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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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所赢得的安慰多得多。您其后向我讲到了皇家科学院非常乐意地对我表示出的恩泽。因为对于它委托德·封特奈尔（de Fontenelle）先生以其名义向我为此而作出的致谢，以及它惠顾同时赠送我的极品礼物，见《科学院论丛》。——原注对于我自以为不配享有如此之多的礼貌和客气，我感到了手足无措。我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亲自致书德封特奈尔先生本人，请求他利用其特有的超凡脱俗的才能，游说和高兴地讲述他想讲的一切，以向贵会的名人表示我的高度崇拜和我的亲切感谢。
先生，您此后向我提出的质疑使我看到，您若有所思地阅读了不同作家分别撰写的有关中国及其居民的著作。您在以他们所介绍的事件均具真实性为前提的条件下，从中得出了有关这些民族之伦理和政府的最正确的推论。我甚至向您承认，当我看到您以如此细腻的判断力抓住了观察中国人的视点时，感到非常惊讶。您仅仅是在深入研究了该民族的风俗和天才之后，才“在钦佩与怀疑之间飘移”。
先生，您钦佩中国人的内容，也就是使我本人感到惊奇的因素。因为我们是这个辽阔帝国施政智慧的见证人。请允许我向您重提一下您自己的那番言论，我始终以一种新的兴趣反复阅读它们。
您曾说过，我的欣赏心情落到了中国君主体制的古老性、政府的组成、其皇帝的智慧和公正、其子民对劳动的热爱和驯服的性格上，总而言之是落到了中国的条理性，以及全民族于其执著法律和古老习惯方面那毫不动摇的稳定性上了。我不知道中国人性格中的这后一种特征，即对于古老习惯那不容侵犯的执著，再加上对于其父母辈和老人的尊重、于父母及老人在世和死后那近似乎于神一般的崇拜，却不是中国人其他一切性格之源。我相当经不住诱惑地相信了这一切。当考虑其后果时，我会原谅对这一切的过分溢美之词。如果世人在某一点上通情达理，那就需要应该始终服从理智的支配，将对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局限在理智的范畴内。但是，人总是旧习难改，往往需要使他们绕过理智，并鼓励他们在某些机遇中不要过分地听由理智，因为人类不会永远都能为此而表现出必要的优雅的气质和高雅的姿态。我承认，一个民族中的一种类似的思想状态和该民族的统治者的这样一种政策，完全与基督宗教的立教基础背道而驰，对这一切，我从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中看得太多了。但是，这却是事物的本性，我在这方面只能赞扬和抱怨那些成为第一种错误选择的受害者。
先生，这就是您在中国人中所赞扬的一切。但您在对该民族抱有好感时的适宜思想，也掺和有由一种公正的批判导致产生的怀疑，您曾要求本人对此作出澄清。这些质疑涉及到了中国人的“天文观察的可靠性、其古代史的真实性、其艺术和科学的尽善尽美性，以及您觉得根据某些并非是始终都很坚实的证据而应该荣幸地归于他们的其他事物。您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译文，而非常惊奇地看到了中国人的天文学、该国的天体理论及其天文观察的某种情况”。
先生，宋君荣（Gaubil）神父似乎预见到了您会向我提出的要求。自1727年起，他便向巴黎的苏熙业（Souciet）神父寄去了一本引自中国古书的，或者是新近在中国从事的天文、地理、年代和博物考察的资料集。它们已被公布和刊行，当您收到我的书简时，可能就已经看到它们了。从前由中国人从事的天文观察均载于其史书、天文学论著或其他具有一种无可争议的古老性的史书中。它们是由对二十六次日食的观察组成的，宋君荣神父对此作了计算。他通过计算发现这些日食恰恰落到了由中国作家们指出的年、月和日中。先生，我相信您在此问题上已经感到满意了。
至于我，为您寄去了中国君主政权初期纪年的一种完整译文，也就是那些令人质疑和遭到批评的时代。这些时代是自该国君主制的始祖伏羲起开始流逝，一直到尧皇为止。您将会从中看到中国人是怎样思考和详述其帝国、科学和艺术起源的。先生，这就是您希望我做的部分事情，我尚需要回答您使我受宠若惊地通报的其他难题了。
