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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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受不了了。在和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和左派团结一致，或从房顶上投掷石块（那是为了好玩！）是一回事；而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忍受各种极左派在他的教室里胡言乱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福柯开始感到（他曾谈到过这一点）自己颇似在夏朗东（Charenton）的萨德：他在疯人院演出教人们造反的戏剧，结果却促使疯子们对教师本人造起反来。
怎么办呢？福柯的办法很简单：他尽可能少地待在校园里，而集中精力做自己的研究，去国家图书馆读书。
他的思维活动再次发生新的转折。在樊桑纳大学，他告别了他在《知识考古学》中讨论过的方法论问题，开设了一个题为“性论”的系列演讲，由此又回到了“极限体验”的一个领域里来，而全面研究这种“极限体验”，正是他在《疯癫与文明》初版序言作出的许诺。他还重新提出“伟大尼采式探求”这一指导性思路，在樊桑纳开了一门关于尼采的课，在此基础上写成“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histoire）一文——他惟一的一篇论述这位最受他青睐的哲学家的重要文章。
他现在断言：“肉体是Herkunft之所”（Herkunft是尼采用的词，意即“起源”），是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但按福柯的描述，这种“起源之所”也是模糊不清的创伤、莫名其妙的痛苦和捉摸不定的本能之所在。肉体包含有一幅关于过去事件的图示，它铭刻在肉体里，形式很奇特。这些事件的痕迹，仅用理性是读不通的，却能在爱好与厌恶、长处与弱点、快乐与痛苦的矛盾混乱中清晰地见到。然而即使在这里，肉体仍呈现着一幅令人困惑的图景，如同一片硝烟弥漫的战场。而尼采派历史学家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仔细审视这一战场，识别出尚能起作用的一切肉体的力量，甚至那些处于“边缘”的肉体力量。福柯认为，这种审视，事实上是可以实施的，只是必须运用“一种连自身都能够离解的离解性眼光”。惟有这样一种眼光，才能够揭示“被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和毁坏肉体的历史”。
由于亲眼目睹了突尼斯学运的惨烈“牺牲”，并在樊桑纳勇敢地参加过战斗，福柯在1968年5月后变化了的条件下，似乎感到前所未有的信心十足：他要去直接探讨肉体在政治和历史中的地位，试着了解它的创伤，改变它互相对立的需要和弱点的结构。
他曾经指出：“‘做激进派’这件事的实质原因是肉体的；‘做激进派’这件事的实质原因是存在本身的激进性。”
同时，尽管他深深地卷入了他周围的政治和社会的运动，他的研究却仍旧几乎完全集中在过去上。“历史学具有比充当哲学的婢女更重要的任务，”他在论尼采的那篇文章里写道，“它必须是一种关于精力与弱点、鼎盛与衰竭、毒药与解药的鉴别知识。它必须是一种药物学”——至少在历史学家本人看来是如此。
或者，正如尼采本人在一句为福柯所引证的格言里所解释的那样，“在现在、在单一的文化中生活，并不足以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良方：许多不会在其中适当地呼吸的有用的人会死去。我们可以借用历史为他们提供空气。”
1970年以后，福柯自己的“适当地呼吸”变得容易多了。从12月份开始，他荣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由此获得了一个比樊桑纳更高级的讲台，可以更方便地展开对“伟大尼采式探求”的历史学方面的探索了。
数年来，福柯一直渴望着得到一个与他的才能相称的学术职位——不是在索邦大学，就是在法兰西学院；数年来，他一直在为获得这一职位而拼命钻营，寻求像乔治·杜梅泽尔（他本人于1968年进入了法兰西学院）一类朋友的关键性的支持。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特有的机构，其起源可以上溯至16世纪。和其他高级学术机构不同，它不要求成员有文凭，也不向学生授学位，它的本国籍的讲座持有人（总共约50人）是由教授们自己选举产生的，旨在奖励法国最杰出的文理科（包括从音乐到数学之间的各个领域）学者。当选者按要求应每年开出一门课，专门讨论他们未完成的新作。这些课应向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来听，无需注册。
