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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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享年57岁。其时，他或许是天下最闻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书、文章和谈话录被译成16种文字。社会批评家把他的工作奉为试金石。许许多多学术领域的学者们都在极力弄清他的经验研究的意涵，都在深入思索他提出的那些抽象问题，如权力的范围和知识的限度，如道德责任的起源和现代政府的基础，如历史探寻的特征和个人身份的本质。十多年来，他那漂亮的光头一直就是政治勇气的标志。那是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压抑“立异之权”的惯例制度进行抗争。由于他敏于批判，矢志于揭露权力的滥用，敢于响应埃米尔·左拉（mile Zola）“我控诉！”这一昔日的战斗口号，福柯在他的崇拜者的心目中，已取代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而成为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①
他死得很突然。6月初就已在他的巴黎公寓里一病不起了，可是人们却盛传他在复原。当时他正年富力强，处于才能的巅峰期。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人们翘首以待的《性史》才刚刚又出了两卷。
在法国，他被视为国宝。总理为他的死发布了悼念讣告。《世界报》（Le Monde）、《解放报》（Libération）和《费加罗报》（Le Figaro）均在头版发布了他逝世的消息。《解放报》的周末版竟以十二版的篇幅出了一期特别副刊，详细介绍了这位伟人的生平和著作。举国上下的传播媒介都洋溢着一片赞誉之声。
在新闻周刊《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上，编辑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对福柯发出这样的赞叹：“他的才智宽广无垠，拥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他的判断之严谨，有时几近苛酷。”著名古典学者保罗·韦纳称他的工作是“本世纪思想界最重大的事件” 。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这位可能是法国当时还活着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也颤颤巍巍地向福柯的亡灵致敬，称他为“他的时代最辉煌的思想家之一” 。褒奖之辞铺天盖地而来，赞美者中既有学者和艺术家，也有内阁部长和正在变成老人的毛主义者，还有工会领袖和刑满释放犯。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明显的虚情假意，只需把这些赞誉之辞排列一下，就不难看出福柯在社会上拥有何等的影响了。②
由讣告可知，福柯是因他在60年代发表的著作而开始成名的。他在《疯癫与文明》（Folie et déraison）（1961年出版）中指出，人们对于精神错乱的看法在1500年以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却被当做病人关进了疯人院，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这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在福柯看来，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这个论点更广的含义只是在数年之后才为公众所看清，因为那时福柯这本书已被一个“反精神病学派”团体奉为经典。拉英（RDLaing）、戴维·库珀（David Cooper）和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但早在1961年，一些杰出的法国批评家和学者就对福柯大胆的论点、高质量的学术和优美的语言，表示过赞赏。他的名望开始在法国上升。而随着1965年《疯癫与文明》英文版的问世，他又开始蜚声海外。③
The Death of The Author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福柯的生死爱欲The Death of The Author第一章作者之死第二年，即1966年，福柯发表了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该书在法国引起轰动，成了一本令人瞠目的畅销书。在这本书里，他对18世纪和19世纪经济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作了大胆的比较研究。尽管常常不易读懂，但全书新词叠现，妙语如珠。而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该书的最后一句话，它断然宣布“人”很快就会消失，“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福柯用这句话，像一个世纪以前的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那样，预告了“人”的死亡。正是这句话所引起的争论，使福柯第一次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④
但福柯的名望上升到顶峰，还有待于1968年5月事件发生之后。那一年全世界的学生都在造反，事后福柯便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恒常的热情。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例行公事般地评论时事、签署请愿书、参加游行示威，每遇不平即拍案而起，为所有可怜的、无权的人——如法国的囚犯、阿尔及利亚移民、波兰工联分子、越南难民等仗义执言。与此同时，他登上了学术声望的又一个新高峰：踏着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他自己的导师让·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的后尘，他于1970年当选为法国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
在后来的这些岁月里，福柯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大约就是他的那种“权力”概念。他公开承认尼采是他的榜样和先驱。像尼采一样，他所理解的权力，并非一定分量的物质力，而毋宁是某种在每个活机体和每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这种能量流的无定形的流动受着许多条条框框的扼制，这些条条框框，除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之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内省习惯和知识体系。
他的《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于1975年在法国出版。这或许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了。在这本书里，他运用上述权力概念阐述了现代监狱的兴起。虽然他像通常一样使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他那别出心裁、狂放不羁的论点又一次震动了人们。在监狱制度中注入“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的做法，实际上是个圈套：正因为它成功地柔化了体罚的外观，使其变得不再那么严酷，现代监狱才集中体现了一种谦和的、基本上无痛苦的强制，而这一般说来正是现代世界典型的强制形式。福柯抨击说，从学校到各行业，从军队到监狱，我们社会的主要惯例体制表现出邪恶的效能，极力对个人施以监控，“消除他们的危险状态”，通过反复灌输训诫条例来改变他们的行为，结果将不可避免地造就一些毫无创造能力的“驯顺的团体”和听话的人群。⑤
