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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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成为谈话的焦点，火星便开始飞迸了。
乔姆斯基展示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一种结盟的、非中央集权化的自由协会制度”。相反，福柯却拒绝制定任何“理想的社会模式”，这也是他始终如一的立场。
乔姆斯基接着谈起有必要建立“某种关于人的本质或人的本性的严格而人道的概念”。福柯又表示不敢苟同：“难道这样做不会让人误入歧途吗？毛泽东曾谈到资产阶级人性和无产阶级人性，而且他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
福柯开始直接向乔姆斯基提出挑战：“在美国，当你做了件非法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用正义或某种最高合法性来为它辩解吗？或者，你会用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来为它辩解吗？这种必要性，对于时下正在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无产阶级来说，的确是极端重要的。”
乔姆斯基对这种提问法深感吃惊。他读过《词与物》，了解他对18世纪语言学的研究。但是在这里，福柯在援引毛泽东，在取消最基本的正义原则！也许他弄错了。
乔姆斯基仍然用平心静气的语调，认真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是的，作为一个拒服兵役者，他常常也认为国家是罪犯，国家的法律没有效力；但这绝不是说正义的原则应当被抛弃，恰恰相反，他自己对他认为不正当的法律的抵制，事实上就需要依据某种正义的原则。乔姆斯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做敏感的、有责任心的人。”
这种感情可能会显得平庸——在这个场合下，也只能如此。
福柯事实上根本不要这些东西：什么责任感、敏感、正义、法律，统统都是些空洞的观念，意识形态的符号，是压迫人的、骗人的、有害的。“无产阶级不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战争，正是因为它认为这种战争是正义的，”他宣称。“无产阶级同统治阶级作战，则是因为它破天荒第一次想到要掌握权力。”
乔姆斯基吓了一跳：“我不同意。”他嗫嚅道。
福柯：“人们发动战争都是为了获胜，而不是因为这战争有什么正义性。”
乔姆斯基：“这看法，我，就个人而言，不能同意……”
福柯：“当无产阶级夺得权力的时候，它很有可能要向被它打败的那些阶级行使这一种狂暴的、独裁的甚至血腥的权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乔姆斯基感慨地说道：“通常，当你和某个人谈话的时候，你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和他有一个共同的道德立场。通常，你会看到他用共同的道德标准来辩明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提出一个论点，可以去论证它，可以指出这个观点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但这一次，我感到像是在和一个并不跟我处在同一个道德世界的人谈话。”
“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人，我很喜欢他。只是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他好像不是人，而是属于其他的什么物种。”
福柯这些年政治观点的那种冷漠无情的野蛮性，不仅震惊了像乔姆斯基那样的激进人道主义者，连哲学家的一些年轻的毛派盟友都为之愕然。当时，他们正在就所谓“人民司法”的范围和意义等问题展开辩论。
就在这几个月，皮埃尔·维克多（即班尼·列维）成了建立“人民法庭”的热心倡导者。所谓“人民法庭”，是一种公共论坛，由毛主义左派组织起来的人们在其中组成一种“法庭”，来审判国家法庭不受理或加以包庇的一些罪行和不端行为。1970年12月，萨特在北方矿城兰斯主持了第一个“人民法庭”（因为这里前不久发生过一次矿坑爆炸，死了16名矿工）。这个法庭既起到了论坛的作用——借此宣传了某些事实真相，同时又以戏剧化的方式表现了公司的疏忽在这场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同毛派在这些年里的许多行动一样，这个法庭的确有一些功绩：它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实际问题上，激发了全社会的大讨论，并迫使平常总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去同普遍民众建立某种关系（这是件很难做的工作，但也是有益的工作）。
在兰斯经验的鼓舞下，毛派又搞了一个“人民法庭”，这次是用来对警察进行缺席审判的，因为他们被指控为犯有暴行。但是几个月过去了，随着群众对人民司法观念的热情开始增长，毛派的标语口号变得愈来愈令人不安：“把老板送进监狱！”“用愤怒去争取自由！”“私刑处死议员！”这类口号是符合某种逻辑的：它们的目标，是要像德国巴德尔—迈因霍夫帮（BaaderMeinhof gang）和意大利赤军旅之类极左分子那样，实施一种恐怖主义的“人民司法”。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回忆道。他当时已进入了毛主义运动的核心机构。“从技术上看，我们事实上已非常接近于巴德尔—迈因霍夫帮和赤军旅。我们拥有搞恐怖主义的手段，有一个秘密的武装组织。我们可以做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所做的一切，”即绑架、拷打、谋杀。“我们的有些人也正准备采取这种行动。而且你应该知道，当福柯说话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同一些有恐怖主义情绪的人说话。”
1972年2月5日，福柯同皮埃尔·维克多坐到一起，就“人民司法”的意义问题作了一次讨论。这次讨论是为萨特《现代》杂志的一期特刊而安排的。那时，维克多身上那种嗜血的狂热劲头，已开始在他的同盟者和知识分子同路人中引起日益广泛的不安。据格吕克斯曼的回忆，他们希望对他的主张发起持续不断的批评，借以遏制他的行动。
