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发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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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妇女们在端午节前要打的长命缕不是一条两条，而是要打许多条，家人、亲友都要送到。故事中，女剑仙在制彩丝一项上表现出的心灵手巧，立刻得到了夫族亲戚的交口赞誉，“自是皆以仙妇呼之”。可见，端午节做长命缕，实际上是妇女们赛巧、斗巧的一次机会，也让全社会共同来检验各位女性打中国结的水平。因此，这一特定的节日风俗，在表面上的迷信色彩之下，其实是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机会，一年一次地集中检验妇女打中国结的技艺以及创新的本领，正如《荆楚岁时记》所说，是“以示妇人计功也”。不过，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得很早，在唐代，市面上就已经有现成的长命缕作为商品出售了，女性可以到市场上买现成物回来，不一定非得自己亲手做（见《太平广记 》“神部”“赵州参军条”），这种情况到了宋代以后就更为普遍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端午节的长命缕主要是缠带在人们的手臂上，五代花蕊夫人《宫词》中描写宫女在端午节带长命缕的情形是：“美人捧入南薰殿，玉腕斜封彩缕长。”正如今天青少年中流行带在手腕上的绳编幸运手链一样。如今，在用中国结做手链、项链时，常会穿些珠子之类的小饰品做点缀，古人制长命缕时也是这样。《西京杂记》就提到，汉宣帝幼时，他的母亲史良娣曾经制作五彩宛转绳，端午节时系在他的手臂上，绳上特意穿系了一枚小小的身毒国宝镜，用以辟邪。到了宋代，宫廷在端午节时有珍珠百索（《武林旧事》），显然是在百索上穿饰珍珠。另外，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宫廷过端午节时，专门负责做奢华精巧玩意儿的内司意思局，“以百索彩线、细巧镂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这是在用打中国结的方法制作过节的小礼物时，拿多种多样的小玩意儿穿系在彩线上做装饰。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 南宋宫廷巧匠用这许多精巧饰件制作的还不仅是长长的彩缕，而是“经筒符袋”，即小口袋形式的玩意儿，也就是《红楼梦》中所说的“络子”。古人用打中国结的办法，不仅能制作长命缕、绦子，还能制出可以盛放物品的小袋子，而且，早在南北朝的时候，女性们就已经掌握这种精巧的技艺了。北周诗人庾信就写过一首短诗《题结线袋子》，赞叹这种用特殊技艺做成的小袋：“交丝结龙凤，镂彩织云霞。一寸同心缕，千年长命花。”南宋宫廷用百宝穿成的结线袋，当然只是作为玩意儿博天子一笑，没有什么实用的意义。但是，对于女性们来说，发明这种复杂的技艺可绝不是为了好玩，而是要用它在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在“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一节中，宝玉其实是为了解闷、好玩，请莺儿来打络子，先说：“不管装什么，你都每样打几个罢。”又说：“你闲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罢。”但是，宝钗来了，提醒说：“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于是，依了宝钗的指点，便由莺儿为那一块通灵宝玉打了一个梅花络。宝玉和宝钗对莺儿打络子这件事在态度上的不同，似乎也反映出男女两性对女性创造活动在认识上的差别。
第三章 起居第38节 梅花络（3）
打中国结所使用的材料是丝绳、布绳之类，所以很难保留下来。但是，中国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经过考古发掘，居然从湖北江陵战国墓中出土了系带、腰带的实物，上面已经打了一系列花样变化不一、技巧复杂的中国结（参考《寄情中国结》，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页22），说明中国结的编结技艺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很发达了。不同年代的类似出土实物，当然尚不仅止于这一例。
