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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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的毕生事业，还可以在当代关于人类“权利”包括“标新立异的权利”的意义，关于社会不应加以管束的人类行为的范围，以及更一般的关于理性的能力、语言和人类本性的许多争论中，注入一种新的洞察力。
即使在他一生最疯狂的时候，福柯也从未停止过思考，从未停止过探索他自己的一些积极和消极体验的意义，既分析它们的系谱，也分析它们历史性地构成的前提和极限，总是兜着圈子回到康德提出的四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
正如他在1984年春天完成的一本书里所暗示的，他自己的书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系列同康德这些总是相类似的问题。他询问：“当一个人发觉自己疯了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有病的时候，当他自忖是一个活着的、说话的、干活的人的时候，当他把自己当做罪犯来审判和惩罚的时候，这个人是透过什么真实游戏来潜心思考他的存有的？”
这些问题可能是由他自己不寻常体验的特殊性所引起。但正如他有一次谈起雷蒙·鲁塞尔时所说的，这个人的“苦闷”，以及他个人关于理性、语言和人类本性可能存在局限性的发现，“已使他的病成了我们的麻烦”。
福柯关于鲁塞尔的书很多方面都有助于说明他自己显见的“苦闷”；他对那些常常被称作“疯狂”、“病态”或“犯罪”的体验形式怀有终生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后面的奇妙冲动，或许也可以由此得到较清楚的解释。例如，思索着福柯在旧金山可能同艾滋病交接的“极限体验”的含糊性，可以令人们想起福柯自己曾怎样地在鲁塞尔最后行为的问题上踯躅不前。鲁塞尔死于药剂过量，这件事的发生究竟是偶然的还是蓄意的，迄今仍无定论。他的尸体躺在一扇门的门槛边，那扇门通常是敞开的，而那天却从里边被锁上了。这门难道是被深知“必死无疑”的鲁塞尔自己“小心地关上的”？然而，福柯心想，难道在这位艺术家自己的作品里，就没有什么东西，或什么地方，能够提供一个既为他、也为我们打开这扇门的秘诀？只有打开了这扇门，人们才能够透彻地了解这样一个人物；他步履蹒跚地从孩提经验中走来，为“重新发现这些经验的明确性”而终生求索，为找回他失去的某种东西服用麻醉剂，试图透过那种强烈的欣快状态来掌握他的真实和他的秘密，“总是徒劳无功，只是在最后一夜才如愿以偿”。
可能鲁塞尔是在癫狂发作的状态下故意把自己锁起来的。也可能他最后恰恰由于自己潜在的自杀行为而醒悟了，改变态度了，他的死纯属偶然事故——他曾极力转动那把本来可以使他最终获得自由的钥匙，但是没有成功。那把钥匙，可能也正是他在自己写的每个字中都力图掌握的，只是他同样也未成功。
“一个人写作，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1983年秋，福柯在一次谈话中解释他对鲁塞尔的迷恋时说道。“你知道，对他来说写作无非如此！他写了一段漂亮的文字，其中说到他在写完他的第一本书之后，曾期望自己第二天早上会光芒四射，期望街上的每个人都能知道他写了一本书。这就是一个作者的暧昧的欲望。事实确是这样，一个人写的第一本著作既非为他人所写，也非为说明自己是谁而写……‘人们’有一种透过写作行为改变自己存有方式的企图。［鲁塞尔］所观察、信奉、寻求并为之蒙受巨大磨难的，正是他的存有方式的这种转变。”而且他还不只是透过他的写作来进行这些活动的。
在福柯最后的两本书里，他显然也在为“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而写作。这两本书主要阐述了关于自控与节制、和谐与美的古典理论。他解释说，他写这些书是为了“摆脱自己”，即为了让自己离去，或用更符合语言习惯的方式来说（法文原话为“se déprendre de soimême”）是为了失却一个人对他的自我的爱好。
这最后两本著作的散文风格，迥异于以前写的几乎所有东西，反映了论述的主题，论述风格清澈明朗、严肃认真，显得十分协调。似乎福柯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老朋友来观察的，“甚至在写作行为方面都在寻求一种新的、失去了性特征的严肃性”。
