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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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页。英译：“米歇尔·福柯自传”［（Auto）biography：Michel Foucault 1926—1984］；Jackie Ursla译，载《当代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第4期，1988年春季号，第13页。参见伊恩· 哈金（Ian Hacking）：“自我改善”（SelfImprovement），载FCR，第238—239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Norman K。Smith英译，（London，1929），B1。卡西尔：《康德的生活与思想》，第151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317／374。
福柯：《康德人类学导论》，参见注释前文，第17页。
同上书，第83—84、89、119页，参见第103页。
同上书，第72、42、100、101页。
同上书，第63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800／B828。福柯：《康德人类学导论》，第41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第173、172、140页。约尔·芬伯格（Joel Feinberg）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对康德关于自杀的谴责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指出：“康德的语言暗示着，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一个人的选择。其原因，简单地说，并非因为这是人的选择，而是某种内在于他的、与他的意志完全独立的东西，一种不受他控制的内心之中的梵蒂冈城。”［见约尔·芬伯格：《对自我的伤害》（Harm to Self）（New York，1986），第94页］。福柯关于康德《人类学》的分析则表明，康德自己的“梵蒂冈城”，是他成长于其中的社会习俗网络的产物。
第五章 在迷宫里注释（3）
福柯：“越界之序论”（Preface à la transgression），载《批判》，第195—196期，1963年8—9月号，第757—758页；英译见LCP，第39页；“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17页。康德：《实用人类学》，第39页。MC，第352页；英译，第341页。
福柯：《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06—107页。参见MC，第335—337页；英译，第325—326页。为了将他自己使用的“极限体验”同胡塞尔和梅洛庞蒂（他在这些评论中也受到了含蓄的攻击）使用的同一术语区分开来，福柯在他的法文著作中一贯将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经验作为“实际经验”（le vécu，英文通常译作lived expericnce或actual experience）来谈论。这使福柯想在“极限体验”和“实际体验”之间作出的划分变得更难以把握了。
“一堂新课”（Un cours inédit）载《文学杂志》，第207期，1984年5月，第39页；英译载PPC，第95页。
《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25—126页。
同上文，第128页。
CF（1978年的谈话），第59页；英译，第101页。
关于作为康德思想来源的前现代“人类科学”，参见《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09页。MC，第333页；英译，第125—126页。
“越界之序论”（1963），参见注释前文，第766页；英译载LCP，第49页。“科学研究与心理学”（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la psychologie）：《法国学者自省录》（Des chercheurs franais sinterrogent），Paris，1957，第197页［这里，我把福柯的“recherche”（作为一种非科学的“探求”）的独特发展，视作他关于“体验”是一种试验（对知识的试验）这一同样独特的观念的同义词］。
NC，第353、334页；英译，第342、323页。福柯在此谈论了“expériences non fondées”（没有根基的经验）和“没有根基的思想经验”。参见“和福柯的谈话”（conversazione Con Michel Foucault），载《文学报》（La Fiera Letteraria），第39期，1967年9月28日——福柯在这里解释说，哲学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消逝，但哲学家却不然。
“距离、外貌、起源”，参见注释前文，第940页。“越界之序论”（1963），第760页；英译载LCP，第40页。“寓言的背后”（L'Arrièrefable，1966），参见注释前文，第11页；英译，Behind the fable，参见注释前文，第4页。参阅NC，第xii页；英译，第xv—xvi页：“对于康德来说，一种批判的可能秘要性，是通过某种科学的内容同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即确实有知识这样的东西存在。而在我们的时代（语言学家尼采便能证明这一点），它们则同另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便是语言的存在，以及在人们说出的无数词汇中（无论说话者是正常人还是疯子，是感情外露的还是富于诗意的），形成了一种悬浮在我们头上的意义。”
MC，第386—387页；英译，第375页（黑体字是后来加强的）。也可参见“越界之序论”（1963），第762页；英译见LCP，第43—44页，那里讨论了“疯狂哲学家”的可能性问题。
同上书，第761—762页；英译见LCP，第43页。
迷宫对鲁塞尔本人即是一个重要的符号。福柯在讨论鲁塞尔作品的时候展示了这一迷宫的意象，但须指出，鲁氏本人从未描述过福柯所描述的那种米诺托幻想。事隔一些年后，福柯自己在谈到这本论鲁塞尔的书时，曾指出：“这是我的一件秘事。……我同我论鲁塞尔的书，以及同鲁氏的工作的关系，是某种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似乎可以这么说：也许正是我的性变态（笑）和我自己有精神机能障碍的性格方面的原因使我产生了研究鲁塞尔的兴趣。”见查理·卢阿斯（Charles Ruas）的福柯专访录（1983），载PR英译本，第185、176页。也可参见福柯在这次谈话中关于卢氏同性恋生活的评论，见第183—184页。
