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帝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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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战斗机突然闯入视野：为首的在右侧与美机并行，距离近到奥斯汀能够看清那个飞行员的脑袋。有几分钟——在奥斯汀看来，似乎是永无尽头——这几架飞机与他们并排而行，美苏飞行员几乎可以彼此对视了。苏机一直追至他们进了芬兰领空后才最终消失在视线之外。　　　　
　　　　


第一部分第一章　与困难赛跑（2）

　　　　机油将尽时，他们在英格兰附近启用了附油箱，奥斯汀决定靠它飞回费尔福德。当他停下那架伤痕累累的飞机，熄灭引擎时，看到特遣部队所有人都聚在一起迎接他们。他们已比计划的返航时间晚了90分钟。一位地面同事看到那个大洞，惊呼：“天哪，你们肯定是撞了只大鸟。”　　　　
　　　　第二天，瑞典国防部抱怨说昨日有几架飞机擅入该国领空。国防部的报告称，那些飞机都飞得很高，穿过瑞典向西进入了芬兰，身份不明。5月15日，赫尔辛基一家报纸报道说5月8日，在芬兰北部领空发生了一次空战，交战双方很可能是美苏两国。　　　　
　　　　美国空军坚决否认有此类事件发生，坚持说美机从未到过该地区。满怀惊奇地目睹了奥斯汀飞向苏联海岸线的杰米·瓦伦丁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也不清楚奥斯汀和他的同伴下落如何。此次飞行后不久，当他和奥斯汀在费尔福德一家酒吧喝酒时，他仍然震惊不已。“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问奥斯汀。奥斯汀呷着酒说：“永远别再让我碰到那样的事了。”　　　　
　　　　瓦伦丁不清楚具体情况，但他也不妨代表艾森豪威尔说，派老式飞机进入苏联收集情报实在是太危险了，必须找到更安全的办法。　　　　
　　　　甚至无须奥斯汀的这次冒险作例证，华盛顿也明白，美国必须加快行动，以发明收集苏军情报的新技术。1954年，39岁的加德纳是空军部长哈罗德·E。塔尔博特的特别助理。全华盛顿没有人比他更粗鲁暴躁，也没有谁比他更担心美国会在洲际导弹和更小却威力更大的核武器方面落到苏联后面。加德纳一贯孜孜不倦地支持加快生产美国自己的先进武器和侦察系统。当奥斯汀死里逃生的时候，加德纳正竭尽全力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加紧行动。　　　　
　　　　加德纳于1915年8月24日出生于威尔士加笛夫，12岁时移民美国，在加利福尼亚长大。后来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工程学，还是奥运级的水球运动员。他在南加州大学获得了商业学位后，先后在好几家工业公司工作，并于1942年签约到加州理工学院做了研究所的一名管理人员。在帕萨迪纳精英学校，他首次涉足火箭设计——二战时曾为美国秘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效力。战后，他受雇于通用轮胎橡胶公司任高级行政官。三年后，即1948年，加德纳辞职创办了海肯制造公司，一家离南帕萨迪纳里玫瑰球场不远的电子和光学公司。　　　　
　　　　加德纳的精力充沛和无视权威是出了名的。到1953年他加入艾森豪威尔总统政府时，他已被认为是冷静、刚愎自用的工程师、企业家和革新者，这可是名副其实。全然不顾来自空军统帅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僚们的威胁，他几乎是立即就开始了导弹研制计划，尽管这些计划组织欠佳，资金匮乏，而且通常被那些目光只盯着飞机，看不到空军有涉足太空之必要的将军们所忽视。身着剪裁考究的套装，胸袋里夸耀性地装着折叠手帕的加德纳，根本不屑于去说服那些扛三星的将军们，他也不想利用塔尔博特部长办公室的影响力来对抗反对派。于是，加德纳到五角大楼不久，就产生了许多关于他这个“婊子养的”“讨厌鬼”的谣传。　　　　
　　　　华盛顿一直搞不到苏联关于设计研制新式武器，包括导弹和喷气式远距离轰炸机的进展情况的可靠消息，这让加德纳忧心忡忡。和越来越多的官员一样，他也相信苏联很可能正在谋划对美国实施原子弹突袭。很多研究所提供的这种攻击很快就会变为可能的证据，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中那些清楚美国根本无力抵抗官员来说，这种威胁变成了强烈的恐惧。搬到华盛顿几个月后，加德纳看到空军研究中心兰德公司的关于美国境内SAC基地之弱点的秘密报告时，他所有的忧虑得到了证实。空军委托他们考察苏联核空袭对美国现有反攻击防御力量可能的破坏程度。根据对苏军事力量增长的最高估计，兰德公司预测1956年苏联如果对美国发动偷袭所带来的可能性后果。他们检查了高低空进攻路径，审查了美国雷达操作系统，计算出从监测到苏机到通知五角大楼所需的时间，以及抵御苏联轰炸机的第一套方案。　　　　