福柯的工作正在接近终点，而他的生活，恰如鲁塞尔的生活一样，也正在以一种含糊不清的样式趋于结束。好像他终于已经掌握了一种致命诱惑的全部意义，尽管为时太晚。对于这种诱惑，福柯在近十年前，即在艾滋病还远未成为看得见的威胁的时候，就作过了鉴别。他说：“浮士德契约的诱惑已由性的安排注入我们体内。现在的浮士德契约是这样的：用全部生命换取性爱，换取性爱的真理和统治权。为性爱而死，死得其所。”
这一由历史划定了界线的“野蛮外在性”空间，拥有一种巨口大开的虚空。在图示这一虚空的时候，能否找到某种有可能把精神拖离这种空穴、使之退避死亡的力量。提出这个问题的，当然不仅仅是福柯独特的性生活体验。福柯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它是由我们这个发明了死亡营和总体战的世纪提出来的。正是这个问题促使福柯在他最后的几本书里对苏格拉底和塞涅卡的答案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也正是类似的问题曾促使福柯的先驱者们极力搜求某种道德的罗盘。或许萨特的寻求是以失败告终的，那么福柯的呢？
达尼埃尔·德费尔常常想起他在福柯最后的日子里去硝石库医院作的一次探访。当时福柯《性史》的第二、三卷刚刚出版。“你知道，”德费尔回忆道，“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我告诉他说，‘如果真是艾滋病，你最后的两本书就真成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了，’因为你知道，波德莱尔这本书写的就是他自己的性生活和梅毒。”
据他回忆，福柯听后竟眉开眼笑，说：干吗不呢？
第一章 作者之死作者之死（7）
1984年6月29日上午，福柯去世4天后，已故哲学家的朋友和崇拜者们聚集在硝石库医院后面的一个小院里。他们前来参加一种法国传统的遗体告别仪式。那是棺材被搬离太平间的时刻。这种仪式常常是人们相互问候和逗乐的场合。但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小院里鸦雀无声。
至少有一位著名的送葬者后来承认，他当时“模模糊糊地有点窘迫，想离开那里，但又只想偷偷地溜走”。然而在那水泄不通的人群里，这简直就不可能。关于这次仪式的消息，起初只通知了朋友们，但后来被《世界报》公开了。结果来了好几百人，而那院子太小，无法宽宽松松地容纳这么多的人。老朋友们对于如何记录这一事件感到不大清楚，便挨挨挤挤地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雅克·德里达来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些著名的同事也来了，其中有保罗·韦纳、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研究古代宗教的历史学家，他为推进福柯的事业而做的工作，决不少于任何一个人）。身为作曲家的福柯的另一个老友皮埃尔·布雷（Pierre Boulez），还有法国司法部长罗贝尔·巴丹特尔（Robert Badinter），都前来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现已无声无息的左派斗士和旧情人、亲朋好友、著名出版商、影星挤在一起。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西蒙娜·西尼奥雷（Simone Signoret）这两位常在游行队伍中和福柯并肩前进的老行动主义者，也都出席了仪式。西尼奥雷显然受到了很大震动，表情悲伤。事实上，许多人对福柯的猝死都缺乏心理准备。
人们等待着棺材的出现。那一片肃穆，本来就已令人窒息，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变得愈益凝重。
在院内靠近停尸房的一个角落里，吉尔·德勒兹登上一只小箱子，开始用一种颤抖的、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读一份文件。
文件里的那些话是德费尔挑选的，摘自福柯《性史》第二、三卷的那篇干巴巴的序言——他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这些话很像是一种概括，它阐明了这位大思想家的投身极限体验的“耶稣受难”举动究竟妙处（亦即苦处）何在：
