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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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自以为掌握着文化战场的指挥权，会由此反对就这些问题作任何深入的讨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讲座是一种虚构的“病理学化论述”，它将强化一种最坏的社会陋习。
第一章 作者之死作者之死（4）
政治活动家们的疑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存在一些现实的危险。但正如福柯自己在逝世前不久前所强调的那样，试图说出真话是值得的——即使这样做有危险。
无论如何，福柯的死亡仍不完全清楚。据一份材料透露，死亡证书原件判定死因是艾滋病。据说，这一消息对福柯的母亲、兄弟姊妹以及哲学家的长期生活伴侣达尼埃尔·德费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照这份材料的说法，这家人要求将死因抹去，生怕某个爱刺探消息的传记作家了解这一真相。
医生们的诊断究竟是何时做出的，无人知晓。福柯是在这场时疫的早期死去的，当时检查对付艾滋病病毒的抗体情况的验血方法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福柯感觉不好已有一段时间了：一些资料表明，在1983年秋天（如果不是更早一些）以前，他就开始担心患上艾滋病了。不过，最后的诊断似乎还是在很晚的时候作出的，大概在1983年底到1984年初。他就在那时被送进了医院，住院后对抗生治疗反应甚好，这使他得以在法兰西学院讲完他最后一套课程。
他的医生是否向病人透露结果，也不得而知。法国医生不爱透露病人病情的习惯是有名的。而且有证据表明，福柯自己也像许多罹患绝症的病人一样，并不特别想知道所有的事实。有一份材料说，他曾赶走了一位前来和他谈诊断结果的医生，只问了一句：“还有多久？”
福柯的死使达尼埃尔·德费尔处境艰难。他和福柯在一起生活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分担了福柯死亡的痛苦。但是现在他明白了：无论是医生，还是福柯（如果他知情），谁都没有对他讲过实话。
据他的一位朋友吐露，德费尔私下里感到很愤怒。毕竟，他的长期爱侣也许欺骗过他。使他感到恼怒的还有：福柯没有把他死于艾滋病这件事变成一个公共的、政治的问题。德费尔这位老练的政治活动家一定已意识到：一个教育公众的难得的机会被白白丢掉了。
福柯去世不久，德费尔便着手筹建法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艾滋病组织——Association AIDES（艾滋病协会）。［这个名称是一个双语种的双关语：法文中“aide”的意思是“帮助”，同英文的缩写词“AIDS”结合在一起，一词双关。在法国，艾滋病通称SIDA——即Syndrome dImmunoDéficience Acquise（后天性免疫缺乏综合症）］。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贡献。艾滋病协会在法国，在动员受艾滋病威胁的人们抵御病毒蔓延方面，在向艾滋病患者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方面，都发挥了首要作用。但它的存在却无法驳倒关于福柯之死的各种谣传。这些谣传，由于事实依旧没得到承认等诸方面的原因，这时已表现出它们特有的那种可怕的生命力。
对于福柯之死的冷嘲热讽开始增多。首先，他死在硝石库医院，而这正是他在《疯癫与文明》中研究过的那所医院，那地方在17世纪和18世纪事实上是一个关押乞丐、妓女、罪犯和狂人的监狱，大革命后又被人道主义改革者们变成了一所疯人院。于是，他刚一去世，就陷入了一个圈套，而套住他的，不是他倾其毕生精力所研究的“真实游戏”之一，而毋宁是一个骗局。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在知识分子的闲聊中，福柯这位昔日“芸芸众生”的研究者，被悄悄说成自己就是这种“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尤其糟糕的是，他实际上死于一种现代瘟疫，这种瘟疫酝酿着现代的麻风病人，并引起了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同他十年前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所讥讽的那种“瘟疫心理”完全类似。福柯称那是“一整套测试、监控和矫正变态人的技术和制度”，旨在隔离那些被推断为“罪犯”的人，驱除那种想像中的威胁，那种“‘传染病患者’的……叛乱者、罪犯、流浪者、被遗弃者这一类在混乱中来去无定、自生自灭的人们的”威胁。
