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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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基奥尔（JGMerquior）：《福柯传》（Foucault）（London； 1995），第160页。参见斯通：“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参见注释前文；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面对历史”（Face à lhistoire），《文学杂志》总207期（1984年5月），第40—42页。关于对标准的要求，参见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福柯论权力”（Foucault on Power），载《蛮横的作风》（Unruly Practices）（Minneapolis；1989），第33页。关于菲力猫，参见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语言的黑日：福柯”（The Black Sun of Language： 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Heterologies）（Minneapolis；1986），第183页。
“作者是什么？”（1986），参见注释前文，第77页；英译载LCP，第115页。AS，第28页；英译，第17页。亦可参见米歇尔·德·塞尔托：“福柯的笑”（The Laugh of Michel 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第193—198页。该传记即迪迪埃·艾里邦《福柯传》（Michel Foucault）（Paris； 1989）；英译：《福柯传》，贝齐·温译（Cambridge； Mass； 1994）。
“作者是什么？”（1986），参见注释前文，第93页；英译见LCP，第136页。AS，第28页；“政治与伦理：一次访谈”（Politics and Ethics： An Interview，1983），载TFR，第374页。参见“JP理查的马拉美”，《年鉴》1964年9—10月号，参看第997—998、1000页。该文为理查德的著作《马拉美的幻想世界》（Lunivers imaginaire de Mallarmé）作了有力的辩护。文中，福柯讨论了文学分析的“新目标”，这个新目标是由19世纪以来新发现的档案材料所开启的，其中尤其包括一些著作的提纲和草稿，以及有关作者生平的传记式的证据。在福柯看来，理查德这部著作的巨大功绩就是它在处理这个新的“文献总体”时所采取的灵活巧妙的方式：“在他的分析中，马拉美既不是纯粹的语法主体，也不是深度心理学主体；毋宁说，他是一个在其著作、信函、草稿、提纲、个人隐秘（les confidences）……中述说‘我’的人。”
“和米歇尔·福柯的一次谈话”（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1983），载RR；英译，第184页（着重号是我强调的）。
参见RR，第10—12页；英译，第3—5页。参见“作者是什么？”（1969），前引书，第78页；英译见LCP，第117页：如果我们想解释“作家的标志”，我们就必须“掌握死亡在写作中所起的作用”（在第三章里，我们将看到，这是福柯和莫里斯·布朗肖的共同信念）。
RE，第71—72页；英译，第54页［福柯在这里明确地谈到了死亡和“确实性”（authenticity）问题］。“作为一种自由实践的自我关怀的伦理学”（1987年的谈话），载TFF，第9页。NC，第169、170、175—176页；英译，第165、166、171页。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约翰·马克加里（John Macquarrie）和爱德华·罗宾森（Edward Robinson）英译，（New York； 1962），第302—303页。
吉尔·德勒兹：《福柯传》（Foucault）（Paris； 1986），第102、106页；英译：《福柯传》，肖恩·汉德（Sean Hand）译，（Minneapolis； 1986），第95、99页。
NC，第176页；英译，第171页。德尼·奥利耶（Denis Hollier）写过一篇文章，对其中的某些主题进行了探讨：参见“上帝的名言：‘我死了’”（Le mot de Dieu： “Je suis mort”），载MFP，第150—165页。
《世界报》，1984年6月27日，第10页。
《解放报》，1984年6月26日，第2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351页；英译，第327页。