尽管福柯只是在这本书里才第一次明确地谈到权力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始终都是他关注的焦点之一。他的全部著作，从《疯癫与文明》开始，都围绕着同一个轴心，即一套杂乱纷呈的关系。人们正是在这些关系中行使着权力——有时经过认真思考，但常常是肆意为之。经常在他的书里出入的人物们演出着一场象征无休止统治的寓意剧——从绞刑吏拷打凶手，直到医生禁闭狂人。
社会难道真的能够摆脱权力的魔爪而获得解放吗？所有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到萨特——都做过这种解放之梦。然而，如果认真读读福柯那部无所不包（而且还未写完）的《性史》，我们就会发现此梦简直无从实现。在本书引起争议的第一卷（1976年出版）中，福柯驳斥了那种认为现代文化是性压抑文化的流行观点，但他提出的新观点却更加令人不安：行使权力的快感被逐出“驯顺团体”之后，不可避免地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性幻觉中重现，爆发为“权力和快感的永恒螺旋运动”，促使新的性反常行为疯狂增长；这些性反常行为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有的有益，有的有害。
难怪福柯把死亡看作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惟一的特赦形式。他在1963年用一种典型的格言式自白宣称：是的，死于“性病”，无非是在从事“耶稣受难式的活动”。那是赋予一种怪异得令人作呕的生活“一副不可变换的面孔”。福柯还套用人们在赞美十字架上的耶稣时使用的语式，称赞为自己的色情活动殉身的人显示的，不是天国上帝永恒的荣耀，而是“人的抒情诗般的内核，他的隐形的真实，他的可见的奥秘”。⑦
这位哲学家，就像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著名作家。——译者注小说中某个虚构人物一样，或许也会这样预先评论过他自己的死可能包含的意义。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福柯每一部作品都那样惊世骇俗。
第一章 作者之死作者之死（2）
法国盛行着一种思想风格——学识渊博、力求创新，具有神秘色彩，还有一点危险的意味。这种思想风格被战后法国开发成一种主要的“出口产业”。对许多读者来说，福柯无疑总是同在60年代进入国际名人行列的其他巴黎学者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代人中有他的许多导师、朋友和劲敌。如治学严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老前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令人生畏的弗洛伊德派智者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符号理论家、当代神话学权威、“新小说”倡导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还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这些人作为一个群体，是作为人道主义批评家而成名的，他们怀疑理性主义的和个人至上主义的哲学，批评那种认为历史的结局必定美满的目的论历史观，对自由主义态度谨慎，对马克思主义则颇不耐烦（阿尔都塞除外）。虽然福柯最终想成为一种平易近人的尊长型知识分子，但他仍同其他人一样，被普遍视为un maitre à penser（一位思想大师），这是法国人对少数人杰的一种昵称，这些人杰在他们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像其他人一样，福柯这时也已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同他的直接先驱决裂了。法西斯主义和总体战的经历使萨特和他那一代人重新拾起启蒙运动的老生常谈。对于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历史的观点似乎是在向人们提供一个必要的道德罗盘。相反，福柯那一代人感到全无这种必要。他们不需要道德，不需要行动指南，不需要现实世界的固定路线图。求助于某种世界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词藻来怀念黑格尔的理性和自由统一论，在他们看来那是没有哲学胆识的表现。福柯本人即坦率地抛却了陈旧的“团结主题”，并敦促读者承认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人看作一种消极的经验，它是以仇恨和侵犯的形式生活的”。⑧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事业的日暮途穷，使萨特一代存在主义者获得了一个试验场；同样，1968年5月学潮出乎意料地激烈，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解放运动——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也使福柯的工作似乎有了历史的契机。
就在这多事之秋里，福柯开始赢得全世界的听众。1968年后，福柯的哲学在整个世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德国和大不列颠，在日本和巴西，但最突出的还是在美国，都被聚集在校园里，然而渴望着战斗的数不清的大学师生们奉为圭臬。当然，他们的战斗，只是宣扬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当热情的门徒模仿“一位论述创立者”（a founder of discurcivity，福柯发明的新词，用以指称像他自己那样的富于创见的思想家）的时候，一般总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这位创立者的著作中最惊人、最独特的论点很快就被粗心大意的复制所歪曲。⑨但即使如此，随着他影响的扩大，这位最令人生畏的思想家的一些最令人生畏的观点仍不免会渗入通行观念的主流，不知不觉地重塑我们自己“世纪末”文化的主旨和基调。
福柯学说的声望在他死后一直呈上升势头。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现在他在学术界拥有一种“几乎无人可以匹敌的地位，17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演进的许多关键的方面，都必须按照他的看法来加以解释”。研究精神病学和医学、犯罪和惩罚、性生活和家庭的历史学家，如不参考他的著作（即使只是为了纠正或驳倒他的见解），简直寸步难行。同样，在社会学和政治理论的研究方面，他也设立了一些新的路标。透过提出社会惩治罪犯或隔离狂人，他直接地和间接地影响过监狱改革运动和精神病学的实践。至少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医生抱怨过福柯观点的影响，因为他看到无家可归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与日俱增。⑩他关于社会信念和习惯对于人体及其欲望具有构造性影响的假定，在激发关于性别身份的争论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使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同性恋者有了一种方向感。透过分析知识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