在福柯逝世两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德费尔及其在艾滋病协会的一个道友让·勒比杜（Jean Le Bitoux）认为，该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了。他们有一个代理人，这人是一位年轻的美国研究生兼新闻记者，他正计划向美国的男同性恋者周刊《倡导者》（The Advocate）发一份题为“巴黎来信”的专稿。该周刊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版的，这个地点非常适宜，因为那正是福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这篇文章的中间部分（那位记者有意地把消息埋藏在这里，以减弱其影响），勒比杜在得到了德费尔同意的情况下，第一次公开披露了事实。文章说：“艾滋病协会……是福柯的朋友们创立的。勒比杜说，‘这些朋友怀念他，立志同这种折磨过他的疾病作斗争。’福柯的死因被公布为‘神经错乱’，但勒比杜坦率地声称：‘他死的方式是一个令人惊恐的信号，是一个最后的启示。它表明福柯是以极大的勇气和镇定面对死亡的，同时它还令［男同性恋社区］想起某种我们已经推动的东西，即一种关心我们自己的事务和我们自己的健康的意识。’”
这一宣布为时已晚。福柯在此之前就已名声扫地。尤其是在一些男同性恋活动家的心目中。一年后，一位名叫让―保罗·阿隆（JeanPaul Aron）的法国历史学家（他曾一度是福柯的朋友，后来又变成了他的仇敌）公开宣布他的确死于艾滋病，并趁机污蔑这位死者的人格。在承认他攻击福柯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单纯的嫉妒之后，阿隆指责福柯对自己的同性恋行为感到“羞惭”，“虽然他的同性恋生活有时过得很疯狂”。这位哲学家拒绝公开承认他有艾滋病，这是“可耻的缄默，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缄默”。
德费尔在《解放报》上著文反击。他忠实地捍卫福柯的遗芳：“我和福柯共同生活了23年，其间我们在道德方面的看法是共同的。倘若我们是阿隆所说的那种自惭形秽的同性恋者，我就不会创立艾滋病协会了。在他的书里，米歇尔·福柯已把坦白的做法指为权力提问法的内容之一。但他从不看重坦白本身，他总是揭示在其中运作的统治过程。至于其他，我作为AIDES主席，就无需对一个因论敌患了艾滋病，就利用坦白和某种羞愧感来攻击他的人作什么评判了。”
在这种暴躁的争执中，处境危险的正是福柯在20年前预见过的那些东西，即该哲学家的“看不见的真实和看得见的秘密”。而且正如他所预言（或担心）的那样，他正在义无反顾地透过他自己的死这一特殊情形，去获得“一张不可变换的面孔”，而且这张面孔，正是他很久以来一直在透过他那迷宫般的写作风格力图予以回避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以一个同性恋者的面貌出现，”让·勒比杜回忆道，“这对他来说很难。但他解释说，如果他被贴上‘同性恋知识分子’的标签，他就不会拥有这里和美国的那些听众了。”就为这些原因，福柯在“走出来”问题上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但他最终还是“走出来”了，但是以一种用心良苦的独特方式：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就男同性恋者的性生活和男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斗争问题频繁接受报刊记者的专访，并像勒比杜所指出的那样，“在艰难的诉讼过程中”平心静气地为“所有的男同性恋者和少年恋者”进行辩护。
但福柯的缄默，或许还有一个更为深刻而且晦暗得多的原因。这个原因与同性恋行为无涉（因为他最终毕竟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与艾滋病有关。
1983年夏天刚过，哲学家便有了一种经常发出刺耳的干咳的毛病。这无疑使他产生了染上此疾的担心。“当时美国人人都在谈论艾滋病，”达尼埃尔·德费尔回忆道，“而且我们的一些常来这里的美国朋友也都谈到这一话题，所以即使他对自己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他心里一定思虑着‘艾滋病’这个事实。”德费尔的确认为福柯在这几个月里很可能已经知道“大限将至”。