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法门寺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有一只“鎏金卧龟莲花朵带五足银薰炉”，炉身上配有几个活环式的鎏金银提手，这几个提手的图案，正是被表现为用绳带“对回鸾之十字”、 “盘续命之五丝”而成的中国结的形式。花纹中呈现的花结样式颇为复杂机巧，可以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呈现为一个标准的中国结，不过，我在中国人撰写的介绍打结方法的书中找不到相似的样式，倒是在一位日本人武内元代所撰的《实用系结大全》中找到一种“三环结”，与之约略相像；下半部分，则是由绳带以一件圆球形物件为中心来回穿绕，形成回环缠绕的纹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核心的圆球形物，与一同在法门寺出土的银香球极为相似，似乎这里是在表现用绳带以打中国结的方法来装饰金银香球。显然，当年制作这件薰炉的金工们，一定是在生活中看惯了安装在器物上的、用打有中国结的绳带做成的提手，所以，在为银薰炉制作活动提手的时候，就直接援用了做成中国结形式的绳带提手的形象。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在唐人生活中，用绳带系挂在器物上，打个中国结，当作提手，这种简便灵活的方式一定还是很常用的。
对我来说，事情还不止于此。它有一种隐约的象征意味让我非常感动。金属工艺，特别是贵重金属工艺，是为男性所独占的技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一工艺集中反映了传统男权社会文化的诸多特质，因此无论在哪一个文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往往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强大与否的标准之一。无论从哪一方面，它都似乎与用丝绳来打结的女红形成鲜明的对立。甚至金属工艺所追求的材质的永恒，都与丝绳的速朽形成对照，金银象征着权势和财富，与之相比，丝绳在价值上显然无足轻重。然而，正是这一件由男性工匠制作的、以凸显象征财富的金银为目的、为皇权和宗教服务的工艺品上，却赫然出现了绳带打成的中国结的形象。女性的文化就是这样强行在男性文化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留下了痕迹。这也如同一个象征，象征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面对压制时所表现出的惊人的顽强。
当然，说到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起伟大的曹雪芹。他没有像其他男性画家和工匠那样，仅仅把中国结当作一个不得不涉及的细节，在不经意间一带而过。相反，他浓墨重笔，在自己的巨著中为中国结立下了专门的篇章。他甚至专门设计了一位善于编结技艺的女性形象——莺儿，在稍后的篇章中，又花了很大篇幅，让这位“手巧”的少女在柳叶渚边用柳条和花朵编花篮。在他笔下，莺儿成了一个典型形象，她象征了一类擅长编结技艺的女性，也成了编结这一女性技艺的象征。像他笔下的贾宝玉一样，曹雪芹是极少数心灵敏感的男性之一，能够意识到被压抑在男权文化下的女性的存在和女性生活的存在，因此他能敏锐地发现小小的中国结中所蕴涵的女性文化的意义。《红楼梦》中贯穿始终的最重要的道具，那一块命根子的通灵宝玉，原本是黛玉给“穿的穗子”。后来黛玉在与宝玉的争吵中，赌气把穗子铰坏了，于是，宝钗又出了个主意，让莺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地拈上，打成络子”，然后用这络子把通灵玉盛护起来。对我来说，这正像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银薰炉上的中国结纹样一样，是一种象征：女性就是这样在男权文化中顽强地留下了自己文化的记忆。通过以她为压制对象的那一机制，她获得了同样的不朽，虽然不朽或许只是男权文化所标榜的幻象。
第三章 起居第39节 琉璃、玻璃与《红楼梦》（1）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中，晴雯与宝玉吵架，是予人印象深刻的一幕。这个非常有性格的女孩，虽说是个丫鬟，却不甘受宝二爷无故的欺凌，冷笑着说：“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的什么大事。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何苦来呢！”值得注意的是，从贾府大丫鬟的口中，说出了“玻璃缸”这样的称呼。
