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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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址较蚋小Ｍ腹治鲋逗腿Φ慕换プ饔茫哉胬淼囊庖濉⒗硇缘哪芰σ约叭死嘈形氖实惫苤铺岢隽诵碌闹室桑纱似舴⒘艘恍┦澜缫涣鞯恼苎Ъ摇绶ü募さ吕兆龋℅illes Deleuze）、德国的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美国的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等人，引导他们利用他的著作（各自利用的方式不一）作为跳板去进行他们自己的批判思考。福柯还是诗歌、音乐、文学和绘画方面的行家，在不止一代的艺术家和文学批评家中留下了他思想的印记。
然而在几乎所有这些领域里，福柯的成就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他被保罗·韦纳等人誉为20世纪最卓越的天才之一，但也被其他人激烈地攻击为“我们的Kathedernihilismus（讲台虚无主义）之父”，一个新潮诡辩家，用骗人的辩术妖言惑众，逃避了严肃学术的责任。不少读者被弄得稀里糊涂。伦理学家追问：他反反复复地抗议现存的各种权力，究竟依据的是哪些“规范的准则”？历史学家感到困惑：他取舍史料究竟遵循的是哪些原则（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原则的话）？死硬自由主义者对他的理论的政治意蕴深表忧虑，而哲学家们则继续争论福柯观点的逻辑性——从他关于真理的论断，一直到他的权力概念。一位机敏的批评家在读完《词与物》（这或许是福柯最晦涩难读的一本书）之后，想起的第一件东西竟是卡通片角色“菲力猫”（Felix the Cat）——它高视阔步地行走在一块悬崖上，不料却“和电视观众们一齐发现，它脚底下的地突然离它而去了”。这个印象是很有代表性的。
尽管1989年出版了一部较好的福柯传记，第一次确立了有关他生活和职业的主要事实，但这个人物本身却依旧是个谜，让人捉摸不透。对于“谁是真正的作者”这个天真的问题，福柯的回答是援引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一句问话：“弄清是谁在说话重要吗？”这正是他的个性。朋友们描绘说，这个人极其复杂：灵敏过人，善于自制，沉默寡言时令人尴尬，大笑起来则声震屋瓦——他的笑有时很刻薄，常常是讥讽，富有传奇性色彩。私下里，他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面孔。但在公共场合，他事实上从不谈自己或写自己——至少不是直言不讳地。他极善于躲开出风头的机会，喜欢戴上面具待在他自己思想的剧院里。“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请我保持原态，不少人无疑都像我一样，是为藏起自己的面孔而写作的。”
尽管如此，正如他在临近生命终点时所承认的那样，福柯仍是这样一种思想家：他在一种独特的个人冒险旅行中制定思想，当然是用写作的方法，但同时也用他的生活本身。由于反对百科全书派关于人文科学的理想，反对哲学中的先验主张，福柯没有留下（流行的印象与此相反）某种普遍适用的史学方法。那么，他的著作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它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应该怎样使用它呢？如福柯所熟知，若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独到的回答，则势必会加强那种把“著作和作者”缝在一起的“谜一般的针脚”。如他在接近生命尾声时所勉强承认的：理解一个哲学家著作的关键在于研究那位哲学家的“气质”。而且福柯同意，为说明这种气质的特点，构想“说‘我’的那个人”心中的想像世界，有必要广泛考察论据，不仅要看作者的著作和文章，而且要看他的讲演和宣言书，他给学生留下的印象，他和朋友们分享的回忆，甚至有关他的性爱偏好的情况。
“我相信……一个作为作家的人绝非只在他写的书里做他的工作，”他在1983年这样说道，“而他的主要工作，归根到底也正是处于写书过程中的他自己。一个人的私生活，他的性爱偏好，和他的工作是相互关联的——这不是说他的工作能够解释他的性生活，而是因为工作既包含了著作，又包含了整个的生活。”
