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发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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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韩嫣金弹”的故事叙述当中，对于当事人韩嫣的态度很是暧昧，韩嫣的形象，仍然带有鲜明的负面色彩。这一事实几乎有一种象征性，象征着弹弓从“晋灵公不君”中的反面角色向正面转化的过渡，或者说，青年玩弹弓打弹子这件事，在人们心目中由负转正的过渡。故事的谴责之意，当然是通过其主要情节——金弹丸来表达的。毕竟，这美少年的非常身份，他获得尊贵地位的方式，实在有悖正统，按道理，他只配做个反面教材。因此，说他仗着汉武帝的宠，不干好事，恣意挥霍民脂民膏（他不是“赏赐拟于邓通”吗？可见他金弹的消费，实际是由国库买单的！——故事这么暗示着），这当然就有在道德上一棍子打死的作用。但是，这个故事的意象组织是如此美妙，被用如此轻悦的语气讲述出来，打金弹这个情节是如此的气派不凡，如此的浪漫不羁，让听故事者的价值判断不由地就产生了动摇。这就是文学的妙处，其感染力往往是声东击西的，连创作者自己也不能控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讲些什么和真正讲了些什么。读者在这个故事中强烈感受的，实际倒是生命的欢快，青春的幸运，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人的幸运感。如果韩嫣的真人确实像在故事中这样“有型”，那也就难怪汉武帝要对他一往情深。想一想此时此际的汉武帝也是个矫健少年，雄心勃勃，生命力旺盛，这二位倒是完全可以像意大利人那样高唱：“我们是最美的一对……”
到了“掷果潘安”的故事里，负面的阴影已经完全地被剔除了，在这里洋溢的只有青春的幸福感。一个年轻人，就因为漂亮，有身份，生气勃勃，合乎人们所想象的男性标准形象，就受到异性的热烈追捧，成了全社会的宠儿。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吃惊的发现。在传统文化中，青春似乎总是备受压抑的，因此，文学中一提到青春，就总是充满受尽压抑的哀恨之感，是诉不尽的一腔曲折幽怨，典型如《牡丹亭》中的“游园”，《红楼梦》中的“葬花”。但挟弹少年们的青春却与这种状态截然不同。应该说，闪烁在他们的故事中的，有一种看待生命的根本态度，为我们完全陌生。我们所熟悉的预想人生的方式，总是认为生命天然地与不幸感相联系在一起，活着就必然不幸。由此养成的习惯作风就是，坚决地认为自己不幸，并且，越渲染自己不幸，就越觉得自己有趣（典型的就是《西厢记》张生自道“小子多愁多病身”），对于个体生命的感受，就是无限的自艾自怜。这种态度几乎已经成了我们的气质的一部分。但是，挟弹的韩、潘二少年，却透露出一个奇异的信息：历史上的中国人对生命曾经有过另样的眼光。中国人曾经相信，人是可以幸运的，幸福的人生是可能的；一种美好的生命状态，完全有可能出现，即使其存在只是暂时的，是需要充分条件的。
作为文学史上一系列“挟弹少年”的开路先锋，“韩嫣金弹”与“掷果潘安”实在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开头，同样挟着弹弓的后来者，却再没有人能创造出更有气魄的故事，也不及他们有光彩。不管是出于真事还是传说，这一双美丽（除了美丽，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呢？）的身影，都让我们震惊于古人创造世界、创造人生、创造故事的能力（在古人那里，这三种创造活动曾经是一体的，不像今天分工这么细）。青春的幸福感，生命的幸福感，通过两个少年的身影，得到了永远的表达。
第四章 鉴赏第55节 与伟大的过去重逢（1）
1506年，古罗马群雕《拉奥孔》出土了，米开朗琪罗是首批冲去观赏的人之一，而他所看到的，让这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真是激动难抑。这组重见光明的古代作品给欧洲人带来的巨大震撼，大概在德国作家莱辛的专著《拉奥孔》一书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在书中，作者把这座雕像，以及另一件古希腊作品的罗马复制件《观景殿的阿波罗》，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类记载曾经让我们困惑：一两件古代艺术品的出土，何以召唤起如此巨大的激情？书本可以记录事实，却无法提供关于心灵的答案。然而，人类的经验是会彼此重复的，几个世纪之后，一个非常类似的场景出现了：面对着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我们也在体验着同样强烈的精神的撞击。这是非常少有的、值得珍惜的经历，它让我们明白，有些关乎心灵的经验，是不可能完全通过书本传达的，只有人心被忽然放置在同样的场景、机遇中，才能够理解前人那难以言传的澎湃情感。