您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称之为思辨科学方面要远远低于我们。您声称，他们比世界的其他任何民族都具有足够的思想和理智，以促进这些科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相信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四千多年以来不间断地致力于这些科学研究。此外，我不知道在他们之中是否有惟一的一个能使这些科学有深入一些的人……您又补充说，您不会不知道，他们在其历法问题上是怎样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其他几个人修订的，而历法却始终都是中国人最大的国事之一。相反，从埃及人和希腊人算起，数学和物理学在我们之中便只以复兴的方式专修。与中断了其发展，甚至是对它们的记忆完全消失的蒙昧和愚昧的间隔相比较，这些复兴也只能是很短暂的。我们的科学经常都处于默默无闻之中，更多地则是处于贫乏中，几乎始终都是游移不定的，但它们仍然超越了中国人的这些科学，它们在如此之多的世纪间始终被捧上了天。我清楚地看到，正是同样的才智才使中国人成了一个善于施政的、非常珍惜国家荣誉和关心国运昌盛的、特别善于自我以其驯服及其天性之恬静而感到幸运的民族，这种才智使中国最大可能地背离了精明的洞察力，这种充沛的活力和这种对于过去与未来的焦虑不安，人们均称之“好奇心”，这可以大幅度地推动科学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还感到惊奇，即自然界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以及报应，均未导致于他们之中诞生那些为整个后代开辟通路的奇特精英人物。
先生，您后来又长篇大论地论述了中国人在利玛窦神父到达时，也就是在上个世纪初叶前后，对舆地学处于一种极大无知之中。您就此问题而提出了如下看法：中国人“在舆地学和几乎始终都与天文学不可分割的宇宙论的最基本常识方面，都无知透顶，可能会使这种科学知识与日食的理论和计算相吻合吗？一个强大和人口众多的民族，自古以来就全神贯注于一门科学，他们将科学作为其民族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皇帝的荣誉、财富和恩泽，与人们可以在那里完成的新发现相适应。这种科学仍处于摇篮之中，未获得长足发展，人们尚不了解其中最有意义的组成部分。这一切都使我觉得简直匪夷所思”。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2）
先生，您以这种天生公正的思想，由此而得出了如下结论：“因此，在作了全面地认真斟酌之后，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似乎不应该起源于如此古老的时代，或者是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最为天生不幸的人，他们既无力于改进已有的科学技术，又不善于对它们进行创新。他们从上古时代起就有了火药，却不懂得设计出火炮来；他们具有拓印技术，却没有掌握在我们这里很快就出现的印刷术。因此，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很少有天才。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悖论，它不值得我们作深入地研究和用心地探讨。”
先生，中国人确实自古以来就专心于天文学研究，但我们很难说他们最早的数术学家们的能力达到了何种水平。如果我们翻阅他们的史书，那就会看到最早的皇帝曾诏令一人调整或改革干支纪年周期，命令另外一个人制造仪器和观天。此人负责研究数术，另一个人却在研究音律。他们让一个人负责编制历书，皇帝们自己也介入这件事，宗王被用于执行历法。毫无疑问，人们在这种科学中，与其他人相比较，则更加喜欢使用这些人，他们至少更理解这种历法的原理，他们略微用功便可以获得成功。所以，人们不会看到他们因其缺乏能力而借故推诿，相反却立即就会着手投入工作。但他们是从哪里获取这些知识呢？在那些非常远古的时代，很可能是某些家族经营艺术与科学，而且是父子代代相传。这就是人们认为上帝赐给族长们长寿的原因之一，这是为了使族长们有时间改进他们本为其发明者的天文学和数学，并将之传授给后代。一旦提出这种假设之后，中国最早的居民区便很可能并不完全缺乏能够观察天体、理解其运行并解释天象的人。
