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资本家、黑社会分子、反动官僚和日本鬼子。他们过着荒淫无耻和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农民和小贩像牛马一样拼命干活，还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生长在这个地方，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日本鬼子的野蛮，旧社会的黑暗，使我从小就感到这个社会是这样不公平。当我对这个世界感到迷惑不解、可恶可恨和对个人前途非常渺茫时，就开始从地下党、学校老师那里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从此，一个投奔革命的念头就从心头开始萌发了。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走上革命之路

　　　　走上革命之路　　　　
　　　　1937年，我17岁。这年的下半年，到新泰第一小学任代课教员，教五年级的历史课。这是一所由共产党组织控制的学校。我记得虽然校长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兼任，但在教员中有四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即韩顾三、王迫悟、董凌汉和薛继绍（肃清托派时被错杀，后来被追认为烈士）。还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思想进步的年轻教师，师生们的革命活动由秘密转入半公开化。　　　　
　　　　我到校任教不久，就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华北广大地区落入敌人手中，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在这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担起领导抗日的重任，带领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日军侵略。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和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大纲”。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一切爱国志士的拥护和赞同，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　　　　
　　　　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同志从延安参加会议回来，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山东必将沦为敌后的形势，决定在全省立即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发出号召，要求“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　　　　
　　　　1937年12月3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东泰安城。1938年1月1日，由泰安各地赶到徂徕山的近两百名抗日志士，举行了庄严的起义誓师大会，宣布“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山东游击第一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前身）正式成立，师长洪涛，政治委员黎玉。　　　　
　　　　这就是山东革命历史上著名的“徂徕山起义”。它是中共山东省委亲自组织领导的一次起义。徂徕山位于山东省中部，既是鲁中大地的“心脏”，又是津浦路的必经之地。徂徕山起义的成功，创建了泰山区革命根据地，部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　　　　
　　　　在党的影响下，我一边教书，一边在老家组织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准备投奔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徂徕山起义前我已经发动了三十多人。我原计划要去参加徂徕山起义，由于快到春节了，一些成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把过大年看得很重，一定要等过了年再走。所以我等到正月初三，带了十二个人赶到新泰二龙山，被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九中队。队长朱国平、指导员韩顾三，我被任命为班长。　　　　
　　　　经过短时间训练后，我就参加了攻占莱芜城的战斗，随后被提为一团二连排长。当年4月由指导员董超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整党时，由于我是中农成分，按党章规定，须有两个入党介绍人，因此又增补汪洋为入党介绍人。部队在莱芜城整编后，廖容标任司令，黎玉任政委，政治部主任为林浩。不久，师里成立军政训练班，我被调去学习。当时参加训练的除了像我这样的部队干部，还有一批刚从北大、清华、东北师大毕业，投奔革命的年轻知识分子，都是充满革命热情的热血青年。训练班的主任杨纯，责任相当于校长，是位女同志，很有水平，后与新四军一位领导干部结婚。分别43年后，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遇见她，已是卫生部副部长。　　　　
　　　　训练班结束后，我就回到部队。　　　　
　　　　1938年6月，部队南下蒙阴、沂水，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由于新泰独立营成员复杂，营领导又疏于管理，造成部队作风松散，领导多次批评教育，仍不见效果，部队人员屡犯纪律，老百姓几次告到支队领导这里。经调查核实后，政委林浩带着一个连，把独立营收编了，改编为一旅四连，有150人。支队党委决定由我去当指导员，没有连长，军政工作我一肩挑。我去后首先把全连干部战士人心安定下来，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才把这个连松弛散漫的纪律和作风扭转过来。后来，这个连又改为炮兵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屡次战斗中，立了很多战功。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任锄奸科长

　　　　任锄奸科长　　　　
　　　　1938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祖国大好河山不断沦陷的一年。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不少志士仁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用血肉之躯抗日救国。但是，也有许多人沦为汉奸，他们有的迎合日本法西斯的意图，搞“曲线救国”；有的组织伪政府，拼凑“维持会”，为日本法西斯效劳；有的则干脆委身日寇，直接充当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走狗。　　　　
　　　　1938年夏天，我被选调参加了四支队政治部举办的锄奸干部培训班。8月，我调一团任政治特派员。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时任四支队锄奸科长杜明调任纵队锄奸部长，我调四支队任锄奸科长兼军事审判所所长。　　　　
　　　　那时斗争极其尖锐和复杂。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如何保证内部纯洁，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和社会上的汉奸、特务，任务十分艰巨。由于政治特派员专门负责清查敌特、惩处汉奸，这一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各级党组织在选拔特派员和锄奸科长人选时慎之又慎，除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外，还要考虑到个人军事素质和社会活动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同时对政治特派员和锄奸科长又赋予了较高的自决权力。　　　　