至于我的动机，那很简单。我希望它在一些人看来是自足的。这就是好奇心，一种绝无仅有的好奇心，它是值得人们去加以满足的，哪怕执拗一点也行。这种好奇心无意于找出任何适合知道的东西去加以玩味，而毋宁是要让人们摆脱他们自己。求知的顽强决心如果只保证了认识的获得，而保证不了认识者以某种方式和在可能的程度上发生偏差，又有何益？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这时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想，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如果人们打算继续观察和思考的话。
人们会说，这些同自己玩的游戏只需在幕后继续；这些游戏至多只是那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准备工作一旦有了结果就会自我抹消。但是，既然如此，当今的哲学（我指的是哲学活动），如果不是关于它本身的批判性思考，又该是什么呢？而且，如果这种哲学仍只在乎证明人们已知的事物有理，而不在乎去弄清楚怎样和在什么限度内有可能用异样的方式思考，它又能是什么？
仪式结束了。人群踌躇了片刻，便开始散去。灵车则开始了返回普瓦图省（哲学家的诞生地和最后归宿）的漫长旅程。它载着遗体，驶上街道，转过街角，不见了。
题记
勒内·夏尔，“死亡的同伴”，见《全集》（巴黎，1983）第363—364页。“有些生物/人具有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意义。他们是谁？他们的秘密隐藏在最为深邃的生命奥妙之中。当他们向它靠近，生命却将他们毁灭。但是，那被他们窃窃私语唤醒的明天，却将他们转变和创造。啊！这极端的爱的迷津！”英译本见《勒内·夏尔语案》“死亡的同伴”，玛丽·安娜·考斯（Mary Ann Caws）和乔纳森·格里芬（Jonathan Griffin）（Prhcetrn；NJ；1976）。
第一章 作者之死注释（1）
①“主体与权力”（The Subject and Power）（1982），载BSH，第211页。参见迈克尔·唐纳利（Michael Donnelly）等：“星宿福柯”（La planète Foucault），《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总207期（1984年5月），第55—57页。
②有关福柯去世的吊唁文章，参见：《世界报》1984年6月27日（韦纳），《新观察家》1984年6月29日（达尼埃尔，布劳代尔），《解放报》1984年6月30日—７月１日（１２版副刊）及《解放报》1984年６月２６日。
③“癫狂只在社会中存在”（谈话），《世界报》（1961年7月22日），第９页。参见罗贝尔·马乔里（Robert Maggiori）：“米歇尔·福柯：关于捷径的一种思考”（Michel Foucault； une pensée sur les chemins de traverse），《解放报》（1984年6月26日），第２页。
④MC，第398页；英译，第387页。
⑤SP，第22、23页；英译，第16、18页。
⑥VS，第62页；英译，第45页。
⑦NC，第176页；英译，第172页。
⑧MM，第54页；参见MＭ*，英译，第83页。我对“萨特一代人”的理解源出詹姆斯·韦尔金森（James DWilkinson）：《欧洲知识分子的抵抗》（The Intelectual Resistance in Europe）（Cambridge； Mass； 1981）。
⑨参见“作者是什么？”（Questce quun auteur？），《法国哲学学会会刊》（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aise de philosophie）（1969年7—9月），第89、92、93页；英译，载LCP，第131、135、136页。如福柯所指出的，对“论述创立者”的观点不可避免的“曲解”，不可避免地引起向作者的著作（以及生活）的返归。
⑩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An Exchange with Michel Foucault），《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83年3月31日），第42页。杰拉尔德·魏斯曼（Gerald Weissmann）：“福柯和丑女人”（Foucault and the Bag Lady），《医院实践》（Hospital Practice）（1982年8月）。
麦基奥尔（JGMerquior）：《福柯传》（Foucault）（London； 1995），第160页。参见斯通：“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参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