目前，魏晋南北朝之于我们的关系，大概正类似古希腊罗马文明之于文艺复兴初期。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来说，通过各种渠道传留下来的文献和文物，都指明了一个古老辉煌文明的存在。可是，时间给古代的希腊罗马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的面纱，使它变得面容模糊，难以看清。《拉奥孔》、《观景殿的阿波罗》，以及更晚些发现的《米洛的维纳斯》、庞贝古城等等，恰恰让古希腊和古罗马忽然面容清晰地重现在欧洲人面前，并且，以它们难以想象的美，证明了古代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这一高度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后人最大胆的想象。还有什么比美更能说明一切，代表一切，更能征服人心呢？这就难怪米开朗琪罗在面对《拉奥孔》的时候，会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站在青州石刻之前，体会的恰恰是同样的情感。
应该说，近代中国人是幸运的，因为，像这样的激动人心的体验，我们其实已然经历过了一次，那就是一个多世纪前敦煌石窟的发现。敦煌艺术彻底地改变了近代中国人对于唐代的历史和艺术的认识，并且，进一步地，也修正了对整个中国历史和艺术的认识——如果我们谦虚一点，暂且先不提它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和艺术的意义。然而，一个梦想的完成，总是意味着另一个梦想的开始，敦煌在展现了唐代文明的辉煌的同时，还暗示着一个更早的灿烂时代的存在，这种暗示，就像穿过时光遥遥传来的一声呼唤，招引着我们，向中国文明的更为上游的地段进发、探险。
敦煌的唐代壁画和彩塑，连同其他一切唐代的艺术品，都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如此成熟和丰富的艺术，当然不会凭空从天而降，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怎样孕育生成的？换句话说，它的前身，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一旦把唐代艺术与汉代艺术相比较，二者在风貌上的巨大差别，其实已经为这疑问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汉与唐之间，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必定有过一个伟大的艺术创新运动，一个艺术大变化、大发展的辉煌时代。我并不赞成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极度迷信，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概念之前，我们不妨先借用一下这个词汇——可以说，在中国的4到6世纪，有一场宏伟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曾经遍及大江南北。其实，敦煌石窟中北朝艺术的遗存，已经以它的规模和水平，充分揭示了这样一场运动的曾经发生。
当然，当初那一场艺术革命为后世留下的线索，远不止敦煌一处，实际上，比起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来，我们所拥有的条件要远为优越得多，历史和现实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来与一段伟大的过去重逢。首先，异常丰富的文字资料，让这一时期思想、学术和文学的佳篇珍章世代流传，因此，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关键时代，始终不曾被后人忘怀。此外，我们不要忘了书法这一中国艺术中最珍奇的花葩，看一看“二王”书迹与汉代书风之间的截然差异，谁又能否认一场巨大的艺术创新、文化变革曾经发生呢？甚至在美术方面，我们也丝毫不缺乏证据。敦煌等处的南北朝石窟遗存就不用说了，最珍贵的，是那个时代的若干绘画作品竟然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比如《洛神赋图》、《北齐校书图》、《职贡图》等，虽然这些作品都是以后人摹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但，我以为，这已经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大奇迹了。
