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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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GIP的第四份也是最后一份小册子就是专门论述这个主题的。这份1973年由伽利玛出版的小册子——《狱中的自杀》（Suicides de Prison），像前几个小册子一样，也是一种资料汇编（将一些事实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作些整理，略加一点评论即呈送给读者）。它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统计表，其中列举了1972年法国监狱发生的自杀事件，其数字高得惊人——共32起。编者将这些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在表内，并逐个详细说明自杀的方式，如：自缢、过量服药、服毒、吞叉子，甚至有躺在烧着的床垫上自焚的。
但书中的主要资料，是一个署名“HM”的犯人的一系列来信。HM出生于一个破裂了的家庭（其父是个酒鬼），现年32岁，是一个有鸦片瘾的同性恋者。他在17岁时就犯罪坐过牢房，后来又因盗窃、斗殴和贩毒等多种罪名在十几个监狱里服过刑。据他在好几封信里所说的，他最近的被捕是因为中了一个圈套：几个便衣警察诱使他去买鸦片，从而把他抓了起来。回到监狱后，他开始公开追逐男人。因为发生了一次口角，他的性活动被看守告发了，结果他被关入了单身牢房，随后他便上吊自杀了。
福柯对他的这位通信人极感兴趣，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HM的文字漂亮而生动，带有福柯崇拜的几个作家［波德莱尔、拉英（RDLaing）等］的气息，和他喜欢的音乐（如“门”的韵味），同时还能使人感到他对自己命运的强烈愤怒之情。他所经历的存在是一种“陷阱”——一种由各种被派来专门对付他的监狱专家们构筑的陷阱：“也许正是这些善良的人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尽管HM的表达力很强，但他显然缺乏自我意识。在一篇未署名的短评里，福柯指出，这些信函“不停地翻动着各种各样能够形成某种迷恋的东西”，由此向读者们提供了关于“囚犯们所思考的问题”的极富启发性的一瞥。
如果HM的信真的能作向导，那“囚犯所思考的问题”便是十足简单的：他渴望着（与福柯自己并无二致）“逃逸”、消失、消散。
在他不同的时间写的一些信函里，HM表达了这样一些梦幻，如：逃往印度，加入克利希那派宗教运动（Hare Krishna movement），像拉英笔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避开现实，在药物的作用下遨游于“时空之外”，像黑豹党人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那样越狱（杰克逊在1971年加利福尼亚的一次越狱行动中被击毙，他是GIP前一份小册子的主题人物）。
尤其是，在他站到死亡的门槛上的时候，（事实上，此时他感到除了死就再也无法脱身了），HM做了一个最后的、也是本质的梦（按福柯论宾斯万格的那篇文章的说法）：他梦到了自杀。
“我每天都在考虑这件事，”他在一个后来被福柯引述过的段落里写道。“活着和死一样得难。”
福柯评论的最惊人之处，也许就是他赋予这种死亡愿望的意义。据福柯所言，HM的信，虽然“产生于孤寂之中”并以写信人的死而告结束，却应当被视作一种非常具有政治性的文件，它表达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思考，这种思考意在消除公与私、性与社会、集体要求与一种个人生活方式之间的传统区分”。有人可能会认为，一种可能导致自杀的个人生活方式对于推进一场革命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福柯坚决不同意这一看法。
他宣称：“一种持久的自杀兴趣和某种形式的政治自觉性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这样，除了毫不畏惧地面对“绝对牺牲可能性”的突尼斯学生的英勇形象之外，福柯又加上了一个怪异得多也阴暗得多的政治斗争形象——一种被逐入内心的殊死战斗。似乎在某种绝望的情境下发生的自杀行为，如若得到正确的理解，有可能像福柯在他论尼采的那篇文章里所说的那样，以某种方式戏剧性地展示一具“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并通过该行为本身的暴烈性，展示“毁坏肉体的历史”。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8）