在《红楼梦》中，数次出现了“玻璃”的字样，这一点其实深可玩味。首先，这说明在当时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中，“玻璃”一词，已经代替了此前更为常用的称呼“琉璃”。这一名称上的转换，其实并不简单，它反映的，恰恰是中国玻璃史、外贸史、中外交流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过程。非常有意思的是，“玻璃”和“琉璃”两个词，从一开始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汉代成功地打通贯穿西域和前往南海的南北两条路径之后，各种异域物产通过陆路和海路陆续来到中国，种种新奇的物品中，赫然便有“玻璃”和“琉璃”的名字。如《魏书•；西域传》云：“波斯国，多大真珠、颇梨（玻璃）、琉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旧唐书•；西域传》则云：波斯国“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璃、琉璃……”有学者指出，“玻璃”和“琉璃”两词均出于外来译音1。不过，关于什么是玻璃，什么是琉璃，二者的区别是什么，长期以来曾经众说纷纭，造成了很大的困惑。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其中有一件莲瓣纹提梁银罐，罐盖上有墨书记录：“琉璃杯碗各一、颇黎等十六……”罐中所贮之物，恰好有一只玻璃杯、一只玻璃碗，以及十六块天然宝石。2今人这才得以确定，在唐代及以前的时期，琉璃，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人工制造的玻璃；而玻璃，在当时却主要是指天然宝石。扶风法门寺出土了多件玻璃制品，而在同时出土的衣物帐上，则将之记为“琉璃”器，如其中一套精美的玻璃茶碗、茶托，衣物帐上写为“琉璃茶椀（碗）、柘（托）子一副”，也说明，今天所说的玻璃，在古代被习惯称为“琉璃”。3
不过，“琉璃”，也还不是古代文献中所见的对于玻璃的最早的定名；在其前，玻璃有着更为古老的称呼，是“随侯珠”、“五色玉”。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有道：“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明确提到，战国时的随国就已经善于烧制玻璃珠。近年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战国时代的玻璃珠实物，有专家认为就是文献中所提的著名的“随侯珠”。曾侯乙墓所出土的玻璃珠，在表面布满圆圈纹，一般称作“蜻蜓眼”式玻璃珠。这种“蜻蜓眼”式玻璃珠，最早却是在遥远的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通过航海贸易以及复杂的陆路传播，向世界的各个地区流传开来。因此，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开始出现在中国南方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究竟是外来的制品，还是中国本土玻璃制造技术成熟的产物，就成了学术界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其中一种看法是，这种玻璃珠最初确实是由地中海地区辗转传来，其光亮圆洁、华丽多彩的特质，在古人眼里当然会显得非常神奇，所以自然地受到了先秦上层社会的追捧。由于外来的玻璃珠数量十分有限，而又备受本地富贵阶级的珍视，这就激发了在本土对外来物品进行仿制的动力。战国以前，中国的玻璃生产技术仅仅处于萌芽阶段，但在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步入了成熟，这一过程，应该与外来玻璃制品的刺激和提示有关。各地战国墓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经过化学成分分析显示，一部分是西方传入的外来制品，有些却可能是本土的仿制品，即表明了这一实际的历史状况。4
在战国时期获得成熟的玻璃技术，并不仅限于生产“随侯珠”。在战国墓中，出土有玻璃制的璧、印章、剑饰等等，而在两汉时期墓中，更出土有玻璃杯、玻璃牌饰等物。对此，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资料：“天道有真伪：真者固自与天相应，伪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何以验之？《禹贡》曰‘■琳琅摺撸嗽蛲恋厮嬗裰橐病Ｈ欢廊讼肝迨魑迳瘢戎嬗瘢獠皇獗稹！毕匀唬诤捍斯ど找背隼吹牟Ａе破罚蚱渲实赜ㄔ笕缬瘢鄙氏恃薅啾洌曰竦昧恕拔迳瘛钡某坪拧！拔迳瘛庇搿八婧钪椤币谎诠糯南字谐３３鱿郑纭妒呵铩贰昂笳月肌奔锹际⒌墓墙ㄉ枋保吹溃骸坝痔钋捌鹇ィ咚氖桑嶂槲保刮迳衽澹缰粒虾兔！本褪蔷咛逶擞谩拔迳瘛钡囊桓鍪道！ �
但是，在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随着“琉璃”这一名称的出现和普及，“五色玉”一词却很快消失了。“随侯珠”虽然没有被遗忘得如此彻底，但也失去了作为“以药作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