1970年12月2日，福柯的一些著名的同辈学者、老友和一支青年崇拜者代表团涌入法兰西学院，来听福柯的就职演讲。让·拉古蒂尔（Jean Lacouture）在《世界报》上描绘道：在一群“翘首以盼的”听众面前，出现了“一个带象牙色泽的光头；他的举止像个佛教徒，他的眼神闪着摩非斯特式的狡狯，即使这种庄严的场合，也不能使他爱说反话的习性有所收敛”。
他的演讲颇像走钢丝，在仪式的要求和他自己思想的表达之间灵巧地玩弄着平衡。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他的演讲也许是他伪装得最巧妙的一个作品。一位很有眼力的评论家对此作了这样一个总评：“他用象征的方式，向听众们纵论数百年的历史，仿佛概述的全然是一些有关真实、合理性和正常性的研究方案。他的声音，就其讲究格言式省略法而言，颇似贝克特；而就其令人生畏的洪亮音色来说，又很像勒南（Renan）。”
通过那些“格言式的省略”，福柯扼要地谈了谈自己的“短暂存在，这种存在为了被抹消，无疑已得到了表白”。他巧妙地提到了某些类型的“话语”可能会引起的“不安”，尤其是当人们发现“野蛮的外在性空间内的真实”的时候；因为，即使现代的学识也常常表现出“那些被人们想像成‘邪恶’的权力和危险”，无论其看上去多么“庸俗乏味”。
他向听众们解释说，对话语起支配作用的各式各样的礼仪，有可能把这类“权力和危险”中和掉。中和的方法很多，如：强加一些逻辑和语法规则；审查某些词语和论题；规定在某学科内可以接受的各种研究和计划；只认可关于某些选定作品的某些评论方式；将作者假定为作品的自觉的（因而是负有责任的）、创造性的本源。福柯指出，所有这些相互间毫无逻辑联系的计谋，都可以被用来“祓除”话语中的权力和危险，就像牧师们曾试图祓除恶魔一样。由此看来，控制着语言的那张错综复杂的惯例网，无非是“我们施于事物的一种暴力”，一种“我们强加给它们的习俗”，一种无意识的、“人们在每一句话中都必须加以调动的推论‘监察’”。
这里，福柯简要地谈到了他对“权力”问题的日益明显的兴趣，并把它同他以前关于理性的范域和“来自外界的思想”等问题的兴趣联系了起来。他还暗示着，至少他本人已经透过超越学究式话语，通过再现一种被遗忘已久的、“真实”而充满野性力量的话语，打破了这一模式。这种话语，如若我们不怕它内在的种种危险，有可能像古希腊诗人们的作品那样引起“尊敬和恐怖”。通过启发人类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它甚至有可能改变世界，“将它自己融入人类命运之中”。
与此同时，福柯还意味深长地表示希望：除了其他角色之外，他还要做一个学者中的佼佼者。在演说的结尾，他向自己的前任、他以前的教师和导师让·伊波利特，表示了一番措词十分得体的敬意。
他的演讲体现了一种悖论（在这方面很像《词与物》）。从它公开表明的意图看，它具有激进的颠覆性；而从它展示的雄辩和学识看，它又具有让人放心的传统性。这篇演讲的传统形式，实际上是福柯自己实施的一种“暴力”，其目的是为了包容（并传达）他自己那不守规矩的“来自外界的思想”。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6）
升入这一神圣的学术机构之后，福柯从一个方面看是很守规矩的。他履行作为法兰西学院成员的社团义务；认真遵守学院的章程，努力撰写富于独创性而且学识渊博的讲稿。但是，这不过是他的投资。和那里的很多教授不一样的是，福柯从不在巴黎的某一研究中心建立自己的独立基地，对招募门生毫无兴趣。按他的同事皮埃尔·布迪厄的话来说，福柯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完全失去了明确的学术影响力甚至科学影响力，由此也就失去了这些影响力可以带来的门徒，即使他借助自己的名气，对出版界，并透过它对整个文化生产领域，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从另一方面看，这后一种影响力（对“整个文化生产领域”的影响力），福柯在1970年以后行使得淋漓尽致。他把大众传播媒介当作传声筒，力图利用自己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加入了一个由一些名声很响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精英团体——其中有萨特（这是自然）、热奈（Jean Genet）这类的作家，和伊夫·蒙当及西蒙娜·西尼奥雷之类敢于仗义执言的影星。而且，他还于1971年2月（即在他就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仅两个月之后），张张扬扬地宣布：他要创立一个自己的政治团体——“监狱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创立这一组织的主意是福柯和达尼埃尔·德费尔一起想出来的。德费尔现在已经是他的主要政治合作者了。