“GIP是一种思想试验，”吉尔·德勒兹在福柯死后的一次谈话中回忆道。“米歇尔总是把思想的过程看作一种试验；这是他承继自尼采的一个观点。既然如此，GIP的用意就不是拿监狱来做试验，而是将监狱理解为这样一种地方，那里的犯人们在经历一种体验，而这种体验也是知识分子（或者至少是福柯所设想的那种知识分子）应该加以思考的。”
德勒兹能在这些年成为福柯最密切的哲学盟友，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所有同辈的法国思想家中，惟有他能够真正理解福柯独特的天赋（包括他对自杀和死亡的矢志不渝的关注）的含义。德勒兹出生于1925年，在索邦大学读过哲学，1948年通过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像福柯一样，他年轻时迷过阿尔托，并对发表“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萨特产生了终生的反感。和福柯（以及与他同辈的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是，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而且他对海德格尔只发生过短暂的兴趣，尽管他透过莫里斯·布朗肖间接地吸纳了他的许多关键思想。
传统上，法国哲学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思想上。德勒兹藐视这一传统，偏偏转向英美文学和哲学，在这方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专长。他的第一本书——《经验主义和主体性》（Empirisme et Subjectivité），是讨论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这位英国哲学家从怀疑论立场对自我的实在和意识的统一提出的批评，成了德勒兹思想的一个前提。“心灵是一种剧场，”休谟这样写道，由此创造了一个将被德勒兹牢牢记在心中的意象。“严格说来，里面没有同一时刻的单纯，也没有不同时刻的同一”，只有“一种永恒的流动和运动”，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其中“好几种感觉相继出现；它们来来往往，悄然逝去，混入无限多样的情境之中”。
60年代早期，德勒兹曾透过一系列极富于独创性的史学研究，对这幅永恒流动的图画作了反复的、精心的描绘。他研究的是这样一些人物：康德、斯宾诺莎和活力论哲学家亨利·伯格森；情诗作者利奥波德·冯·萨赫尔—马索赫（Leopold von SacherMasoch）、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但最首要的还是尼采这位改变了他的生活的作家。
“我在很长时间里‘做’的都是哲学史，”德勒兹曾这样解释。“正是尼采（我很晚才读到他），把我从这种状态中拉了出来。……他能使你产生一种反常的倾向（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都从来不曾做到……），即让你想以自己本来的名义来说一些简单的事情，想用情感、激情、体验、试验来说话，用一个人自己的名义来说点什么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完全不是在他将他的自我当作一个‘我’（一个人或一个主体）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相反，一个人只有透过极严格的非人格化训练，只有敞开自己的胸怀，让多样性质贯穿全身，让激情流遍全身，让自己自由地探索‘无限多样的情境’，才能获得一种真正的、本来的名义。”
读到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时，福柯很自然地感到了他们在哲学兴趣上的相似性。于是，他想请德勒兹来克莱蒙—费朗大学任教，但是这次未能如愿。6年后他又一次聘请了德勒兹，这次是在樊桑纳大学，两人相遇了，并成了极要好的朋友。关于其原因，德勒兹后来回忆说：“这不只是一个［相互］理解或思想一致的问题，其中还有激情、共鸣和音乐上的一致的成分。”