在他们的讨论中，福柯对于维克多所热衷的人民法庭活动，事实上采取的是一种猜忌的态度。他拒斥法庭的这种“形式”，认为把一个本来可能不会受到惩罚的人抓起来，带到一个法庭上，说服一个陪审团“本着某些公平的方式”来审判他，然后强迫这个被判定有罪的人去接受惩罚——这样做，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该怎样做才好呢？福柯主张：抛弃法庭形式，直接诉诸“人民的司法行动……。因为，我的前提是：法庭与其说是人民司法的自然表现形式，不如说它的历史作用恰恰就在于将人民司法诱入圈套，将它纳入作为国家机器典型特征的制度规范，从而控制它和约束它”。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民司法的自然表现形式”呢？福柯认为：我们不应当老把眼睛盯着法庭，而应当将目光转向街头——譬如，转向1792年的“九月屠杀”！
残忍狠毒者如维克多，也不禁被他举出这个例子的含义吓得一哆嗦。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期间，巴黎的好斗分子群众，为“王党阴谋”的谣言所激怒，曾疯狂地冲进监狱，扑向叛国嫌疑犯；棍棒、长矛、铁头、刀剑，甚至木匠的锯子，一齐向那些被认定有罪的人（其中有些只是妓女和普通刑事犯）猛击狠刺、胡劈乱砍过来，当受害者们被打死和被切割成碎块之后，被扔到血淋淋的尸堆上的算是幸运的，而其他的则被人们用长矛挑起尸体的部分碎块（包括头颅和生殖器），在巴黎的大街上游行示众。在这屠杀狂欢结束之前，已有一千多男女命丧黄泉。
发现自己竟被人从左翼包抄了，维克多不免有点发懵。但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并赶紧表示同意福柯：当然，群众在任何革命开始的时候，都会采取行动处决他们的敌人。是的，“暴君的被处决，为人民千百年来遭受的种种压迫而采取的一切复仇行动”自然会发生——维克多说。“这一切都很好。”不过，他又防御性地补充道：在这种大流血演成无休无止的日常事件之前，法治的重建肯定还是十分必要的。新法庭的设立肯定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正是为了确定“这一处决行动或那一复仇行动”是否确实“不只是一种个人算账——就是说，不单单是一种公报私仇”。
福柯不同意了。
他反驳道：对待人民司法的最好做法，就是打开一切监狱的大门和关闭一切法庭的大门。最好是坦率地把最新消息告诉群众（就像在兰斯的那个法庭上所发生的那样），然后便任由民众的“复仇需要”去自行其是，而不要去建立什么“正常化”手续，和根据什么法律来作出判决。通过不受阻碍地行使他们的权力，群众也许会恢复“一些古代的仪式，那曾是‘前司法的’司法的一些特征”。
就在这儿，福柯提到了那种“古老的日耳曼习俗”，“在敌人被杀后，将他的脑袋放在椿砧上示众”。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之后，暴民们用长矛挑着守备军指挥官的人头在巴黎街头游行，正是这种习俗的再现。福柯评论道，用的显然是赞许的口气：“围绕着［巴士底狱］这个镇压机构的象征，不断地浮现着一种民众的习惯做法，它拥有自己古老的祖传权利，而现代的任何司法诉讼中却全无它的踪影。”
在这一惊人的会谈过程中，福柯的确也对他的一些观念作了限定。在维克多的反复诘问下，他让了一步，承认“回击阶级敌人的正义行动不能托付于某种即刻的、缺乏思考的自发性”。他甚至承认“革命的国家机器”有可能发挥某种建设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不是通过建立新的法庭，而毋宁是通过对群众的“政治教育”：
“那么在这里，这种国家机器的工作就是确定判决吗？完全不是。它的工作是训练群众和群众的意志，而这种训练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即告诉他们，得由你们自己来说，‘事实上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事实上我们必须杀了他’。”
这次会谈中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学术性的。
1972年2月25日，即福柯和维克多之间的辩论被录音的三个礼拜之后，一位名叫皮埃尔·奥维奈（Pierre Overney）的毛派工人在雷诺工厂大门外的示威活动中，被该厂的保安人员开枪打死了。奥维奈原先曾在该厂工作，后因政治上过于激进而被厂方解雇（同时被解雇的还有他的一些同志）。
当晚，福柯参加了他的毛派朋友们在雷诺工厂举行的示威集会。示威者同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混战。
福柯又一次投入了对秩序军队的肉体抵抗行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目击者们看到，这位法兰西学院大教授亮光光的秃头，被一位警官用警棍重重地敲了好多下。
3月8日，“复仇需要”得到了满足：一支自称“新抵抗运动皮埃尔—奥维奈小组”（Groupe PierreOverney de la Nouvelle Résistance）的毛派地下游击队，抓获了雷诺工厂的人事部长，并把他扣押在一个秘密地点。
舆论哗然。不仅保守派和自由派，就连法国学生左派的许多斗士都为之震惊。
游击队提出了释放雷诺官员的条件：赦免雷诺工厂所有被捕的抗议者，并为每个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一份工作。
政府拒绝谈判。
在往日的法国左派战友们的批评下，毛派游击队泄气了。两天之后，那位雷诺官员被释放了，而且毫发未损，同德国和意大利的朋友们不一样，法国的毛派在政治谋杀之前给自己划了一条界线。
可是，为什么划的是这条界线，而不是其他什么界线呢？
对于福柯（他当时正在写一本论罪行与惩罚的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难解的、而且可能是不可解的问题。差不多20年前，就是说在1953年，他就宣告：“人能够而且必须透过仇恨和侵犯，消极地体验自己。”在自己15年后的政治“极限体验”（先后在突尼斯和法国）的激励下，他参加过和警察的激战，促发过监狱中的不满，并且号召过摧毁“社会的统一性”——悄悄地期待着人民起义带来的大流血。
难怪，在福柯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尤其是在他关于“现代道德谱系学”的那部著作（他称之为《规训与惩罚》，这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里，“仇恨和侵犯”的问题会产生一种关键性的、错综复杂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