　　　　1953年4月15日发表的那份报告强烈地震撼了加德纳和华盛顿的其他官员。防御力极弱的SAC基地，连同它们那些集中的飞机、修理库、燃料库和飞行员营房都是核攻击的理想目标。如果苏联轰炸机在某个夏季周日黎明前攻击这些防御不力的设施，并作最大限度停留的话，可以想像，SAC基地肯定会遭受重创。报告指出：“敌人有能力用相对很低的代价破坏SAC主要的防御能力。”兰德公司预计，只需要用50颗原子弹，苏联就可以摧毁SAC2/3甚至更多的轰炸机和侦察机。　　　　
　　　　这个观点既明确又惊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有可能遭到外国攻击，而且在被打击之后根本无力反击，至少很难实施反击。即使是在二战时期最黯淡的日子里，当欧洲陷落纳粹之手，日本在太平洋飞扬跋扈时，美国大陆还依然能免于外部入侵或效果不大的军事打击。核武器和远距离轰炸机的出现完全消解了这种安全性。美国完全可能遭受一场具有强大破坏力的突袭。而这样的突袭会让人觉得珍珠港事件不过是场小游戏。　　　　
　　　　加德纳在震惊之余，立即飞往位于奥马哈的SAC总部面见最高司令官柯蒂斯·E。勒梅将军。他还专程回了一趟位于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希望见见校长兼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李·杜布里奇。该委员会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成立于杜鲁门执政期间，专门就科技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但他们并未想要去推动杜鲁门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新的科技尝试。虽然杜布里奇在美国科学界声名显赫，加德纳还是说出了他的想法。他的一个助手文森特·福特后来回忆起加德纳对杜布里奇所说的话：“你忘记了自己对科学和国家的责任，只会一屁股坐在华盛顿昂贵的办公室里，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纳税人的金钱，做了那么多该死的无关紧要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假以科学之名。”加德纳催促杜布里奇研究突袭的威胁性和国家的抵抗能力。他想要真实的报告：“给我真实情况，而不是华盛顿用来哄老百姓的那一套。”　　　　
　　　　加德纳的言语的可能有些过激，但他的分析是对的。苏联似乎正迫近美国，而政府却在误导人们，使他们过于相信国家的军事和科技优势。美国人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传统的军事和科学理念正迅速被新科技摧毁。喷气引擎轰炸机压缩了美苏之间的时空距离。两国的科学家都充分利用氢弹的爆炸力，开始研制更小且更适合洲际导弹运输的核武器。美苏的尖端火箭技术不久后即可生产出能在几分钟内打击远距离目标用的导弹。　　　　
　　　　到1954年，冷战威胁、军事科技发展和情报方面的巨大差距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苏联掌握了核武器，美国还没有安全可靠的侦察敌方或评断其军事力量的方法，这正是滋生恐惧和动荡因素的土壤。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华盛顿过度地加大防御开支，造成国内建设和军备驻守资源的流失。自从1953年1月入主白宫，开战的可能性就一直压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心上。更糟糕的是，战争的套索越来越紧，那怕是细微的误算或误解都可能会引发一场核战争。面对越来越深刻的恐惧，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底的日记中写道：“现在，世界似乎正奔向灾难。”　　　　
　　　　灾难的形成可追溯到二战时期和1945年7月16日核时代的到来。那天，J。罗伯特·奥本海默和共同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同行们在新墨西哥荒漠里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几周后，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展示了核武器的破坏性力量。约翰·泽西发表在1946年8月31日的《纽约客》上的关于广岛攻击及其后果的报道（后来又印成书出版），让全世界读者都明白了：人类已引爆了最伟大的自然力量，如果不加节制，在赢得战争的同时，也将摧毁整个人类文明。　　　　
　　　　美国人或许会为他们创造的科技成果感到自豪，或者为在广岛长崎造成的灾难感到羞愧，他们或许还会感激那两颗原子弹，认为它们促使日本早早投降，从而挽救了更多美国人的生命，或者惊骇于牺牲的日本百姓之众。但是，他们对原子时代的来临却无可逃避。一旦苏联终结了美国的核垄断，制造出能运载核武器至远距离的轰炸机，海洋就再也无法保护美国免受外敌侵入。仅仅一个小兵工厂的核武器和几十架能飞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其他一些人口密集地区的轰炸机就足够了。　　　　
