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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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向全体办案人员、政法机关领导干部和各地来参加旁听的负责干部作了一次集中讲话，这就是公开发表的“九条”，为我们搞好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有利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在审判“两案”中，没有去纠缠历史问题。10名主犯当中，江青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行为，张春桥、陈伯达也有不光彩的历史，这些都放在一边，根本没有去查，因为即使查证核实，也是历史问题，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是正确、成功审判“两案”的根本所在。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预料可能要出事
第十二章 应对风波
1989年春夏之交，在共和国的大地上，由极少数人策划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党中央采取了非常英明果断的措施，迅速平息，并且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处理决定，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公安部党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按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履行职责，为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预料可能要出事
这场政治风波发生在1989年，但种种先兆在1988年已显露。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多少年来，西方和境外的一些势力，一直把社会主义中国列为他们搞“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际，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兴风作浪，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7年冬在北京、上海、合肥、南京等地高等院校发生的学潮，虽然很快平息，但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学生包括一部分教师的思想相当活跃，在校内外以研讨为名集会发表演说，公开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校内的秩序也比较混乱，打架斗殴事件层出不穷，南京河海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非洲学生，为一些生活小事，殴打教职员工、扣留校方人质，呼喊过激错误口号，罢课闹事；高校周围的治安秩序也不好，一些流氓滋事生非，与学生发生冲突，扰乱学校教学秩序，等等。
综观形势，我们已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出一些乱子。
1989年2月15日，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面临的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国外敌对势力加紧渗透，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这些不安定因素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容易一触即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我要求市公安局密切注意和切实掌握社会动态，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情况，要察之事发之前。
4月1日，我接受《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记者采访，也谈了当前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当然，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政治动乱和首都的反革命暴乱。
4月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密切掌握社会动态严防有人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近来一些地方发现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非法组织成员、帮派残余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蛊惑群众，煽动闹事，企图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抓紧做好情报信息工作，讲究斗争策略，制订和完善处置各种事件的预案，加强值班报告和备勤制度等项工作。
公安部起着非常作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因病逝世。当晚，中共中央发表讣告。
4月16日，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自己的哀思。这时，部分高校的学生相继贴出一些挽联、标语、大小字报，其中夹杂着极少数人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闹事的内容。北京、上海等地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腐败”、“反对专制独裁”等口号。
当日，公安部注意到这一不寻常的动向，立即发出《关于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若干问题处置原则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严密掌握社会动向，妥善地做好工作，严防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制造事端。
从4月18日开始，一些高校学生借悼念之名，进行的非法活动转向政治动乱。北京有数千名学生到天安门非法游行，有些人发表煽动性演讲，并到人民大会堂前和中南海新华门静坐、请愿，少数学生还多次冲击新华门闹事。一些高校相继宣布成立非法学生组织。上海、西安、武汉、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学生到省、市人民政府门前游行示威，有些人还冲击省、市人民政府。一些大小字报、标语、传单大肆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高校甚至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
有些人借公安干警、武警战士驱散冲击新华门的学生一事大肆造谣，声称发生了所谓“新华门血案”，煽动学生罢课抗议。天津、武汉等地少数学生开始到北京串联，扩大事态。而海外敌对势力电台则连篇累牍，造谣煽动。
我们发现，一些人的活动，竟直接听命于海外电台。公安部先后发出《关于预防高校学生互相串联借悼念之名煽动闹事的通知》、《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果断措施整顿中南海新华门前秩序的情况通报》、《关于部分高校学生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的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密切注意本地的社会动态，针对发生的问题及时采取对策，对学生闹事必要时可参照北京市的做法处理。
从这时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就更注意他们的案头，陆续收到公安部发出的情况通报之类的重要参阅文件，他们也借助这些文件，联系当地情况，处理各种问题。情况紧急时，有的省里的负责同志就直接与我通话，沟通情况和切磋处事办法。在这非常时期，公安部起着非常作用。
为了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公安部于4月18日至21日紧急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负责人和部分武警总队参谋长、省会市公安局长等。我和副部长俞雷在会上讲了话，进一步严明职责和纪律，要求为党分忧，为民解困。我强调在关键或危难时刻，我们公安机关一定要听命于党，做到一声令下，拉得出，用得上。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2日当晚，西安、长沙发生骚乱事件。西安几所高校的部分学生和一些社会青年冲击陕西省人民政府，一些暴徒推倒围墙，冲入省检察院、省法院，疯狂进行打砸抢烧。150多名值勤公安干警、武警官兵被打伤，12辆机动车和20余间房屋被烧毁。在长沙，两所大学的部分学生冲击湖南省人民政府，并上街游行，造成交通堵塞，一些暴徒趁机在五一广场打砸交通岗楼和汽车，并洗劫了附近的20余家商店。
4月23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少数犯罪分子借机进行打砸抢烧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西安、长沙发生的情况引以高度重视，对聚众闹事、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活动，要坚决依法处理。公安部还派出工作组赴西安了解情况，并协助处理骚乱事件。
北京少数高校学生于4月23日，成立非法组织“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
4月24日，北京40所高校近6万名学生罢课。一些人到市内交通要道、繁华地段演讲、募捐，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恣意造谣，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人还在高校贴出大字报，妄图煽动工人、农民起来推翻政府。
事态越来越严重。处于第一线的公安干警受到严峻的考验。
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非法组织“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于4月26日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宣布该会的成立，并公开进行非法活动。他们煽动学生反对党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定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公然抵制北京市公安局于4月26日发布的关于游行示威和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两则《通告》，继续组织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市区和天安门非法游行，中断交通，煽动罢课。
紧接着，2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通知》。通知指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高校学生竭力制造事端，扩大事态，局势发展严峻。
4月28日晚上，“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的头头吾尔开希、王丹等人开会，决定将非法组织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策划继续进行对抗活动。
4月29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国务院和各部委、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分别出面和学生对话、座谈，做宣传教育工作，指出有人幕后策划煽动、挑起社会动乱，号召复课。
5月1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五四”期间高校学生游行的处置原则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劝阻非法游行，防止打砸抢烧犯罪活动，清除反动标语和大小字报。
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在北京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赵紫阳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发表了同中央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在已经出现政治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是4月23日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其间，他都是同意中央的决策的。4月30日返回后，情况不同了，赵紫阳态度改变了。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放肆，煽动组织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和请愿。已经复课的广大学生重新卷入学潮。新闻舆论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
北京和各大中城市游行示威的人数越来越多，罢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首都新闻界数百人也上街游行声援。社会上谣言四起，有的十分离奇。动乱策划者通过非法组织头头提出要求：公开纠正《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错误，承认“高自联”等为合法组织，立即给《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复职等。一些人秘密串联，参加“民主沙龙”等活动，发表煽动性演讲，竭力扩大事态。动乱策划者陆续拼凑“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也组织人上街游行示威。
面对严重的形势，5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当前形势和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4月中旬以来，全国近30个大中城市先后发生了高校学生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绝大多数学生主要是出于对一些腐败现象和党政工作中的失误不满而参加游行的，但确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幕后活动，企图借机制造混乱，以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还有一些刑事犯罪分子混水摸鱼，趁机搞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各种矛盾交织一起，情况十分复杂。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根据当地当时情况，抓紧做好各项工作，控制事态发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妥善地处理好这次事件。通知就加强对游行的管理工作和做好安全警卫工作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于5月13日开始，煽动和组织几百名学生先后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其实现政治阴谋的“筹码”。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很大震动，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来声援的人从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
“高自联”头头成立了“绝食请愿指挥部”，拒绝一些领导同志的劝说，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等，坚持无理要求，扩大影响。严家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