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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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福柯得意地总结道，“‘我后来之所以一直在试图做一些学问，目的都是为了吸引男孩子。’”
对后来的福柯最为了解的达尼埃尔·德费尔认为，在这些年里折磨着他的长期伴侣的并不是同性恋，而是其他的一些更令人迷惑不解的苦恼。譬如，德费尔觉得，福柯在为自己长得“不漂亮”而心酸。此外，德费尔认为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福柯早年的吸毒尝试，他对这一行为的迷恋如同他对自杀的毕生兴趣一样深刻而持久。“我不知道他是否注射过（海洛因），”德费尔说，但福柯当时使用的麻醉品肯定比单纯的酒精或大麻更厉害。不过，德费尔也承认，那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时期”。那也是我们在本书开头时所谈到的那种同死亡奇特地纠缠在一起的“体验”形式，探索这种“体验”形式即使需要花费毕生精力，福柯也会在所不惜。
1948年，正当青年福柯开始认真克服他的自杀冲动的时候，一位华而不实的新人物来到了高师。他便是路易·阿尔都塞。在随后的几年里，他设法为这位不快乐的普瓦提埃学生开了一些新的学术路子，传授了一些把哲学运用于历史研究和心理分析的新方法，同时还教给了他一些改造这个世界的新方法——而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在福柯看来显然是难以容忍的。
阿尔都塞是该校的新任哲学导师，或用高师学生的隐语来说，是一条新来的“大鳄鱼”（caiman，一种同鳄鱼有亲缘关系的动物，凯曼群岛即以它命名）。阿尔都塞性格暴躁，对学生的训导甚为苛酷，还不乏一种耶稣会士的狡猾。当时他正在脱离天主教会并准备加入共产党。由于躁郁症不时发作（1981年他即因此病发作而掐死了他的妻子，随后被永久地关在了精神病院），这位年轻的导师常常缺课。但却是一个很会迷惑人的教员，这使他成功地把前所未有的一大批高师学生拉入共产党内，福柯就是其中的一员。
正如福柯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共产党“在战后初期发挥了三重合法性，即历史的、政治的和理论的合法性”。该党在抵抗运动中曾扮演过主要角色，因而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它为战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设立了行为的圭臬：“它‘制定了法规’，此法规可以约束任何一个自称左派的人。人们要么赞成，要么反对；不当盟友，便是敌人。”
福柯是一个盟友。他已经在公开反叛他的家庭的布尔乔亚古板作风，在探寻某种摆脱他的人格异化感的实际方法，并且还在更具体地反对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正不断升级的战争。由于阿尔都塞的影响，共产党在高师取代了社会党作为主张社会变革的反对党的地位。正如福柯后来回忆他那一代人的情形时所说的，“我们当时正在寻找一些不同的思路，以求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在那里，全然‘不同的’事物正在形成或已经存在，这就是共产主义。”就在1950年的某一天，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Franais，简称PCF）。
不管怎样，他在法共里差不多三年的经历毕竟使他对真理的柔顺性有所领悟，并使他看到了受过训练的大脑在相信（以及找到理由去相信）几乎所有事物方面的能力。在学习一切方面（从国际事务直到反射心理学）严格遵循党的路线的过程中，福柯学会了怎样去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被迫去为一个完全不可信的论据充当后盾，”他后来解释说，“乃是为实现‘自我溶解’、为寻求成为‘他者’的途径而进行的训练的一部分内容。”不过，福柯还是发现，做共产党员并不是他那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很快就感到，党内生活远不是什么解放，而像是另一种紧身衣。“我从未真正和共产党同心同德过，因为我是同性恋者，”他后来说道，“那个制度强化了所有最传统的资产阶级生活价值观。”而所有这些价值观，也正是福柯现在想抛弃的东西。
