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丘吉尔-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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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上。还是在战后最初的一些日子里，当丘吉尔领导过渡政府时，他就和莫兰说过：“没有战争，我感觉很孤独。”丘吉尔的许多朋友劝他离开议会，去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些劝告是真诚的，但也并非完全如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希望摆脱丘吉尔。因为他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在1945年选举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造成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丘吉尔并没有听从这些劝告，他不承认自己已经彻底失败而永远退出政治舞台。如果他离开保守党的领导岗位和议会反对党的领导岗位，那么他再也不能做首相了。这时丘吉尔已经年满71岁，但他自我感觉良好，并相信一定会返回唐宁街10号。他说：“工党政府不会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然会重新升起一样。”丘吉尔采取这样的决定以后，他在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工党政府的威信。他对工党政府的谴责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他断言，工党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完全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对特定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他预言，工党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经济不可避免的破产。同时，丘吉尔还到处兜售反苏反共的“冷战”演说。从1945年底到1946年初，丘吉尔在美国度过了几个月。在那里，他会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院领导人以及其他活动家。通过这些会见，丘吉尔打算发表世界政策演说，并确定了演说的总方针。2月10日他和杜鲁门总统商量了演说的基本内容。丘吉尔在佛罗里达州疗养地住了几周，在这里修改并完成了自己的讲稿。1946年3月5日一切准备就绪，他和杜鲁门一起去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奠定了“冷战”的开端。可是，这些活动还没有用完丘吉尔的全部精力。他还用了很多时间去画画，并把自己的画送到皇家美术院展出。他对农业也很感兴趣。丘吉尔在恰特韦尔附近买了3000亩土地，建立了牧场。尽管他已年迈，但他迷恋于赛马，他养的赛马虽然算不上第一流的，但也相当出色。


第四部分　点燃“火炬”第52节　失道寡助（2）

　　　　在他所有的工作中，最主要的是撰写六卷本的长达数百万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曾说过，他在当首相时就已开始准备创作这部书。他吸取了《世界危机》一书的全部经验。丘吉尔以前做过张伯伦政府的大臣，以后又当首相，他搜集了他所经手的所有主要文件的抄本。他喜欢把自己所想的事情写成文字，对许多问题都写成便条、备忘录和手令。他和罗斯福、斯大林的来往信件，不是做为政府官方文件而是作为私人信件形式，这些抄件都被他仔细地收藏起来了。所有这些文献和其他补充材料都集中到丘吉尔手中，并成为他写作的基础。按照丘吉尔的传统习惯，他不是写，而是由他口述，别人记录。他每天分两班工作，大约每天口述8000字到9000字。同时，丘吉尔大登广告，宣传这本书即将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的稿费大大超过了丘吉尔以前得到的全部稿费。美国和英国的杂志竞相争取得到首先连载丘吉尔著作的权利。据说美国《生活》周刊花了将近200万美元购买了这个权利。如果再加上其他出版机构和许多国家以六卷本出版的稿费，合在一起是怎样一笔巨款呀！1965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有一次，一个出版商问起丘吉尔是否同意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他出版，丘吉尔答道：“我不是写书，而是积累财富。”在丘吉尔看来，历史不过是叙述以默默无闻、无所作为的人民群众为背景进行活动的善良或凶恶的英雄们的事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他就是以这种观点写的。显然，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丘吉尔自己。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战争年代里，所有正确的明智的决策，首先是他的功劳。所有错误和失败，都被解释为由于希特勒的狡诈，或被解释为由于英、美、法和其他国家的国务活动家的愚蠢或外行。尽管如此，丘吉尔的著作仍披露了大量的历史文件和事实，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定的帮助；也正因为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在离职的这些年里，丘吉尔在战争后期变得衰弱的身体明显地好转了。正如G·佩林所指出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渴望复仇而使他的精力充沛并勇气十足。但是岁月无情，他青年时所爱好的各种运动渐渐地和他疏远了。可他仍是壮心不已。丘吉尔的主要目标是恢复自己和自己政党的政权，“改变1945年选民们对他的判决”。然而，年岁不饶人，丘吉尔终究是老了。1951年11月英国大选，年迈体衰的丘吉尔时来运转，终于以321票的微弱多数获胜，使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当上了英国首相。根据战时的实践经验，丘吉尔自己兼任了国防大臣，海军、陆军、空军大臣均隶属于他。但由于精力不济，不久便辞去了这些兼职。　　　　
　　　　丘吉尔这次当上首相时，已经77岁了。从某些方面来看，在这种年龄上他仍然算是十分健康的。但是，实际上丘吉尔的坚强的躯体在开始衰弱。他的耳朵逐渐聋了，虽然请医生诊治，但疗效并不显著。　　　　
　　　　然而，这次担任首相职务，使丘吉尔非常满意。他很清楚，1940年他担任政府首脑是因为当时复杂的特殊条件造成的。而现在1951年，他的任职是由于他所领导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的结果，这完全符合英国的传统。　　　　