第一章 作者之死作者之死（3）
领会了这些评论的精神之后，我们还应当认真理解福柯的另一观点，它一眼就能让人感到是福柯明确的信念中最惊人和最牵强的部分之一。这个观点便是：一个人的死亡方式，作为他“整个生活”的顶点，仿佛可以在刹那间显示他的生活的“抒情内核”（lyrical core），而这个“抒情内核”，正是理解一个作家“个人的诗意态度”的关键。这并不是花言巧语。在同一本专门研究另一位作者——诗人兼小说家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的书里，福柯自己最后也透过深入思索一个纯粹的传记事实（即鲁塞尔1933年明显地死于自杀）可能具有的意义，在服用了几个星期的麻醉剂之后，开始陷入强烈的欣快状态。
死亡及其意义，是纠缠了福柯一辈子的谜念之一。他在1954年即已宣称：“死时之所遇，梦之至深处”——那很可能还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人的存在的实现”。30年后，已身罹绝症的他还从古代斯多噶派表现出的“求死欲”中汲取慰藉，傻乎乎地援引塞涅卡（Seneca）：“让我们从速衰老，让我们从速约定时间去重返自我吧。”在病理解剖学之父比夏（MFXBichat）的启示下，福柯发现死亡乃是生命的永恒伴侣，它的“白色光辉”时刻潜伏在“肉体的黑箱之中”。而且像写《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一样，他相信只有死亡，才能以其最终的征服确定一个人生明白无误的特性（即确实性）。他在1963年写道：“正是在死亡中，一个人才能逃避各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不再承受它们把一切人拉平的影响，从而与他自己融为一体。”随着死亡缓慢的、半隐半现但已清晰可见的临近，愚钝庸俗的生命终于变成一种个性；一条黑边隔离了它，并把自己的真实性风格赋予了它。
大概正是铭记着这一类讨论，吉尔·德勒兹（福柯哲学上的知己、一位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理解他的思想家）言简意赅地指出：“福柯是用一种和他的死亡观相应的方式死去的，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到。”德勒兹甚至提出了一种用心很深的推测：“或许他选择了，就像鲁赛尔一样……”
但是，福柯究竟是怎样死的呢？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自己生命周围的那条黑边一直隐藏在神秘气氛中，恰如他个人的“抒情内核”。这种可怕的神秘气氛缘何而来？它最后又是如何消散的？回答这些总是需要讲一个情节缠结的故事。但如果福柯是对的——就是说，如果正像他所说，“这种可怕”确实“能使人敏锐地感觉到生命赖以在死亡中发现自己迥异形象的方法”，那么有关他的死亡的一些事实，以及这些事实是怎样为人们所知晓的，反而应当构成一个恰当的出发点，有关他生活的独特“风格”的任何严肃的考察，都应当由此开始：仿佛透过揭示一位死者的“可视的奥秘”，我们或许还可以说明一个仍旧生机勃勃的心灵——一个属于在别的情况下“不可视的真实”的心灵。
1984年6月27日，《世界报》重印了他的医生们发表的医疗公报（该公报得到了他的家属的认可）。公报称：“米歇尔·福柯于1984年6月9日住进硝石库医院神经科门诊部，接受进一步检查，因为他的神经病症状由于败血症并发已复杂化。检查结果发现颅内有数块脓肿。经采用抗生治疗，初期效果很好，病情有所缓和，使米歇尔·福柯得以在最后一个星期看到人们对他的新书的初步反应。”这本“新书”指的就是那部他没能写完的《性史》的第二、三卷，即《快感的利用》（Lusage des plaisirs）和《自我的关怀》（Le souci de soi）。“此后病情迅速恶化，医治无效，病人于6月25日下午1时15分去世。”
6月26日，《解放报》（该报纸同福柯及其最亲近的同仁们的关系比《世界报》密切得多）上出现了一种稍稍有些不同的说法，随之还出现了一段极其古怪的评论：“他死后谣诼蜂起。人们盛传福柯可能死于艾滋病。似乎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就因为他同时也是同性恋者（慎重地说，这是真的），就应该成为这种时髦疾病理想的打击对象。”按照《解放报》的说法，由于福柯的病症与艾滋病风马牛不相及，“这种谣传的恶意令人震惊，仿佛福柯这人只能可耻地死去”。