福柯积极卷入法共活动的准确日期，现在已无从查考了。但对于他是在1953年离开法共的这一点，却似乎没有疑问。据他回忆，压断骆驼背脊的最后一根稻草，便是所谓的“医生阴谋”。这个假定的阴谋是在1953年1月由苏联报纸“揭露”出来的。党的新闻记者们在一系列煽动性的文章里指控说，有一个由叛国的医生们组成的秘密组织，其成员大都与一个国际犹太人组织有关系，曾密谋杀害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并毒死正身患绝症的斯大林本人。这一毁谤性控告煽起了反犹情绪，并引出了一场政府发动的清洗运动，其间在苏联当官的犹太人统统都被解除了职务。福柯一生都极痛恨反犹主义。这一宣传攻势露骨的种族主义色彩，加上那些指控明显的谎话连篇，直令他瞠目。“结果，打那以后，我就离开了法共。”
在随后的数年里，福柯只对各种共产主义政党、运动或制度表示了有限的同情。他于1968年5月运动后加盟法国极左派，但即使在这期间他也嘲讽过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普遍迷恋，并拒绝陪德费尔去北京实地考察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尽管他后来树立了自己的坚定不移的反共信念，但福柯同作为一种思想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曾突然决裂，也不曾（至少有好几年是如此）全然背弃。他的头两本书（出版于他离开法共后不久）都还带有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推理风格，尤其是在它们对于征服异化的前景所表现的乐观态度方面。的确，在福柯后来的生活中，在他明确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包括这方面在内的大部分显著特征之后很久，他的哲学探讨都仍然散发着一种飘忽不定的革命希望的气味，一种关于各种禁锢人的社会形式还可能被彻底变革的含蓄的信念；正是这种气味或信念，使福柯的研究被赋予某种末世学期望的模糊基调，从而使之变得柔和了一些——要不然他的研究会让人感到很难堪的。
同在60年代成为法共首席理论家的阿尔都塞，福柯后来也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甚至在70年代末，当阿尔都塞和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正处于“墙倒众人推”的窘境的时候，福柯仍忠实地和他昔日的导师站在一起，并私下谴责过那些批判他的人。
然而事实将表明，阿尔都塞对福柯最持久的影响完全不是政治性的，而纯粹是学术性的。因为阿尔都塞既是一个极具学究式狡狯风格的马列主义达官要人，同时也是一位研究法国科学哲学的严肃学者，而他传给他的学生的，正是他的这一学术兴趣。
第二章 等待戈多等待戈多（7）
正如福柯本人曾经解释过的那样，30—40年代的法国哲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体验、感觉和主体的哲学”，一是“关于知识、理性和观念的哲学”。一个是萨特和梅洛—庞蒂那一套网络，另一个是卡瓦耶（Jean Cavaillès）、巴什拉尔（Gaston Bachelard）和康吉兰（Georges Canquilhem）的那一套网络。
关于这一法国特有的、与存在主义分庭抗礼的哲学的根源，福柯后来曾把它归结于康德的《纯粹理性》：“破天荒第一次，”他解释说，“理性的思想不仅在它的本质、基础、力量和权利方面，而且在它的历史和地理、它的最近经历和当前实际、它的时间和地点诸方面，都受到了质疑。”
法国的科学史学家和他们的德国同行们［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irer），福柯也很钦佩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承担并精心构筑的正是这样一项批判工程。让·卡瓦耶（1903—1944），正如福柯曾概括过的那样，是一位“精通数学的历史学家，他感兴趣的是历史内在结构的发展”。他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并死在了纳粹的手里——这一事实，在福柯看来意义非同小可。由于无论是萨特还是梅洛—庞蒂都不曾在抵抗运动中表现过这种敢于牺牲的精神，故卡瓦耶的生与死实际上揭露了存在主义政治抱负的虚伪性。