对于曾命令他们制造的仪器，实际上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还是根据他们亲眼目睹过的，或者是听人谈论过的原物而仿制的呢？这是我根本无法知道的事项，我能够讲的一切都不会超越猜测的范畴。完全可以肯定，在中国历史初期就讲到过的这些最早仪器确实远没有欧洲所使用的那些完善。但它们已经可以使这些古代的天文学家们运用于他们所确定的目的了。这就是说，为了调节与治理民众和耕田有关的季节、确定每个阴历年的朔望月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闰月，为了这些用途而编制历书。他们没有必要为此而观察木星的卫星和土星的光环，也没有必要了解我们的天文仪器的精致和准确：中国人绝没有望远镜，仅仅使用确实有助于瞭望，却又不能看到今天于苍穹中观察到的一切之长筒管。
先生，这一切本身就可能会使您觉得奇怪，即“中国人自很久以来就专心于研究人们称之为思辨科学的内容，却不存在一个能对之略作深化的人”。我觉得这一切正如您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我并不为此而指责中国人思想的本质，就如同他们缺乏智慧和可以深化这一内容的那种活力一样，因为人们发现他们在其他事情上却都获得了成功，而这些事情所需要的天才和洞察力并不比天文学家和几何学少多少。共同竞相存在的多种原因，直到目前为止，却阻止了他们本来可能会在这些科学中取得进步；只要这些原因存在，它们便始终都会阻止中国人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种原因便是，那些可能会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人，却不能期待得到任何报偿。我们在历史上曾发现过，数术学家们因疏忽大意而受到严惩的情况，但我们从未见过工作受到犒赏的例证，也未曾见过因专心观天而可以受到宽容庇护的情节。那些在钦天监供职的人所希望的一切，便是高升到这个衙门的最高职位。但这些职位的收入勉强够维持生计，因为该钦天监不是最高的自主机构，它要服从它所附属的礼部。它并不属于“九卿”（KieouKing）之列，这些各部院主管共同讨论帝国的重要事务。总而言之，由于钦天监在地上没有任何可供观察的对象，所有几乎没有任何这类企求。
如果钦天监正是一名富翁，而且还是这些科学的爱好者，那么他就会致力于改进此类科学；如果他希望使这些科学较前更加精练或更为丰富，那么他就会成倍地增加观察或改革其方式，他也会立即于钦天监成员中激起一种全面的动乱，所有人都会顽固地坚持习以为常的做法。他们会说：“投身于新的困境中有什么用？这会将我们置于犯错误的境地，皇帝从来不会放弃减去我们一两年俸禄的惩罚。难道这不是为了寻求利于他人而自寻被饿死吗？”
这可能就是人们在北京观象台上，阻止使用望远镜以发现肉眼看不到的星象，使用摆锤以更精确地计算时间的原因。皇宫中充满了这类仪器，它们出自最熟练的能工巧匠们之手。然而，从事改革天文历表的康熙皇帝，令人在观象台中放置了许多漂亮的仪器。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望远镜和摆锤对于从事准确的天文观察是多么重要，所以他从未下令于其中任用数术学家。这些人很可能是坚决反对此类革新的，他们强调了其民族对于古习俗的依恋和执著。他们当时只受一己私利的支配，甚至还害怕在一次王朝的更迭变迁之中，被这位皇帝下令化作铜币的那些古老的中国仪器又会体面地出现；那些现今非常有用地代替了旧仪器的天文仪器，又会被送往熔炉中，以至于使它们一直从人类记忆中消失。
促使这些科学在中国繁荣昌盛的办法，就是不只是要有一位皇帝，而是要有数位连续执政的皇帝，支持那些以其研究和实用而成功地得出新发现的人；他们积累巨额资金，以赏赐功勋卓著的人员，为其提供必要的旅行和购置仪器的经费；他们必须使数术学家们从贫困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看到被不大精通这类知识者的迫害中解脱出来，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