遗憾的是，这些传世的艺术品更像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暗示，而难以直接体现魏晋南北朝的辉煌。造成这一局面的，当然是时间，这个似乎无坚不摧、可以战胜一切的因素。漫长的时光，使得传世的杰作都被消磨掉了青春的容颜，不复昔日的光辉。敦煌等地的南北朝石窟艺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展示着那个时代的宏伟，让人叹服和敬畏，但是，由于壁画返铅、变色，石刻风化残损，它们在当今的状况，与诞生之初的真容，早已有了一大段距离。《洛神赋图》等传世绘画作品，因为只是后人的摹本，相对于原作当初的面目和神韵，严重地走风漏气，实在无法作为衡量那一时代艺术成就的可靠标准。
在这种窘局之下，我们当然要转向考古发现的帮助。近年来陆续不断的重大考古出土，也确实把一件件优秀的魏晋南北朝艺术品带回了人间。南朝墓中的“竹林七贤图”题材的模印砖画，司马金龙墓、安伽墓、虞弘墓中风格各异的画、雕屏风，娄叡墓等处的墓室壁画……在如此众多的珍贵文物中，一个时代的杰出艺术的神秘容颜，似乎开始逐渐清晰了起来。但是，墓室艺术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它相对于地上艺术，相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最受重视、最倾注人心血的艺术，在水平上永远存在着不止一个档级的差距。因此，我们无法指着一件墓室艺术品，说，看，这就是那个时代艺术创造力的代表。更何况，这些墓室出品也确实还没有达到那卓绝的至美境界，无法作为证明一个时代的空前艺术成就的充分证据。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根据手头所掌握的大量文献和文物，固然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创新时代，是文艺复兴的时代。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却也只能停留在推想的阶段。这就好比，你有无数的证据知道，你所爱恋的那个对象一定存在，一定拥有惊世的美，但她总是隐身在重重的帘幕后面，容影依稀，你因此总觉得心神不定，更无法向世界高声宣布你对她的激情。似乎，时间是很有耐心的，它通过种种途径，向我们抛洒着关于一个辉煌往昔的点点滴滴，仿佛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到来之前，总该有种种先声，向世界预告，真相终将会显露在天光之下。
第四章 鉴赏第56节 与伟大的过去重逢（2）
青州石刻的出土，正是真相最终被揭示的时刻，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在这一刻，魏晋南北朝艺术的真实容颜，忽然异常清晰地、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梦中始终朦胧的面影，忽然变成了真实，比我们最大胆的想象还要美上一千倍，我们惟有被震撼了。这个时刻带有魔法般的神奇。文献记载，传世作品，出土文物，本来就像一个繁盛时代过去之后留下的满地落花，青州石刻的重见天光，使得这些缤纷的落瓣重新飞上枝头，再度成为完整的花朵，在阳光下获得了新的活力，新的意义。比如说，在涉及雕塑艺术的时候，有关戴逵在创作中“改梵为夏”事迹的记载，是最重要的资料之一，为学者们屡屡引证。文献记载说，戴逵曾经在灵宝寺雕制佛造像，他认为，直接移用外来样式的“中古制像”，是不足以打动中国民众的心灵的，于是，他决意对外来艺术进行改造。在作品初步完成之后，他特意潜身在帷帐中，偷听广大信徒观众的褒贬，然后，再根据众人的反应，一步步修改作品，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才满意。经过这样一番苦心经营的作品，终于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水平。以往，我们根据这一条资料，连同其他类似的记载和存世文物，多少有些怯生生地推断，东晋南北朝艺术家曾经对外来的佛教艺术进行本土化改造，这一改造非常大胆和彻底，并且获得了成功。终于，青州石刻验证了我们的这一推断，它们如此新鲜完好，让我们得以清楚看到一千五百年前那些伟大艺术家的惊人成绩：在这些外来的佛和菩萨的金身上，闪烁的却是中国人的容貌，中国文化的表情，并且，这容颜，这表情，达到了如此的至美境界，不仅让我们感到温暖，也让世界被打动。有关戴逵的创作的文献资料，由于青州的珍贵发现，而获得了重新的阐释，或者不如干脆说，青州石刻，造成了戴逵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艺术家的复活。这些至美的杰作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