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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潘金莲的发型-第9部分

小说: 潘金莲的发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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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服饰第14节 披风小识(1)

    《红楼梦》第六回写刘姥姥一入荣国府,在好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才终于见到了荣府当家二奶奶王熙凤,“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围着那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一九八二年版、二〇〇〇年版《红楼梦》中,均注释凤姐所穿“披风”曰:“即斗篷”(见一九六一年版页七十二、一九八二年版页一百零一、二〇〇〇年版页六十八)。    
    “披风”真的就是“斗篷”吗?其实,“斗篷”一物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如第八回中,宝玉去探望宝钗,不久下雪了,宝玉便命人去取了斗笠、斗篷来;第四十九回也写道,大观园众姊妹在雪天里齐集稻香村,“都是一色大红猩猩与羽毛缎斗篷”。该书写及人们穿斗篷的时节,都是在雪寒天气,在人们下雪天出外活动的时候。这其实正是清代人习惯的斗篷使用方式,清人平步青《霞外敚肌肪桶颜庖环缢捉淮煤芮宄骸胺缑倍沸摚说劳痉缪┧屯囤耍掠咂铮虻比ブ刖赐ㄓ胫S砑闼缴咸迷蛩虿挥病!痹凇胺缑倍沸摗敝螅凶髡咝∽肿⒃疲骸八鬃髋瘢恰!彼档煤芮宄放癖居π醋觥岸沸摗保窃诜缪┨斐鲂惺辈糯┑囊恢址埃嗨平裉炷厝抻笠掠胗暌碌幕旌咸濉!逗炻ッ巍返谒氖呕刂校谘┨炖铮谌硕即┳哦放瘛⒑纂⒋蠊幼樱┒馈靶厢堆倘允羌页>梢拢⒚槐苡曛隆保灾缕蕉潞筇匾庹页鲆患鞍刖纱蠛煊鸲械摹薄把┕幼印彼透菜得髁硕放袷怯糜诜绾暄┨炱淖欧埃庥肫讲角嗟乃捣ㄊ峭耆恢碌摹H绻侨グ菘停敲丛诮葜熬偷孟劝讯放裢严吕矗裨蚓褪遣焕衩玻蛭放裼胨蛞峦啵饫嗟钟缪┑耐庖虏凰阏椒埃识荒艿翘萌胧遥庹裎颐墙裉斓饺思易隹停膊荒懿煌训裟厝薮笠禄蛘哂暌戮驮谌思铱吞锫渥谎!   
    那么,凤姐见刘姥姥时,正端端正正坐在自己屋里的炕上,那一天也没有刮风下雪,她怎么会穿一件风雪天外出的衣服呢?荣府这等诗礼贵族之家,按说是家规礼节最为烦琐的,斗篷不能在室内穿着,这种规矩,凤姐竟会不知道?而且,书中写得明白,凤姐当时是穿着“家常”的“披风”,斗篷这种一年中穿不了几次的有专门用途的服装,显然不能算“家常”,因此,“披风”和“斗篷”不是一回事,是明显的事实。《红楼梦》中最著名的两领斗篷,当然要算贾母赏给宝玉的雀金裘和赏给宝琴的凫靥裘了。宝琴穿着凫靥裘立在雪地里,身后一个丫头捧着梅花,这是书中最为醒目的场面之一,清末画家改琦《红楼梦图咏》中在描绘宝琴时,正是采用了这一情节。画面上,宝琴头戴观音兜,即风帽,身上则披了一条有领但是无袖的长外衣,把人的身形囫囵地笼罩在其中。在第四十九回里,明写了凫靥裘是“一领斗篷”,所以,画中所反映的,当然就应该是“斗篷”的具体形制。在同一“图咏”系列中,王熙凤的出场,恰恰是撷取了刘姥姥见到她的那一刻,画上凤姐的装束却与宝琴完全不同,她在立领对襟袄外,穿了一件直领、对襟、有宽大双袖的长外衣。其实,改琦此时表现的,才正是明清时代“披风”的形制。明人王圻《三才图会》云:“背子,即今之披风也。”换言之,明清时代的披风,就是宋时的背子。《三才图会》中带有“背子”的插图,展示了一种直领、对襟、两腋下开衩、有二长袖的一种长衫,其形式正与“图咏”中王熙凤身上的外衣一样,而与宝琴身上的凫靥裘截然不同。    
    可见,披风不但与斗篷完全是两回事,而且是一种形式极为特别的服饰。实际上,作为一种特定的服装样式,它自有其长久的历史,并且是中原服饰史上一个极为活跃的角色。说它是一个角色,那并不是随便一说,因为,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样式确实是被赋予了不同的性格和身份,肩负着不同的任务,甚至有着不同的性别、种族和阶级背景。    