　　　　丘吉尔在这届任期内，仍和从前一样，对国内事务很少过问，这方面的问题均由大臣们独自去处理。首相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外交政策上。1952年1月丘吉尔去美国会见杜鲁门总统。英国首相应邀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演说。他利用这个讲坛宣布坚决支持英国参加侵朝战争，并支持美国反对中国的政策。丘吉尔政府继续奉行“实力政策”，并对原子能的研究给以极大的注意。他和他的同僚们认为，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恢复昔日的大不列颠”。保守党人没有估计到，参加核军备竞赛必然导致经济破产，因而削弱了英国在列强中的地位，尽管对此有过许多权威性的警告。任政府顾问的英国大物理学家蒂泽德断言，英国不应该研究和制造原子武器和核武器。他写道：“我们现在不是强国，我们永远也不会是强国。我们是伟大的民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把自己看成强国，那么我们很快将不再成为伟大的民族。请吸取过去列强命运的教训吧，不要像很可怜的青蛙那样，由于骄傲而膨胀起来。”这些呼吁都没有被理睬。1955年保守党政府决定全力以赴地开展研制核武器的工作。终于在1957年5月15日试验了英国制造的第一颗氢弹。但是，这时世界上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壮大，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丘吉尔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今资本主义不仅不能用武力消灭社会主义，而且如果采取这种尝试，处于核前线的英国将首先被消灭。丘吉尔非常尊敬英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权威——利德尔·哈特。哈特在许多文章中分析了英国在原子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并得出一个痛苦的结论，英国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它。丘吉尔被迫承认，现在根本谈不上“苏联无条件投降”，在战争情况下，双方都陷于“粉碎全人类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境地。鉴于这种情况，丘吉尔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战略方针，他希望与苏联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1954年他在美国宣称：“我支持这种意见，即我们应当保证和平共处。”丘吉尔的这个声明，等于承认他自己所倡导的富尔顿政策的破产。在富尔顿，他要求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他深信，这会使苏联人民遭到可怕的灾难和危险。但目前他又主张同这个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丘吉尔这种不寻常的主张，说明了世界力量对比的复杂化。美国历史学家弗莱明在评论这位“伟大的军人变成绥靖主义者”的原因时写道：“冷战已陷入绝境，使原子外交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对原子能的垄断以及我们力量的绝对优势，已经开始被打破了，结果造成了连我们的领土也难保卫的状态。”到了50年代中期，丘吉尔的“冷战”政策破产了，作为冷战旗手的丘吉尔威信扫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愈来愈清楚，政府首脑必须是一个具有新思想，比较灵活，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威望的人。况且，丘吉尔年事已高，首相职务的重担，对他已是力不从心了。1953年6月丘吉尔中风之后，左半身瘫痪。79岁那年他的生命垂危。丘吉尔周围的人员看到他的病情，一致认为他再也不能返回政治舞台了。但是，丘吉尔具有很大的潜在生命力。他治好了中风，左半身的机能也恢复了，并且在10月份又出席了一年一度的保守党年会。不过年岁不饶人，沉疴难以根除。　　　　
　　　　丘吉尔的辞职是逐渐地、无声无息地进行的。人们以尊敬的心情欢送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偕丈夫到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看望丘吉尔。为了表示对女王的尊敬，举行了午宴，出席宴会的有政府官员、著名的工党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将领和丘吉尔的亲密战友。女王出席宴会，表示对丘吉尔辞去首相职务给予特别关切。4月5日，一切手续办理完毕。老首相驼着背，拄着手杖离开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等在门口的群众看到丘吉尔叼着香烟，在他的狮子狗“鲁菲莎”的伴随下走进汽车。他用大家所熟悉的手势，即用右手的两个手指表示出像征胜利的拉丁字母“V”的手势，向大家致意。他在战争年代公开演说时，经常用这种手势向同胞们致意。丘吉尔来到了郊外恰特韦尔庄园。他最后10年的生活，大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有时也作为希腊百万富翁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客人乘“克里斯琴娜”号游艇在地中海游览。　　　　
　　　　丘吉尔临退休的时候说，他退休后有一件很有趣也很愉快的工作，就是写书。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办到。退休后他的心情很颓丧，已经不可能从事写作。他既没有体力也没有精力从事这项工作。在1956年至1958年间，他的四卷本的《英语民族史》问世。丘吉尔对莫兰说，他的这四卷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用了1年零3个月写成的。丘吉尔想借出版这部书的机会进一步宣传英美合作。他写道：“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新的历史阶段。英美联盟将在这个阶段再次经受考验，将在保卫和平和自由方面发挥巨大威力。”丘吉尔认为，英美联盟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因此他的这部著作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英美联盟的思想，并且是用历史的观点加以论证的。　　　　
　　　　和从前一样，各个城市纷纷选温斯顿·丘吉尔作为本市的名誉公民。戴高乐总统授予他“解放奖章”。丘吉尔同戴高乐已有14年之久没有见面。1958年11月丘吉尔为接受奖章同戴高乐会见，并以他是法国的老朋友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63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专门决议，庄严宣布温斯顿·丘吉尔为美国名誉公民。这项决议是由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　　　　
　　　　丘吉尔在肯尼迪的眼里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肯尼迪从少年时代起就阅读丘吉尔的作品，他喜欢重复丘吉尔的这段话：“世界的全部历史像聚焦那样集中于一点，就是强大的民族不总是正义的，而正义的民族往往并不强大。”　　　　
　　　　丘吉尔87岁那年，在蒙的卡罗不幸摔了一跤，造成胯骨骨折。英国空军飞机把他接回英国，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他虽然已经年迈，但在重伤之后还是康复了。丘吉尔的力量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可是实际上已经接近枯竭。尽管如此，他仍然关心时事，他读伦敦出版的所有报纸，也读书，主要是历史方面的书籍。　　　　
　　　　在晚年的后期，丘吉尔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的兴趣也变得狭窄了。他已经不再画画，他这个赛马爱好者只能从电视里看别人赛马。夜晚坐在蒙的卡罗赌桌前消磨时间业已成为过去，丘吉尔不得不丢弃这些娱乐。他在临终前的一些日子只保持一种爱好，就是看电影。各个电影公司热情地为退休的“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提供影片，他就坐在恰特韦尔庄园的电影室里看电影。　　　　
　　　　1964年末，丘吉尔庆祝了自己的90诞辰，不过没有举行任何隆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