米尔柯·格麦克（Mirko DGrmek）：《艾滋病史》（History of AIDS），Russell C Maulitz和Jacalyn Dufflin英译，（Princeton； 1990），第4页，参阅莱博威治（JLeibowitch）：《一种来自外界的奇怪病毒》（Un virus étrange venu dailleurs）（Paris； 1984）。
格麦克：《艾滋病史》，第70页。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萨拉·明登（Sarah Minden）——作为一位亲身参与艾滋病研究的医生，她向我概括介绍了关于HIV病毒的最新医学研究成果。
关于法国传媒有关艾滋病的早期宣传，参见米切尔·波拉克（Michael Pollak），《同性恋者与艾滋病：一种流行病的社会学》（Les Homosexuels et le SIDA： Sociologie dune épidémie）（Paris； 1988），主要参看第144—151页。关于艾滋病是一种“男同性恋者癌”的误传，在法国的影响比在美国要持久一些。段末引用的这段话来自批评家拉比·朱利亚·纽伯格（Rabbi Julia Neuberger）写于1985年的《守护者》（the Guardian）；引自西蒙·沃特尼（Simon Watney），《管制欲望：色情业，艾滋病与传媒》（Policing Desire：Pornography； AIDS and the Media）（Minneapolis； Minn。；1987），第3页。
参见“论述和真实：‘说真话’的疑难”（Discourse and Truth：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Parrhesia），福柯1983年秋柏克利讨论班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也未公开发表），约瑟夫·皮尔森（Joseph Pearson）编，（Evanston； Ill； 1985）。在这些讨论班里，福柯像在自己的最后几堂课里一样，强调了说真话的危险性，尤其是当说真话可能触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或触犯那些害怕说真话会使自己名誉扫地的人的时候。
埃尔维·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Paris； 1990），第110页；英译，同名书（To the Friend Who Did Not Save My Life），琳达·科弗代尔（Linda Coverdale）译（New York； 1991），第97页。关于吉贝尔这部影射小说的史料价值，参见第11章。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348—349页；英译，第325—326页。参看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31—33页；英译，第23—25页。
同上，第32—33页；英译，第24页。
第一章 作者之死注释（2）
参见埃德蒙德·怀特（Edmund White）1990年3月12日的访谈。在公开场合下，德费尔矢口否认任何类似的情感，我认为就这一点对他提问是不合适的（或是没有成效）。（关于德费尔的正式立场，注意他在1987年对让—保罗·阿宏的回应的措辞，下文有转载。）然而，在1990年3月25日我对他进行的访谈中，德费尔的确明确说过，他是一直到福柯死后才知道福柯患有艾滋病的。
关于德费尔和AIDES，参见热拉尔·考斯科维奇（Koskovich）：“巴黎来信”（Letter from Paris），载于《倡导者》（The Advocate），1986年3月4日，第31—32页。关于公开流传的最耸人听闻的谣言的例子，参见卡米利·帕戈里亚（Camille Paglia）；“Junk Bonds and Corporate Raiders： Academe in the Hour of the Wolf”，载于《Arion》（1991年春季卷），第195页：“福柯之果酿造出的是苦酒。他是没有莎乐美的希律王。这是一个精神残损的男人：根据可靠消息，我听说了福柯在得知自己患艾滋病以后的公共行为；如果这些消息属实的话，福柯就该受到每一个有德者的谴责。”有关此谣言及其虚假性质的更多情况，参见上文作者的后记。
SP，第200—201页；英译，第198页。
该记者即热拉尔·考斯科维奇，我在1989年9月30日采访过他。他还慷慨地让我听过他当初与让·勒比杜谈话的录音带。
考斯科维奇：“巴黎来信”，《倡导者》（1986年3月4日），第31页。参阅1989年9月30日考斯科维奇访谈录。