此后一连数日，这家左翼日报都受到读者来信的围攻。许多来信质问：一家名曰“解放”的报纸何以竟不分青红皂白地说艾滋病这样的疾病“可耻”。福柯的一位法国传记作者告诉人们，写这段消息的记者是哲学家的一个朋友，其用意是想制止任何毁损他声誉的运动。
这位记者的努力如果说明不了什么别的，却反映了由艾滋病引起的恐慌。这种病两年前（1982年）才被命名，也只是在这一年的两年前（1982年）才报道了它的第一批病例。正如一位专家所言，“这种医学理论几乎不曾预见过的病症的发现，令人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惊讶。”而更糟的还在后面。“关于这种病与性、血液和毒品有关这一事实的披露，引起了大众的歇斯底里。人们感到这种病不仅‘奇怪’（因为它的临床症状和流行病理症状都很奇特），而且是‘外来的’，来自‘陌生人’。它好像是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闯到人类这个清洁世界里来的，它的故乡贫困落后，居住着各种道德败坏的边缘人。正如一本论述艾滋病的早期著作的书名所明示的那样，它的起因只能是‘［一种］来自外界的奇怪病毒’。”
在发达国家分析的第一批病例全都来自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男同性恋社区，结果有人推测艾滋病可能是一种“男同性恋癌”。该推测实为谬误。后来又出现了一些病例，先是来自血友病病号，继而发现在用静脉注射器吸毒的人中也有患者，人们这才开始明白：人的体液，无论是精液还是血液，必须在能够进入血流的情况下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才能构成艾滋病的传染媒介。到1984年春，人们已鉴定出一种新的病毒，而在1986年，一个管理病毒学专门用语的国际委员会正式为之命名，从此它将被称作HIV，即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所以这不是“男同性恋癌”。它毋宁是一种返归病毒（Retrovirus），其携带者是在吸毒者中互相传递的注射针头上的血液，是医院和血库里的输血瓶和血液制品，是妇女的阴道黏液和男人的精液。传播的渠道变得越来越清楚。例如肛交使病毒得以进入血液。静脉注射针头、外科手术器械、性玩具——所有能刺穿皮肤的东西，都能携带含有这种病毒的小血滴。当然，接触此病毒的次数愈多，则受感染的可能性愈大。
但尽管如此，在1984年6月，有待完成的科研工作还很多。大众传媒中关于艾滋病规模的报导常常不确切，尤其在法国。在此后数年间，大众心态中还一直维持着关于该病的一些粗糙的最初印象（即把它看作落在罪人身上的一种生物学的天罚），一直对这种“外来病毒”忧心忡忡。事实和科学幻想怪诞地交织在一起，迫使太多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同一个现代医学尚未制服的不治之症作斗争，一方面还要对付一种关于病因的先验的道德非难。在许多保守派看来，（甚至那位《解放报》记者也显然这样认为），艾滋病如果不是神对各种反自然罪的报应的话，也算得上是一种罪过的标志。即使如一位批评家所言，“这个神非常奇怪，他只惩罚男同性恋者，而不惩罚女同性恋者，只迁怒于使用静脉注射法的吸毒者，而不迁怒于使用鼻嗅法的吸毒者。”
由于这些情况，在罗克·赫德森（Rock Hudson）罗克·赫德森，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和制片人。——译者注于1984年8月（福柯逝世两个月后）公开承认自己患有这一绝症之前，一直没有一位著名人物敢于这样做，这就不难理解了。这个问题仍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公开谈论福柯的死亡方式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一些人迷信作为一种隐喻的艾滋病的道义化力量，又自以为掌握着善恶的标准，会由此完全否定福柯的毕生事业。还有一些人，愤懑于同样的道义化力量，又自以为掌握着文化战场的指挥权，会由此反对就这些问题作任何深入的讨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讲座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