“如此残酷的知识”，载《批判》，第182期，1962年7月号，第610页。该文比较分析了两部色情文学作品。其中，一部的作者是克劳德·克雷比隆（Claude Crebillon），1736—1738出版；另一部作者是雷韦罗尼·德·圣西尔（J。A。Reveroni de Saintcyr），1798年问世。福柯在文中以这两位作者来支持他的这一观点：甚至在色情文学体裁中，在以《危险的偷情》（Les Liaisons Dangereuses）为代表的古典时代和以萨德和雷韦罗尼为代表的“现代”之间，都发生了一种划时代的“破裂”。
“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参见注释前文，第598、609页。
同上书，第604页。
同上书，第609页。“阿利亚娜自缢了”（Ariane sest pendue），载《新观察家》，第229期，1969年3月31日，第36—37页［阿利亚娜的形象出现在一段关于德勒兹《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épetition）的评论文字中］。
“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第609—610页。
RR，第102页；英译，第80页。
同上书，第112页；英译，第87页。参见“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参见注释前文，第610—611页。那里，迷宫被叫做“一种转化的空间；一只笼子，它使人成为一种由欲望驱使的畜牲，像一种野兽、一个受害者似的贪欲”。
“哲学场所”（Theatrum philosophicum），《批判》，第282期，1970年11月，第905页；英译见LCP，第193页：福柯这里是在评论德勒兹在《意义逻辑学》（Logique du sens）中关于迷宫的用法，但言谈话语再次表达了他自己对这一神话的理解。
MC，第393页；英译，第381页。RR，第117页；英译，第91页。参见PD，第34—35页；英译，第34—35页：“越界力图将法则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以此来突破禁令；它总是难以抵御法律全面撤退的诱惑力；它执拗地向一种它永远无法战胜的不可视区域挺进；它疯疯癫癫地要使法则现形，以便朝拜之，同时以自己的发光的面孔迷惑之。……［因为］人们怎么能够认识法则并真实地体验之？人们怎么能够强使它出现，明确地行使它的权力、发表意见，而又不至于触怒它？……在它尚未转向自己的反面，即变成惩罚的时候……人们怎么可以明了它的不可视性？”
RR，第117、120页；英译，第91、93页。脑门上的星，是鲁塞尔个人用以表示他的守护神的象征，曾在他的话剧《前额之星》（Létoile au front，福柯讨论过此剧）和他同皮埃尔·热奈（Pierre Janet）的谈话（福柯对此也很熟悉）之中出现。参见安德鲁：《超现实主义运动》，第116、122页。
RR，第120页；英译，第93页。
RR，第120页；英译，第93页。
RR，第120—121页，英译，第94页。
“如此残酷的知识”，第610—611页（黑体字是作者加强的）。
关于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符号的迷宫，参见佩内洛普·李德·都柏（Penelope Reed Doob）：《自古典古代和中世纪以来的迷宫观念》（The Idea of the Labyrinth from Classical Antiquity through Middle Ages）（Itheca。NY，1990）。也可参见诺曼·布朗（Norman O。Brown）《爱之体》（Loves Body）（New York，1960）中关于迷津的讨论（第38—48页）。值得一提的是，罗伯—格里耶的第四部小说即以《在迷宫里》为书名，而波赫士的第一部著名的小说集在法国和美国出版时也都叫《迷宫》。
RR，第203页；英译，第161页。在鲍罗·卡罗索（Paolo Caroso）的“我和福柯的谈话”［Conversazione con Michel Foucault，载意大利《文学报》第39期（1967年9月28日）］一文中，福柯曾明确谈到，他自己对鲁塞尔的兴趣，部分地由皮埃尔·热奈对他的病人的作品所作的精神病学的解释（即将它看作鲁塞尔精神病理的一种表现）引起的。
“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参见注释前文，第610页。FD，第507页；英译，第249—250页。
见让—保罗·阿隆：《现代人》（Les modernes）（Paris，1984），第272页。
见马德兰娜·夏普萨尔：“存在主义以来最伟大的革命”（La plus grande révolution depuis Lexistentialisme），载《快报》，第779期，1966年5月23—29日，第119—122页。
见雅克·厄尔曼（Jacques Ehrmann）编：《结构主义》（Garden City NY，1968）。这是《耶鲁法国研究》1966年一期特刊的重印本，也是关于这一课题的最重要的英文论著之一。
见夏普萨尔，前引文，参见注释前文，第119页。
阿隆：《现代人》，第272页。在卢迪内斯科（Roudinesco）《拉康及其同仁》（Jacques Lacan & Co。）一书的第408页上，也有一段类似的文字，批评了《词与物》在大众传媒界引起的鼓噪。
夏普萨尔，前引文，参见注释文，第119—120页。
同上，第121页。
同上，第121页。
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83页；英译，第156页。并参见“本月杰作”（Les succes du mois），载《快报》，第790期，1966年8月8—14日，第32页。
见塞尔托：“语言的黑日：福柯”，载《反常现象研究》，第171页。
“关于福柯《词与物》的会谈”（谈话，1966），重印于贝鲁尔《他人之书》，第137页；英译载FLI，第1页。
同上贝鲁尔书，第138页；英译载FLI，第2页。MC，第13页；英译，第XI，XXII页。也可见福柯同夏普萨尔的谈话，载《文学半月刊》（La Quinzane Littéraire）第5期，1966年5月16日，第14—15页。
同上，第14—15页。
福柯1966年的一次谈话，重印于贝鲁尔《他人之书》第142页；英译，载FLI，第6—7页。同年的另一次谈话，载《文学半月刊》第5期，第15页。
第五章 在迷宫里注释（4）
至少康吉兰就感到奇怪：为何忽略了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这种发展对康德的思考至关重要，却难以符合福柯的时间（和认识论）框架。见乔治·康吉兰：“人的死亡，还是‘我思’的枯竭？”（Mort de Lhomme ou épuisement du cogito？），载《批判》，第242期，1967年7月，第612—613页。麦基奥尔（G。J。Merquior）在他的《福柯传》（London，1985）里，对这些学术批评作了一个很好的综述（第56—75页）。
MC，第38、42、48页；英译，第23、27、33页。美国杰出的科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最近对这一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