“我是在1960年9月认识米歇尔的，”德费尔回忆说。他当时是一个学哲学的大学生，刚刚念完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年龄比福柯小10岁。当他在巴黎求学的时候，他就投身左翼政治活动，是“法国大学生全国联合会”（UNEF）的一名活跃分子。（“UNEF”是一个敢说敢干的学生联合组织，曾带头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
福柯赞同德费尔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立场，但并不同意法国左派60年代早期对戴高乐政府的分析。他们提出“法西斯主义必败”的口号。德费尔回忆说，福柯“从未接受这种看法。这是最重要的”。暗示戴高乐主义是一种类同纳粹主义的现象，如同1968年5月后在法国左派中流行的一些类似提法一样，令福柯感到荒唐。
福柯这位年轻的新朋友神采飞扬，英俊潇洒。但是，最令福柯着迷的，恐怕还是他那紧张而投入的政治生活作风。据德费尔自己的回忆：“我觉得米歇尔能在这个时期喜欢上我，是因为我当时过的那种学生斗士的生活。”福柯将他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为他在克莱蒙—费朗大学找了个职位。1964年，德费尔离职赴突尼斯参加一项志愿服务，福柯也随同前往，结果在突尼斯大学为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1968年后，他俩再度携手合作——这次是在樊桑纳大学，德费尔作了那里的社会学教授，并在1969年1月24日夜里和福柯一道同警察干过一仗。
像所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一样，他俩的关系也几经起落。但自始至终德费尔对福柯一直忠贞不渝。一位认识他们俩的朋友说：“我觉得达尼埃尔是真心爱他的。”
同时，福柯也感到很难离开德费尔。“18年来我对某个人一直处于一种热情状态，”福柯在198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在某些时刻，这种热情状态采取了爱的形式。但事实上，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热情状态的问题。”所谓“热情状态”，按照福柯在这次谈话中的描述，是一种超越了爱情、超越了理性，甚至超越了某种对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求的状态；毋宁说这是一种广阔无垠的、起离解作用的状态，它破坏着“‘做自己’的感觉”，创造着一种强烈的、融合的“苦乐”感，使人得以“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事物”。由于“已全身心投入了”对这种“我们两人之间的热情状态”的探索，福柯承认：“我觉得，当我需要找到他并和他说话的时候，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这样做——绝对不能。”
福柯常常同德费尔说话，尤其是在1968年之后，谈他们最新的共同兴趣——政治。德费尔经久不衰的政治活动癖，又被新的学生左派，尤其是1968年底出现的“无产阶级左派”引发了。在这个组织于1970年被正式取缔后不久，德费尔自己就做了该组织的地下成员。他回忆说：“我入会了，这是因为它已经被禁止活动了，被取缔了，成了一个处境危险的组织。”
像德费尔一样，福柯这时也在急切地为自己找寻政治行动的新形式。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也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一个像福柯那样博学多才的人，怎样才有可能通过加盟一个转入地下的革命运动来获取最大成果呢？这是个大难题。福柯便同德费尔一起探讨把自己的课题同毛派的计划联系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