还有两国双边关系等重要问题要商讨。如果斯大林同志很忙，无暇商谈中苏关系问题，那我可以回国！斯大林得知后，感到这样下去不妥，很快就安排了和毛泽东的会谈。有意思的是，斯大林还把科瓦廖夫的报告交给了毛泽东，以示信任、理解和友好。
毛泽东和斯大林谈得很好。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电召周恩来赴莫斯科，加入谈判。
周恩来清楚地记得，他在陪同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中，当向斯大林汇报了中国国内工作的情况后，斯大林谈了三点意见：一是强调在土改中，不能侵犯富农的利益，否则是很危险的。二是建议中共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制定宪法。三是建议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编成集子，以便党内学习，也便于国际上了解。
由于忙于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的土改、剿匪、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斯大林的关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制定宪法的建议，一时没有来得及采纳。斯大林关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制定宪法的建议，早在毛泽东访苏之前，即刘少奇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夕率领高岗、王稼祥秘密访苏时就提出来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会谈时斯大林向刘少奇建议说：“现在你们可以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刘少奇问：“这是否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斯大林轻轻摇了摇头，说：“不是，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
斯大林沉稳地端起茶杯，呷了口茶，然后做了详尽的阐述：
“敌人是很狡猾，很阴险的，他们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是你们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内容应是：第一，全民普选；第二，承认企业主、富农的私有财产；第三，承认外国在中国企业的租让权。我想，你们１９５４年可以进行选举并通过宪法。”
刘少奇点点头说：“有道理。”
斯大林继续说：“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不能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很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刘少奇率饶漱石、陈毅、李富春、王稼祥、刘长胜前往莫斯科祝贺。在会后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中，又一次建议中国１９５４年制定宪法，并进行选举。斯大林说的理由和３年前同刘少奇、毛泽东说的理由基本一致，并进一步说明即使各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你们也不应当使统一战线破裂，你们应继续在经济上同他们合作。
斯大林的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刘少奇在同斯大林两次会谈后，立即将这一情况用电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了汇报。
于是，进入１９５３年，毛泽东就把召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结束时做了结论。他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
这次会议决定，在１９５３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会议还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的阵容十分强大。
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委员有３２人：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何香凝、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林枫、胡乔木、高岗、乌兰夫、马寅初、马叙伦、陈云、陈叔通、陈嘉庚、陈伯达、张澜、郭沫若、习仲勋、黄炎培、彭德怀、程潜、董必武、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赛福鼎、薄一波、饶漱石。
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为周恩来，委员有２３人：安子文、李维汉、李烛尘、李章达、吴玉章、高崇民、陈毅、张治中、张奚若、章伯钧、章乃器、许德珩、彭真、彭泽民、廖承志、刘格平、刘澜涛、刘宁一、邓小平、蔡廷锴、蔡畅、谢觉哉、罗瑞卿。
周恩来之所以觉得担子很重，是他看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时期不同于战争年代，面临掌权，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战争年代大敌当前，没有说的，只有一致对敌，思想好统一。革命胜利了，公开的强大的敌人没有了，倒容易发生其他问题。比如，就怕有人把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视为权力再分配，向党伸手，甚至出现权力之争。另一个是，要处理好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弄得不好，会危及党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如果像党内比如高岗所说，建国所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各党派的联合会，带着这种情绪和认识组织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情况就会弄得很复杂。而高岗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而且高岗的影响也很大。