乔治·康吉兰生于1904年，1961年后是福柯最亲密的学术朋友和同盟者之一。他对生物学和医学特别感兴趣，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柏格森的活力论。他认为生命是一种不可抑制的超越力量，一种湍急腾跃的活力能量流，具有不稳定性、无规则性、反常性和（如在他之前的比夏就曾指出过的）可怖性。“正是反常人引起了正常人的理论兴趣，”康吉兰在他最重要的著作《正常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初版于1943年）中宣称。“规范只有透过犯规才能得到名副其实的承认。功能只有透过故障才能得到显示。生命只有透过不适应、失败和痛苦才能上升到意识和生命科学”——这种情感，将在福柯后来对“极限体验”认识论意义的领悟中，得到含蓄的共鸣。
同时，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康吉兰“把科学史从高处（数学、天文学、伽利略力学、牛顿物理学、相对论）引向了中间区域”——亦即他自己后来的兴趣领域。透过全神贯注于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康吉兰（用福柯的赞语来说）在这样一些领域——那里“知识的演绎性差得多，对外部过程的经济刺激和制度支持的依赖性强得多，且与各种奇异想像保持着长久得多的联系”——带来了新的光明。
但在所有的法国科学史学家中，最反常的，而且对成长中的福柯也是最重要的人物，肯定还是加斯东·巴什拉尔（1884—1962）。“我从未受过他的面教”，福柯后来回忆说，“但我读过他的书。而且老实说，在我念书的时候还在世的所有当代哲学家中，巴什拉尔是我读得最多的一位”，从中汲取了“大量我已详加阐述了的观点”。
巴什拉尔是法国高等教育界的一大奇人，一个真正的外来者。他是一个自修者，在做邮差时自学了化学。后来他又转攻科学史，缓慢地爬完了法国学术阶梯上的每一级台阶，最后于40年代做了索邦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学和爱因斯坦物理学方面，同时也探讨幻想、谬误和诱惑人的意象在阻碍科学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
巴什拉尔对想像的邪恶力量越研究越入迷。1938年，他开始就四大基本要素——即土、气、火、水在想像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序列研究。在每一本书里，他都以一个化学家的严谨态度对诗人的奇想进行分类。福柯《疯癫与文明》中，有一段极漂亮的文字，描述了一个有中世纪的“愚人船”来回逡巡的水上世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巴什拉尔关于水的奇想的分析方法。福柯在1954年曾宣称：“还不曾有人能（比巴什拉尔）更好地领悟想像所从事的富有生气的工作。”
但巴什拉尔对福柯的影响还不止于此。由于非同寻常而且持续不替地同诗和现代物理学两者打交道，巴什拉尔形成了一个强调决裂、断裂和分裂的世界观。他看不到辩证的和谐，只看到一种一分为二的人文形态——一边是理性，另一边是奇想：“在概念和意象之间没有综合的可能。”而且，尽管在科学中严格贯彻推理可以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惟有诗的流动意象和梦境才能让真实歌唱。那种可能会阻碍科学进步的想像，这时在巴什拉尔眼里已成为某个人的“秘密存在”和“内在命运”的预告，它指示着一条“思想之外”的道路，或许违犯了“法律和人类价值观中最确凿无疑的东西”，但也在激励着“向新生活的跨跃”。透过这种强调诗歌和艺术的启示性力量，巴什拉尔的后期著作同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发生了奇怪的合流。
所有这些法国科学史学家——从卡瓦耶直到巴什拉尔，无不反对这样一个观点，即：科学发现带来了一成不变的真理的积累，只需将这些真理像某种有条不紊的拼板游戏一样装配到一起就行了。相反，他们强调科学家的创造性作用，认为科学史远不是一种渐进的演化，而是一个为一系列概念革命所震撼的过程，这些革命产生了一些可以论证的“断裂”，反映了科学家在思考世界的方法上的种种过失。我们现代关于“真”的概念，部分地就是这些变化着的科学理论的历史性产物，而那些科学理论未来很可能还会发生变化。如果这种一般的科学观会使美国读者想起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那部影响广泛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初版于1962年），原因十分简单：因为库恩熟谙并钦佩法国的科学史学家，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