让—保罗·阿宏，“我的艾滋病”（Mon Sida），《新观察家》，1987年11月5日，第44页。在他的《现代人》（Paris； 1984，第216—233页）一书里，阿宏把福柯描绘成一个非常下流的家伙，“脾气乖戾”，“反复无常”，总是想方设法地引诱好看的男孩子。尤其见第219—220页：“这个对支配吹毛求疵的人本质上渴望支配［世界］。我把他想像成15世纪一个天生的审查官……他扮演僧侣的角色［例如，萨佛纳罗拉］（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改革家，多明我教会的僧侣，拥有大量追随者，1494年将梅第奇家族逐出佛罗伦萨。后来因批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而被逐出教会并处死——中译者注），火烧邪恶之物，为基督君主开拓疆土，反对异教徒，统治佛罗伦萨……”阿宏对福柯所作的这番漫画式描绘，虽然用心卑劣，但也不无趣味，因为它显然是行家的手笔。
达尼埃尔·德费尔：“‘贼喊捉贼’”（‘Plus on est honteux；plus on avoue’），《解放报》（1987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2页。注意德费尔怎样在他的第一句话中从“我们”悄然变成了“我”——如果“我们”感到了羞耻，“我”就决不会创建AIDES协会了……但是，受到争议的自然不是德费尔的羞耻感。他在福柯死后企图辩明福柯并无这种羞耻感，似乎很难说得通。
让·勒比杜：“真正的福柯”（The Real Foucault），《纽约人》（New York Native）（1986年6月23日），第５页。
德费尔1990年3月25日的谈话。在和迪迪埃·艾里邦的一次谈话中，保罗·韦纳声称他在福柯死后见过他在1993年11月写的一则日记，其中说道：“我知道我有艾滋病，但我的歇斯底里使人将它抛在了脑后”（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348页——这段话在艾里邦该书的英文版和经过修订的法文第二版中被删去了）。德费尔激烈地否认福柯写过这样的日记。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在1983年间，福柯曾向美国和法国的一些人表达过他日渐增长的对艾滋病的担心。可参见本书第十章末尾所述福柯1983年春在柏克利同米勒及菲利普·霍尔维茨（Philip Horvitz）的谈话。
在1981年至1984年间，福柯周围有不少医生和学术界朋友，他们了解这个折磨同性恋者的神秘的新病种的最新情况。埃尔维·吉贝尔在他关于艾滋病（和福柯）的影射小说的第２０章中，提到了福柯和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及其他一些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医生和知识分子组织的研究小组：该小组在塔尼埃医院聚会，当时法国最早的一些艾滋病患者正在那里接受治疗。他“在开会时总是咳得非常厉害”，吉贝尔写道，但“他却拒绝看医生，直到这一会诊活动的负责人说出了他对这种不断干咳的担忧之后，他才不再坚持了”。福柯的病情显然就是这样迟迟才被诊断出来的。（参见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31—33页；英译，第23—25页。）关于福柯对不断增加的艾滋病及其危险的存在证据的反应，参见汉斯·斯拉格（Hans Sluga）和米勒（DAMiller）的回忆，本书第十章对此有详细叙述。吉贝尔记得，早在1981年他在和福柯的谈话中就提出过一种新的“男同性恋癌”的可能性：他一提到这个问题，福柯立即放声大笑：“仅仅袭击同性恋者的癌症，不，好得难以置信，我会笑死的！”［参见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21页（英译见第13页）。在1990年3月16日的电视节目“Apostrophes”中，吉贝尔讲了完全一样的故事，这一次直接用了福柯的名字。埃德蒙德·怀特回忆了他和福柯在巴黎的一次类似的谈话，也是在1981年。］
关于旧金山同性恋社区活动及福柯的参与，我在第八章中作了详尽的讨论。
卡塔利娜·冯·毕劳（Katharina von Bülow）：“反驳是一种职责”（Contredire est un devoir），《争鸣》（Le débat）第４１期（1986年9月—10月），第177页。
福柯关于“heterotopia”最有名的定义（即认为那是一处与utopia正相反的地方，那里“言语被当场止住”，传统知识的令人宽慰的确实性发生了消解），参见MC，第9—10页；英译，第xviii页。关于各种能当场止住言语的极端体验（“势不可当的、不可名状的、……令人销魂的”，等等），参见“无穷尽的语言”（Le langage à linfini），《泰尔盖尔》（Tel quel）第１５期（1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