他们共同用写作来探索理性的界限，在“无定形的流动”中表达快乐，寻找恰当的词语来引起“一种非真实感”，这种非真实感能够像某种“认识病毒”一样，“透过语言向知性和人们传送自身”。从1962年起，他们就在工作中密切配合，仔细研读对方的每一本新书，加以评论，从中吸取推动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动力和灵感，为破坏“确定着各种固定同一性的常识”（德勒兹语）作出协调的努力。
1968年5月事件后，他俩之间的哲学和政治同盟关系进一步深化。“1968年5月事件是纯粹状态的‘生成’的显现和爆发，”德勒兹后来说。“这恰恰就是尼采称之为‘不合时宜’的那种东西。”
德勒兹也被卷入了学生运动。像福柯一样，他也欢迎大批新的群体投身“无定形流动”的试验。他开始了同精神分析学家弗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长期而富于成效的合作。加塔利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正统弗洛伊德学说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和加塔利及福柯一起，德勒兹参加了左派的一个都市化问题研究中心；他也参加了GIP的工作，并支持毛派斗士更直接的行动；他还为从反文化中滋生出来的各种新生活方式（包括在各种“群居村”吸毒和法国同性恋者解放运动的最初几次风潮）作过辩护。
当福柯进入法兰西学院的时候，德勒兹接任了他在樊桑纳的工作，同时也接任了他所扮演的极左派先知的角色。一个经历过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的老斗士回忆说：“像神情紧张地行走在绷索上似的，德勒兹每个礼拜都为一大群听众包围着。他的那间小教室总是被听众塞得满满的，像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土耳其浴室”——因为人们抽烟，室内乌烟瘴气。“他情绪亢奋，趾高气扬，同时又总是很宽容，像唱着歌儿的疯子那样表达着自己的思想。”他涉及的论题极其庞杂，“从斯宾诺莎到音乐，从中国冶金术到鸟语，从语言学到帮派争战”，几乎无所不包。而他的目的，据他在这个讨论班上所说的，是为了“制造材料以便利用各种力量和思考不可思议的事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勒兹言行不一（这一点和福柯完全不同）。对于自己在演讲和作品中极其生动地论述过的那些大胆而危险的事情，他本人大都没有实践的兴趣。他有家室，有两个孩子，外表上过着传统式的法国教授生活。他最明显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留着长长的指甲。据他解释，这是因为他没有“正常的起保护作用的指纹”，故而在“碰到东西，尤其是布”的时候，手指会感到“钻心的疼痛”。尽管他着迷于流浪的部落生活（他把自己幻想为一种“流浪的”思想家），他却很少旅行。正像休谟曾遭遇过的那样，他大胆的信念和他个人温和平静的生活之间显见的不一致，引起了人们的非议。而他则反驳道：“我虽然没有走动，没有旅行，但我像大家一样静坐着旅行过多次了。我能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获得类似于同性恋者、酒鬼或吸毒者的感觉，你说我和这些人有何不同？”
在他的这些“不同的手段”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那种越来越随便的写作方法了。1968年以后，德勒兹的文体变得越来越语无伦次，这种演变在他的《意义逻辑学》（Logique du sense）（1968年出版）中达到了“非现实主义”的化境。据说这是德勒兹最重要的一本专著，是对他迄今所学到的一切知识的一个总结，也是他“奇境”冒险的开端。《意义逻辑学》这个书名显得朴素稳重，但这本书却不是什么传统式的论著。它深受路易斯·卡洛（Lewis Carrol）的“爱丽丝”（Alice）丛书的影响，毋宁说是一系列思想试验，哲学在这些试验中消失在一个兔子洞里（像爱丽丝一样），变得既大又小。它放弃了对于逻辑严格性的古老领土要求，放弃了对于各种合理命题的有规则的论证，魔术般地变成了一支机动灵活的隐喻大军。循着爱丽丝的足迹，德勒兹希望用新的方式来表达“反叛的生成”（rebel becomings），说明“意义”的生产何以是（自相矛盾地）“无意义”（nonsense）的一种功能，以及新的思想怎样从“幻想”和肉体消散中产生。虽然德勒兹仔细地界定了他的每一个关键术语，读者还是感到不知所云，被害得天晕地转、浑身燥痒。德勒兹通向创造性发现的路线弯弯曲曲，错综复杂，令人困惑。而福柯在读完该书后，却兴致勃勃地赞道：这正是一座“巨大的内心迷宫”！
但怀着对于迷宫的尼采式热情，还远不是福柯和德勒兹的惟一共同点。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