    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它的最早的身影,是在南朝墓中出土的模印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上,在这一重要作品中,荣启期就穿着这种直领、对襟、带长袖、两襟仅以一对衣带加以系束的衣式。这里是在表现荣启期“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列子•;天瑞》)的形象,由此可以推测,在南朝人的概念中,“裘”就是这样一种服装形式。另外,在敦煌以“维摩诘经变”为内容的唐代壁画上,各个维摩诘形象几乎无例外地都在身上斜披着这样形式的一件外衣。唐代维摩诘题材的作品,其图像程式是在东晋南朝时期形成的,由顾恺之等人创制确立,此后就基本固定下来,唐代画家在创作中始终严格遵循着前代所建立的样式,因此,维摩诘的衣着打扮,其实是反映了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的服装风格,把“维摩诘”与砖画“荣启期”的着装相对证,就可以知道,类似后世披风的这种长外衣,在南北朝时是士大夫们中流行的一种服装。敦煌的有些作品,如第156窟、第61窟(五代),维摩诘的这件外衣还被着意画上许多细毛,表示它是一件有毛的衣服,因此,这种服饰大概就是《世说新语》等史料中提到的“鹤氅裘”、“鹤氅”(《南齐书》“东昏侯记”),是东晋南朝的一种高档豪华休闲服。不要小看了这种裘衣,当时的士大夫穿它,是表示了一种精神姿态的。它和纶巾等衣饰一样,不在正式礼服之列,按道理,它只有在家中闲居时才能穿,在正式场合,是不能穿它的,但是,东晋南朝士大夫有时却故意在见客、社交时不穿正式礼服而穿鹤氅裘,用这个方式表达对礼教的轻视,表达自己的性格和境界。《世说新语》“企羡”中说:    
    ……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孟)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凡是看过《女史箴图》、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列女图》的人,都能对什么是“高舆”有个大概的印象,也就可以想象“乘高舆,被鹤氅裘”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可以推想两晋南北朝的大贵族出出入入时是多大的派头,难怪在当时人眼里是要羡慕死了。这样把奢华放纵和高傲出尘结合在一起,大概也只有魏晋风度才能做到。    
    再说壁画上的“维摩诘经变•;问疾品”,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看出,这是在通过佛教题材再现魏晋清谈的场面,是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画家对自己生活的理想化写照。所以,这个题材一经顾恺之等人改造,文殊菩萨就披上了纶巾,而维摩诘则穿上了鹤氅裘。显然,清谈时有这样的风气,就是大家全都故意不穿礼制中规定的服装,而是穿上各种时髦的休闲服,比着看谁更潇洒,更不拘于礼教,甚至如壁画中的维摩诘那样,借口生病,索性斜披着衣服,半坐半卧,用一场妙曼如花的玄谈去征服客人。因此,在这个时代,这种直领、对襟的长外套,是被赋予了很鲜明的象征意义的,它和当时士大夫所追求的生活境界、精神境界联系在了一起,成了他们心灵状态的外化表征之一。    
    在这个时代的艺术品中,只看到男人穿这种“裘”,还没看到有女人穿它,可以推测,这个时候,它是男服的一种,与女人没有什么关系。到了唐代,那是胡服的天下,在南朝时髦过的服式自然难以得志,就目前所知来看,在表现当代现实生活的唐代中前期艺术品中,还没有瞥见它的影子。然而,不知怎的,到了晚唐时代,这种服式忽然成了贵族妇女的新宠。我们再一次看到它,是在稀世珍品《簪花仕女图》里。在这卷画中,这一种衣饰摇身变成了半透明薄罗的质地,把女性的肌肤半掩半映,双袖敞大得近乎垂地,在形式上特别的恣肆、靡费,初次看到这幅画的人,大概没有不为画中服饰的暴露大胆以及夸张放肆感到惊异的,如果没有这幅画传世,我们大概绝不敢想象,古代中国的女人还有在穿戴上这样放纵的时刻。原本相传《簪花仕女图》是中唐画家周昉的作品,但是,近年经鉴定界利用出土资料反复探讨,有一派意见认为它产生于晚唐到五代时期。这样,它就变成了《花间集》的同时代者。实际上,画中所描绘的这种夸张服饰,在《花间集》中也确实出现了!