　　　　对于美国这个很少经历纷争，且渴望实现在建国时就热衷的威尔逊理想的国家来说，与苏联战时同盟的瓦解是太过迅疾、太突兀了。在今天看来，倘若两国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完全不同，那么在战后继续维持战时的美苏关系也是不甚合理的，但在二战刚结束的当时，产生那种想法并不奇怪。　　　　
　　　　1945年4月，德国投降。四个月之后，日本投降。民众情绪高涨，连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也被民众的情绪所感染了。8月，他作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受到苏联最高统帅乔吉·朱可夫元帅的邀请，飞往莫斯科共庆胜利。艾森豪威尔总统受到热情款待，他会晤了约瑟夫·斯大林，并与之并肩站在红场列宁墓顶，共同检阅了在克里姆林宫塔墙和圣巴兹尔教堂华丽的洋葱形圆顶下走过的成千上万的苏联民众。当时，群情振奋，艾朱二人私交甚好，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离开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我看不到未来有任何会阻碍美苏成为最亲密朋友的东西。”　　　　
　　　　1953年再回顾那些充满希望的日子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忧伤地说：“这个善良的心愿只维持了一瞬间就灰飞烟灭了。”　　　　
　　　　对于冷战起源的争论至今不休，且常染上政治信仰的色彩，探寻莫斯科与华盛顿双方的失误和敌对情绪依然充满了诱惑力。但毫无疑问，双方都得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描述的友谊之终结负有责任，然而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亦歪曲了历史真相。　　　　
　　　　纳粹德国失败后留下的欧洲权力真空最易滋生动乱，斯大林不满足于依靠怀柔政策如贸易、地缘接近及文化纽带等来扩大苏联在东欧的影响。正如1997年约翰·刘易斯在他那本充满智慧的、重新审视冷战历史的书《真相大白》中写的那样：斯大林政治的基本出发点是让别国用领土换保护。这就打破了1945年6月26日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理念，及美国领导人的战后期望。华盛顿决定以支持欧洲民主和自由市场，阻止对欧洲大陆的再次军事侵略为手段，捍卫其政治、经济利益。这种态度注定与苏联的扩张莫斯科影响的打算势不两立。但如果斯大林对东欧强施控制的话，两国之间完全可以用一场激烈的战争来取代这场波诡云谲的冷战。　　　　
　　　　最善意的解释是：历史、地理和理念因素都促使斯大林以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方式来保卫苏联利益。来自西方的侵略——以拿破仑和希特勒为主，曾到达莫斯科市郊，在斯大林经历过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苏联都损失惨重。列宁曾教导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天生的必然动力。”但这些论断，不管斯大林有多么赞同，亦无法为他试图在东欧建立一统的政治军事联盟而开脱。　　　　
　　　　1946年早期，距德国战败差不多一年了，理想主义开始淡去。2月9日，斯大林发表了战后第一次公开政治声明，那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共存及两种体系下战争之不可避免性的冷酷分析。他甚至在莫斯科对共产党领导演说时夸大其辞，这使人大为震惊。2月22日，驻莫斯科大使乔治·凯南向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发送了一封后来被称做“长电报”的加长电报，直言不讳地描述了苏联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意。　　　　
　　　　凯南说：“这里有一股政治力量，狂热地坚信，若要苏联势力长盛不衰，就不能和美国有任何永久的协议。它会乐于且必须打破我们社会内部的和谐，搅乱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破坏我国的国际权利。”　　　　
　　　　凯南在他1947年匿名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中重述了他所建议的反击方式：在未来40年里，帮助形成美国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