眼下，他看到给高岗这么大的权力，总有点不大放心。可是，他转念一想，中央已经定了，毛泽东对高岗一再表扬，高岗在东北也搞得不错，自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他伸手从笔筒里取出一支毛笔，在这份《通知》上签下了“周恩来”三个字。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总理吗，我是高岗。”话筒里传来洪亮而浓厚的陕北口音。
“哦，高岗同志，我正要找你。”
“总理，您有话请讲。”
“是这样，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我已经签发。今后就‘五口通商’了。你、小平、子恢、漱石、陈云，你们五个，分兵把口，各司其职。在你们五人之下分设五个办公机构，我看就分别称为财委第一工字，财委第二财字，财委第三交字，财委第四农字，财委第五劳字办公室。工、财、交、农、劳，真正的‘五口通商’。五个方面的联系事项，由我的办公室负责，也就是总牵头吧。高岗同志，你看怎么样，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同意。”高岗爽快地答应，随即又谦逊地表示说，“只是我感到，自己能力有限，给我这么重的担子，怕挑不起来，有点赶鸭子上架呢。”
高岗说完，电话里笑了一声。
周恩来也笑了笑，说：“不要这么说嘛。中央相信你，主席相信你，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地干吧！出了问题，由我来负责嘛。”
“那好，我听总理的。”
“高岗同志，你来电话，有什么事吗？”周恩来随即问道。
“啊……没有。”高岗赶紧说明，“我只是想说，中央对我过于信任了，我怕自己不能胜任……另外，让饶漱石同志分管劳动很合适，他工作能力强，思想敏锐，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认为早就应该让他参与政府的领导事务了。”
周恩来“啊，啊”地应着，心想，高岗怎么说起饶漱石的好话来了，他们两个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彼此谈不上多么了解呀。周恩来哪里知道，高岗打这个电话的时候，饶漱石就坐在他的客厅里。高岗是故意讲给饶漱石听的。
放下高岗的电话，周恩来打铃唤来秘书，嘱咐马上把《通知》发出去。
秘书转身出门，周恩来又补充说：
“通知薄一波同志，请他明天来我这里研究一下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问题。要他考虑细一点，先拿个方案出来。”
秘书应声出去了。这时，周恩来感到发困。他拿起桌上的一盒清凉油，打开盖，用食指轻轻抹了一下，然后在自己的太阳穴和额头的眉宇间使劲按了按，顿时感到清醒了许多。他伸开双臂，打了个哈欠，然后打开财政部呈报的一份文件，又聚精会神地批阅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高岗忙得脚打后脑勺，真正是不可开交。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分管八个主要工业部，担子重，本身会议、文电就多得够呛。另一方面，他白天黑夜频繁地请客、接见来访者、找人谈话，用他的话说是“吹风”、“下毛毛雨”。
吹什么风，下什么毛毛雨呢？这就与他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有关了。
中央决定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摆着是把重新组织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提了出来。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
他对建国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组成很有看法，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中央人民政府其实是各党派的联合会，民主党派占的比例太大，共产党吃了亏。在东北时，他向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发泄过他的不满情绪。
他拿着一份文件，扬了扬，对科瓦廖夫说：“你看看，我们这个联合会多么有意思！”
科瓦廖夫接过文件一看，原来是一份中央政府的组成名单。上面写着：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５６人）：陈毅、贺龙、李立三……
科瓦廖夫尽管也算个“中国通”，但仍看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便用疑问的眼神望着高岗。高岗凑上去点着名单解释说：
“我们这个中央政府的组成，说好听一点是个联合会，说难听一点呢，就是个大杂烩！你看，６名副主席，党外人士就占了一半，宋庆龄、李济深、张澜。５６名委员，党外人士２７人，差不多也占了一半！”
“有这么多？”科瓦廖夫吃惊地问。
“怎么没有！我数给你看。”说着，高岗用手指点着名字，一个个念出来，“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啊，果然不少。”科瓦廖夫点着头说。
“还有呢，你再看政务院的安排。”高岗点着名单滔滔不绝地说起来，“４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２人，郭沫若、黄炎培。１５名政务委员，党外人士９人，占了一大半，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政务院所辖３４个部、会、院、署、行，这是实权部门，竟然有１４名党外人士担任正职：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干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科瓦廖夫同志，您说，这哪里像共产党政权？联合会嘛，大杂烩嘛！请您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目前中国党的政权成分严重不纯。”
科瓦廖夫望着激动的高岗，严肃地点了点头。
高岗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