虽然人们对艾滋病病毒还缺乏透彻的认识，但社会上对于它显见的危险性的了解却在迅速普及。这种情况在北美男同性恋社区中表现尤甚，那里的底层民众已在设法改变性行为的方式。在先前的几个月里，福柯的一些密友：其中有医生、情人、同性恋者朋友等，已着手实施所谓“安全性爱”，并敦促他多多照料自己，注意自己的做法。但福柯没有理睬他们的劝告。接受某种规则的羁縻（尤其是在他旅居旧金山期间），这绝非他的风格。
第一章 作者之死作者之死（5）
他于1975年首次造访海湾区（Bay Area），从此就被那里盛行的同性恋社区给迷住了。他来西海岸，本是去柏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但他的同性恋同事们很快就把他拉到了海湾大桥那一边的旧金山，拉到了卡斯特罗街和佛索姆区一带。这些地方有着不计其数的俱乐部、酒吧和公共浴室，专门用于迎合许许多多不同的性趣味，支持着大批形形色色的同性恋亚文化，这些亚文化既具有肆无忌惮的公开性，又具有异常积极的试验性，令人叹为观止。这是60年代末兴起的同性恋者解放运动的一个后果。旧金山使福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因为在这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满足他对于“各种受禁的快感”的持久兴趣。
他在1979年、1980年和1983年春重返海湾区，一般都是白天在柏克利活动，晚上去旧金山过夜。而且甚至在他巴黎的朋友为他变糟的健康状况担忧的时候，他还在计划于1983年秋去西海岸作另一次旅行。“这不过是肺部受了点感染，”他安慰一个朋友说，“到了加利福尼亚我就会好点的。”
这时，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对于福柯来说，已成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异位”（heterotopia），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放纵场所，能使他感到无法形容的快乐。这座城市的无数公共浴室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令人愉快的“无身份过渡状态”；在这里，福柯可以尽情地同他对“势不可当、难以名状、令人毛骨悚然、推动知觉、欣喜若狂的”感觉的终身迷恋进行搏斗，采用“一种纯粹的暴力，一种默默无语的姿态”。在他晚年接受同性恋刊物专访的时候，他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他对“S/M”的特殊兴趣。所谓“S/M”，指的是一种经过双方同意的施虐―受虐淫性行为，它在旧金山的一些公共浴室里甚为流行。“我不认为这种性活动热潮是我们深层无意识中S/M倾向的泄漏或揭露，”他在1982年说道，“我认为S/M比这要丰富得多；它能切实地创造出快感的各种新的可能性，人们以前对此竟一无所知。”
同年，在另一次谈话中，福柯还解释道：“我想，那种在我看来是真实的快感，是极为痛切、极为强烈、极为势不可当的，它能要了我的命。痛快淋漓的快感……在我看来，是同死亡相关联的。”
这一感觉（即快感对他来说是莫名其妙地同死亡相关联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纠缠了福柯整整一生。各种“势不可挡”、“不可名状”的可能性，即由此在他的作品和行为中涌现了出来，而在1983年秋天的旧金山，这些可能性则变得更加势不可挡，更加不可名状了。
在该城市的同性恋社区里，这是弥漫着愁云的几个月。艾滋病病人继续迅速增多，引起了公共卫生部门的严重不安，也吓坏了日益扩大的男同性恋人群。大家都担心自己染上这种病，而这种担心也正在为事实所肯定。越来越多的人在濒临死亡，而他们的医生却站在一边束手无策。医生们仍确定不了这种新病究竟是什么病，仍不清楚它的传播渠道，仍无法延缓它的致死进程。惊恐不安的人们挤满了宣传艾滋病知识的公共课堂，并就怎么办的问题议论纷纷。到1983年夏，一些较具社区倾向的非公开的性俱乐部已开始散发有关“安全性爱”的资料。其他的公共浴室则因担心吓跑顾客而不愿散发有关艾滋病的宣传材料，或不愿推动人们采纳新的性行为方式。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同性恋社区活动家开始主张严格整顿这些设施，或统统予以关闭。这种事果真发生了，不过是在一年之后，始于1984年10月。
同时，还有许多爱好性冒险的男同性恋者，他们不知想念谁才好，也不知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