第一章 服饰第15节 披风小识(2)

    据唐刘存《续事始》:“《实录》曰:披衫,盖从褕翟而来,但取其红紫一色,而无花彩,长与身齐,大袖,下其领,即暑月之服。”这不正与《簪花仕女图》中女性们所穿外衣的样式完全一致吗?她们所穿的外衣,正是没有织绣花纹的单色轻罗,衣长几乎垂至足部,袖子阔大,直领对襟,而且采用半透明的轻罗衣料,显然是夏季的避暑之服。(其中“下其领”一句,当是指这种服装的直领对襟形式,领口向下垂直延伸,变成两条直襟。)而和凝《天仙子》中恰恰咏道:    
    柳色披衫金缕凤,纤手轻拈红豆弄。翠蛾双敛正含情,桃花洞,瑶台梦。一片春愁谁与共。    
    正是描写了一位穿着“披衫”的女性,也就是穿着《簪花仕女图》中那种服饰的女性。实际上,这首词读来就像是为《簪花仕女图》中几位仕女所作的题画咏赞,不仅是服饰、动作,就是那种“有情无力泥人时”的情态,二者都是那么的相合相谐,只不过图中仕女手中把弄的不是红豆,而是蝴蝶、花朵、拂尘而已。至于和凝在另一首《临江仙》中咏道:“披袍窣地红宫锦,莺语时啭轻音。”推测起来,同样形式的衣服,还可以由锦一类更厚重的衣料制成,这时候就改叫“披袍”。和凝的这一首词,是极为艳情,极为性感的,有兴致的人不妨把《簪花仕女图》摊开在面前,然后体味这首词的内容,看一看它散发出的性感是多么诱惑,也体会一下垂地红锦的裸胸长袍,在创造“富艳”(《栩庄漫记》语)效果上的作用。    
    另外,陆游《南唐书》记载,李煜的皇后大周后曾经创造“高髻、纤裳、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这里所说的这种“时世装”,也与《簪花仕女图》完全吻合。把上述这类史料记载,与《花间集》、花蕊夫人《宫词》,以及《簪花仕女图》,还有如五代王处直墓、冯晖墓等墓葬中出土的精彩艺术品结合在一起,我们已经可以充分地想象五代那些著名的宫廷,那种绮靡的、温柔的、华丽的、纤弱的、多情的、荒淫的宫廷生活。这也许就是做一个中国人的一大乐趣,他不仅有着长远美丽的过去,而且还拥有大量的资料遗存,帮助他尽情地想象这过去,并且,由于遗留资料的丰富,他的想象可以在无比雄伟、放肆的同时,还可能非常非常地接近真实。话说回到披衫,这种直领、对襟的长外衣,这一次是在五代的宫廷中,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富贵梦里,温柔乡中”,以一种纤柔而华贵的姿影,再度成就了一场温柔绮梦。    
    从出土资料来看,在《花间集》的时代,披衫、披袍确乎非常流行,实际上已经成了女性日常服装的基本样式,比如后周冯晖墓出土的加彩砖雕上,女伎们个个穿着这种长外衣。入宋以后,则是无论男女,都以这种形式的服装为基本衣式,这时,它又被改名叫做“背子”、“褙子”。文献中提到“背子”之处极多,男人们如何穿背子,这里不去谈它。在今天所见的宋代艺术品中,女性们几乎惟一的上衣样式就是这种背子。这时代的女性之采用背子,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自有其特殊的追求。原来那时的女性在背子内不穿其他袄衫形式的衣服,而只在腋下围裹上一到数层抹胸(或叫“裹肚”),把前胸后背裹绕起来。背子是对襟的,而且长长的两襟上,只在腹前用一对衣带系束一下,这样,背子的两襟就形成了一道狭长的“V”形领口,女性的脖颈、部分前胸和裹肚,就会从这道“V”形领口中显露出来。要按今天的标准,这种穿着也是够暴露,够大胆的,可是在宋代,从宫廷到乡村,从皇太后到村妇,个个都是这副打扮,好像司马光、朱熹、程颐他们也都没对这件事发过什么话。相反,朱熹在淳熙年间受命制定祭祀、冠婚服制的时候,规定妇人的“盛服”,即在重要场合穿的礼服,是假髻、大衣(与背子形式相同,只是两袖特别宽大,所以名为“大衣”)、长裙,没有出嫁的女子则是冠子、背子,而众妾则为假紒(髻)、背子(见《宋史•;舆服志》)。可见当时的人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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