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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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阿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评迪迪埃·艾里邦《福柯传》，载《法国政治与社会》（French Politics and Society）第8卷第1期（1990年冬季号），第79页。
⑩关于萨特一代人的“诸说混合式人道主义”，参见雅克·德里达：“人的结局”（The Ends of Man），载《哲学的边缘》（Margins of Philosophy），Alan Bass英译，（Chicago； 1982），第114—117页。关于黑格尔的影响，参见樊尚·德孔布（Vincent Descombes）：《现代法国哲学》（Modern French Philosophy），L。 ScottFox等英译，（Cambridge； England； 1980），第9—48页。另参见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Pavel）：《语言的争执：结构主义思想史》（The Feud of Language： A History of Structuralist Thought）（New York； 1989），第3页。
米歇尔·图尼埃：《风神：我的自传》（The Wind Spirit： An Autobiography），阿瑟·戈德哈默英译，（Boston； 1988），第131页。
让·伊波利特：《马克思黑格尔研究》（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英文版序，John ONeill英译，第ⅶ、ⅹ页。
“让·伊波利特（1907—1968）”，载《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第74卷，第2期（1969年4—6月），第133页。
MC，第273页；英译，第261页。RE，第126—127页；英译，第74—75页。MM，第110页。
托尼·朱特（Tony Judt），“精英教育”（Elite Formations），《时代周刊文艺副刊》，1980年8月18—24日，第889页。关于法国教育制度的一般情况，参看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著作，尤其是《国家精英》（La noblesse détat，巴黎，1989）。和《学术人》（Homo Academicus，Peter Collier英译，Stanford； Cal。； 1988）。关于战后的哲学课程，参见德斯孔勃（Descombes）：《现代法国哲学》，第5—6页。
关于萨特演讲及其背景的材料，参见科恩—索拉尔（CohenSolal）：《萨特传》，第249—252页。关于萨特对海德格尔的喜好在法共方面引起的不安，同上书，第221页。图尼埃的《风神》（The Wind Spirit，第132页）中生动的描述让我获益匪浅。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载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主编：《存在主义：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萨特》（Existentialism from Dosteovsky to Sartre）（New York； 1975），第360、361、352、353页。
科恩—索拉：《萨特传》，第251—252页。
图尼埃：《风神》，第131、132页。
同上书，第133页。
“福柯回应萨特”，载《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46（1986年3月15—31日），第21页。
参见RE，第107—111页；英译本第67—68页：对萨特的这一早期批评意味深长，因为其时正是福柯对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分支汲汲以求之时——例如，海德格尔、宾斯万格、雅斯贝尔斯、伊波利特和（间接的）梅洛—庞蒂的著作。也可参见埃里蓬：《福柯传》，第130、141页；英译，第105、106页。1990年3月30日，在我对雷蒙·贝鲁（Raymond Bellour）的访谈中，他回想起《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的清样中明确参考了萨特的《批评》（Critique）。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42—44页、第25—27页。丹尼尔·容多（Daniel Rondeau）和这些人都提到过戈雅的蚀刻版画：薇罗尼克·布罗卡（Véronique Brocard），安妮特·利维·威拉德（Annette Levy Willard），多米尼克·诺拉（Dominique Nora）以及吕克·罗森茨威格（Luc Rosenzweig）。见“Le Canard et renard ou la vie dun philophe”，《解放报》1984年6月30日—7月1日。关于这个年代的福柯的最生动的叙述，还是莫里斯·班盖（Maurice Pinguet）的文章“学习时代”（Les Années dapprentissage），载《争鸣》（Le débat），41期（1986年9—11月），第122—131页。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Colin Smith英译，（London； 1962），第309页注。
“道德的回归”（Le retour de la morale，谈话），载《新闻周报》，期2937（1984年6月28日—7月5日），第39页 et in PPC；第250页。
汉娜·阿伦特：“80岁时的海德格尔”，载迈克尔·默里（Michael Murray）主编：《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New Heaven； 1978），第295页。
让—保罗·萨特：《战争日记》（The War Diaries），Quintin Hoare英译，（New York；1984），第185—186页。
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曼海姆（Ralph Manheim）英译，（Garden City； N。Y。； 1961），第166页。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系，人们已做了大量研究，英文文献主要可参看《批判研究》（Critical Inquiry）的一期特刊（第15卷第2期，1989年冬季号），其中载有戴维森（Arnold I。 Davidson）、哈贝马斯、德里达等等学者的文章。
萨特：《战争日记》，第186—187页。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Frank A。 Capuzzi等英译，见《海德格尔主要作品选》（Mar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s）（New York； 1977），第208页。
同上书，第209、216页；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John Macquarrie和Edward Robinson英译，（New York； 1962），第62页。