　　　　我们搞锄奸工作，就是通过秘密调查了解，掌握情况，一旦发现汉奸特务，证据确凿，经军事审判所审判，立即枪毙。锄奸工作，开始学的是苏联那一套，垂直领导，非常神秘。支队设锄奸科，团设锄奸股，营设保卫干事，连设保卫委员。连长、指导员不能过问锄奸工作。锄奸工作是在绝对秘密情况下独立进行的。当时部队干部战士中流传着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锄奸干部（特派员）找谈话。”在这种形势下，锄奸工作如稍不谨慎，就可能犯大错误。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决心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搞好这个工作。　　　　
　　　　1940年后，山东地方和部队开始肃托。在康生搞的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路线影响下，山东地方和部队锄奸和肃托工作也不同程度地犯了极左的错误，严重伤害了党内的一部分好同志，甚至错杀一些基层的优秀干部。尤其是泰山地区，我记得由于个别领导干部执行极左路线，大搞刑讯逼供，仅泰山区，就错杀了不少人。其中还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在浙江省委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翟翕武同志，当时是泰安地区的干部，工作很好，莫名其妙地被当作托派分子抓起来，差一点被杀，幸亏被山东分局调去审查，结果根本无问题，才幸免于难。许多同志就没有这么运气了，他们被冤杀、错杀。这些同志很早就参加革命，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有些就是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不太好或是工作上犯过一点错误。有的甚至没有一点问题，就被怀疑是托派。在残酷斗争下，不管承认不承认，就被杀了。不仅这些革命干部本人蒙冤九泉之下，还牵连到他们的家庭，妻儿、亲属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击。有的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得到昭雪。　　　　
　　　　山东纵队肃托搞得最厉害的是一、三支队，连支队锄奸科长也被枪毙了。二支队、五支队锄奸科长也受到了刑事处分。他们不是反党分子，但他们推行极左路线，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担任过浙江省检察长的张世祥同志当时任一支队二团特派员，不知怎么搞的，被划为托派分子，本来要枪毙的，是我做了工作，向纵队建议，把他调到纵队继续审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就留在纵队锄奸部工作了。那时有个怪现象，不愿当知识分子，愿意当大老粗。有的高中生在填个人履历表时，写成小学生。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偏见，似乎知识越少政治越坚定，知识多了问题也多。张世祥同志在当时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　　　　
　　　　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一度占指导地位的形势下，要想避免犯错误，保护好党的干部，除了要头脑清醒，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还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不能有私心杂念。当一股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不愿随波逐流，不仅是困难的，而且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当一、二、三、五、六支队大规模开展肃托时，山东军区政委黎玉同志在一次会议上问我：“别的支队都有托派，你们四支队有没有？”黎玉同志显然对四支队的肃托工作提出了疑问。　　　　
　　　　我回答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　　　　
　　　　黎玉的疑问对我的压力当然是很大的。我也想过，如果我被扣上抓对敌斗争工作不力，甚至于同情、包庇托派分子的帽子，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这种例子也是不少的。我当时的思想斗争是激烈的，压力很大，按照那种宁“左”勿右的搞法，搞他几个“托派分子”并不难。把一个好的干部一夜之间打成托派，自己虽然有了成绩，可以向上级交差、表功，但扪心自问，良心、党性哪里去了？怎么对得起他们的亲属？将来向后人又怎么交代？　　　　
　　　　从其他支队转来了五六份揭发材料，是涉及四支队几名营职干部的所谓“托派口供”。据此这几名营职干部就有可能被定为托派分子了。这是关系到一个党的干部人生和政治命运的大事，我决定亲自审问每个人。　　　　
　　　　说来也很奇怪，这些干部在敌人面前不怕死，打仗很勇敢，为人很纯朴，但是当锄奸干部把他带到我面前时，我还没开口审问，有的干部就吓得打哆嗦，额头上直冒汗，舌头发僵，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再三说，不要紧张，一定要实事求是，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乱说。我们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大概是有的同志思想过分紧张，或在肃反扩大化的残酷斗争中受到过逼供，对党的政策还不理解，说话颠三倒四，含糊不清，一会儿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一会儿又推翻。我那时年轻性急，很恼火，打了一名干部两记耳光，说：你简直是胡闹，你不是托派，为什么要承认？经过仔细审查，这几名干部没有托派问题，后来工作一直都很好。　　　　
　　　　1942年春，刘少奇同志回延安之前路过山东，听了山东分局关于部队和地方工作的汇报。他十分严肃地批评了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倾向，指出有些地方前方在消灭敌人，后方在制造敌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即纠正。在党内、军内的锄奸反特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究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力争不放过一个坏人。一定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否则，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成为人民的罪人。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及时纠正了山东部队和地方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倾向，挽救了一大批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好干部。　　　　
　　　　我作为四支队具体分管肃托工作的负责人，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上要对党委负责，下要对干部群众负责。我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讲究方法，努力把握政策界限，尽可能避免简单粗暴和扩大化的极左倾向，使四支队没有一人因此受到伤害。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复杂的形势下，经受的严峻政治考验，也是至今回想起来使我觉得比较宽慰的一段经历。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夜里，正是我任山东纵队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期间，一旅突然发生一起干部带兵叛逃的严重事件。　　　　
　　　　那天清晨，一团团长李福泽在操场上看到别的营都出操了，而二营没有动静，去二营营地一看，全营的人都不见了。由于斗争环境险恶，生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