参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上述英译文本，第212页（关于存有的神秘性）、第216—217页（关于先在）。可参考海德格尔：《原因的实质》（The Essence of Reasons），Terrence Malick英译，（Evanston； Ill。； 1969），第127页：“自由是诸因之因。”（Freedom is the reason for reasons。）参考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on Metaphysics），Ralph Manheim英译，（New York； 1961），第128页。从他1929年关于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见第5章）来看，海德格尔曾获益于康德是很显见的。相反，关于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承继却有争议，因为这方面的文献根据比较难找。但我同意戴维·法雷尔·克雷尔（David Farrell Krell）的看法，即“《存在与时间》的每一页”都既表露着又隐匿着尼采的影响。海德格尔的这部巨著避开了关于意志或意愿的任何公开的讨论，但过了几年后，海德格尔在概述尼采的权力意志观点的时候，通过把权力意志描绘成“人们对于自己的决意”，终于将它同《存在与时间》的一个主题联系了起来（参见海德格尔：《尼采传》，David Farrell Krell英译，卷1，第40、48页注247）。当然，海德格尔的确在他关于尼采的那些著名的讲演（主要发表于1936至1946年间）里有力地批判过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但是这种与海德格尔自己思想的“转折”（我将在下面讨论这一点）相联系的批判，在我看来，既是对海德格尔和尼采之间深刻的（往往是默默无语的）对话的一种深化，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掩盖起来的自我批评。［我这里的解释参考了汉娜·阿伦特的看法，并参莱因纳·舒尔曼（Reiner Schurmann）：《海德格尔论存在与行动：从原则到无政府状态》（Heidegger on Being and Acting： From Principles to Anarchy）（Bloomington； Ind。； 1982），主要见第245—250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7页（关于Dasein的定义）、第340页（关于采取行动）、第437页（关于选择一个英雄）。在法国，第一个使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的综合时兴起来的是亚历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éve）。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认为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有可比性的，绝非只有柯耶夫、伊波利特和梅洛—庞蒂等人：整整一代激进的思想家，从赫伯特·马尔库塞到吕西安·戈德曼，都感到可以把海德格尔和马克思调和起来，这部分地是由《存在与时间》中的某些关键性表述的纯粹抽象性造成的。
阿伦特：《意愿》（Willing）（New York； 1978），第173页。
德里达：“人的结局”，参见注释前文，第130页。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参见注释前文，第210页。
上书，第240、199、213、222、223、238、241、237页。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狂想》版画（Caprichos Plate）第43页，“理性的沉睡导致恶魔横行”（El sueo de la razon produce monstruos）。
第二章 等待戈多注释（2）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参见注释前文，第232页（关于悲剧）和第219页（关于荷尔德林）、第223、240、242、236页。我把海德格尔在第219页提到的荷尔德林和德国年轻一代与死亡的对抗看成是他对战争曲折隐晦的表达；还可以把第232页他对索福克勒斯看似一带而过、实则意义重大的讨论与《形而上学导论》（第122—138页）中他对安提戈涅（Antigone）深思熟虑的论述进行对比：海德格尔的《导论》中这些异乎寻常的篇章构成悲剧性“暴力”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为它所作的道歉。单单这个悲剧性暴力就可以确保类似古希腊（现代德国？）那样的文化成就“真正的历史辉煌所需要的根本条件”。
MC，第336、337、339页；英译，第325、326、328页。
“道德的回归”（谈话，1994），参见注释前文，第39页；英译见PPC，第250页。
“真实的理性代价如何？”（Um welchen Preis sagt die Vernuft die Wahrhiet？），《探索》（Spuren）1—2（1983）；英译，载PPC，第21页。
“性与孤独”（Sexuality and Solitude）（1981），参见注释前文，第3页。在40年代末期，梅洛—庞蒂同情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倾向比萨特强烈得多，可参看他1947年写的一本称颂莫斯科审判案的书《人道主义与恐怖》（Humanism and Terror）。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也对萨特的自由概念提出了含蓄然而尖锐的批评：参见该书论“自由”的最后一章。关于梅洛—庞蒂认为“先在”是“可操作的意向性”（Operative intentionality）的独特见解，参见《知觉现象学》，第17—18页。
“一次谈话”（1982），载PPC，第21页。梅洛—庞蒂在1947年至1950年间开出的课程（在高师和其他一些地方）里开始讲述索绪尔，参见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现象学与结构主义之间》（Maurice MerleanPonty：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ism）（London；1985），第105页。比较福柯为乔治·康吉兰（Georges Canguilhem）的英文版《正常与病变》（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所写的导言，卡罗林·R弗希特（Carolyn RFawcett）与罗伯特·S科恩（Robert SCohen）译（New York； 1989），第23—24页：“现象学可以把身体、性经验、死亡、感性世界真正引入分析领域。”尽管如此，即便对梅洛—庞蒂来说（在福柯的评论中他显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哲学家），“我思（the cogito）仍然是核心”（这点——如果作为一个术语学问题就好了——是确实无疑的，至少在知觉现象学中如此）：“无论是科学理性还是生命科学的特异性，都无法与它们的基础角色妥协。”
对比一下德里达关于他自己思想探险历程（他曾更倾向于接受胡塞尔和现象学）的回忆，是值得的。参德里达：“一个抑音节的时间：标点符号”（The time of a thesis： punctuations），载阿兰·蒙特费奥尔（Alan Montefiore）编：《今日法国哲学》（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Cambridge； 1983），主要可参阅第38—39页。
萨特：《反犹分子》（AntiSemite and Jew），G。 J。 Becker英译，（New York； 1948），第90页。
萨特：《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H。 E。 Barnes英译，（New York； 1956），第259页。
同上书，第2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