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志-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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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徐松与《宋会要辑稿》
徐松（1781—1848年），字星伯。清代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人。嘉庆进士，授编修。嘉庆十四年（1809），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
宋代编纂的本朝会要共有10种，总计2200余卷，但到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除《国朝会要》、《续会要》、《政和会要》、《乾道会要》、《中兴会要》、《光宗会要》、《宁宗会要》的内容按事类分隶于各韵被编入《永乐大典》外，其余均已佚失。
徐松利用职务之便，将馆存《永乐大典》中的各种《宋会要》的条文一一抄出，共得500卷。由于这项辑佚工作迁延日久，徐松还未来得及整理编排，便因病去世了。
徐松的这部辑稿后几经辗转，经他人增补删并，合为366卷，1935年被影印出版，定名为《宋会要辑稿》。《宋会要辑稿》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宋代史料。由于《永乐大典》的佚失，这部辑稿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成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典籍。
徐松在历史地理等领域也有建树，著有《新疆识略》、《新疆赋》、《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唐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等书。
六、王灏与《畿辅丛书》
王灏（1823—1888年），字文泉，号坦圃。清代直隶定州（今属河北）人。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会试不第，落榜而归。
王灏系地方豪强，富有资财，喜好搜集图书，家中藏书有10218卷、名人字迹金石千余种。他一向倾慕明代汲古阁毛氏和知不足斋鲍氏，搜集了燕赵地区“二千余载名贤遗籍，博延方闻缀学之士，校雠编订”，民国《定县志》卷一三《文献志》。辑编《畿辅丛书》，并于光绪五年（1879年）用“定州王氏谦德堂”的名号开始刊刻。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王灏因病去世。《畿辅丛书》尚未全部刊成。后经武进陶湘重为编订，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成书。《畿辅丛书》按四部分类，共收入书籍173种。经部22种，史部22种，子部31种，集部39种；另收入永年申氏、颜习斋、李恕谷、孙夏峰、尹健余、崔东璧六家遗书59种。
王灏嗜书如命。凡自己所无之书，“必求之，不较直”。凡卖给他“异书”，他均予以重酬。“闻有善本，使人赍重金，不远千里，必得而后已”（《畿辅先哲传·师儒六》）。因此，《畿辅丛书》收录诸书中，多有流传较少之书，加上校雠精审，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丛书。王灏本人也被李鸿章誉为“畿南文献”。
第五节 地方志
一、燕赵古方志
燕赵地区最早的古方志，见于记载的有东汉章帝时李恂的《幽州山川屯田聚落》、东汉末年卢植的《冀州风土记》。《幽州山川屯田聚落》系山川、屯田、聚落的分布图，“图写山川屯田聚落”（《后汉书·李恂传》），共百余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名为“图经”、“记”、“地记”、“论”之类的燕赵地区古方志数量明显增多，见于记载的有魏国卢毓《冀州论》、何晏《冀州论》、晋代裴秀《冀州论》、荀绰《冀州记》、乔潭《冀州记》、陆岁羽《邺中记》、张曜《中山记》；北齐李公绪《赵记》、邢子励《赵记》、虞氏《赵地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阳休之《幽州古今人物志》以及未著撰人的《幽州图经》、《冀州图经》等。
唐宋时期，地方编修图经方志已经形成定制。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图经方志有《上谷郡图经》、《固安图经》、《河北记》、《河北路图经》、《新州记》、《河北险要图》、《河北图》、《咸平河北东路地图》、《河间图经》、《河北三十四州军地图》、《常山图经》、《相台志》、《临漳志》、《信都记》等。
金元时期，见于记载的燕赵地区方志有《碣石志》、《清州志》、《献州记》、《相台续志》、《保定路志》、《燕京志》、《析津志》等。
《析津志》是元代熊自得编纂的关于北京历史的最早的一部方志，也是燕赵地区现存的最早的一部方志。
《析津志》原本早已散佚，今仅存有后人从《永乐大典》、《大元一统志》等书中辑录出的辑本。《析津志》门类有户口、田粮、额外钱粮、军屯、乡社、坛场、廨宇、寺观、风俗、土产、山川、关隘、文庙、学校、人物、孝行、仙释、艺文等。在宛平、大兴各县下，则有各县建置沿革、县境、至到、民屯、闸河等项。体例颇为完备。明朝永乐年间修《顺天府志》时，从体例和内容上，多沿袭和征引了《析津志》。
二、明清直隶地区的方志
明代方志的编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体例也较前代更为完备。现存明代直隶地区的方志约百种左右。现存最早的一部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永乐《顺天府志》，其次为正统《大名府志》。但明代方志编纂的水平普遍不高，缺少上乘佳作。
清代方志的数量急剧增加，光绪直隶各地方志总数达500部左右。更有不少名人参预修志，故产生了不少影响颇大的方志。其中，以光绪《畿辅通志》、光绪《顺天府志》、光绪《天津府志》、乾隆《永清县志》最为著名。
（一）光绪《畿辅通志》
有清一代，曾三次纂修《畿辅通志》。康熙时，由于成龙、格尔古德主持，郭棻主笔，纂成《畿辅通志》46卷。由于时间仓促，草率成书，康熙《畿辅通志》的编纂质量明显不高。雍正时，由唐执玉、刘与义、李卫相继主持，陈仪承主笔，纂成《畿辅通志》120卷并图1卷。同治、光绪间，由李鸿章主持，黄彭年主笔，又纂成光绪《畿辅通志》300卷（卷首1卷）。
三部《畿辅通志》中，以光绪《畿辅通志》的编纂质量为最好。它以“纪”统包诏谕、宸章、京师、陵寝、行宫，以“表”统并府厅州县沿革、封建、职官、选举，以“略”统记舆地、河渠、海防、经政、前事、艺文、金石、古迹，以“传”统叙人物，并辅以“识余”、“叙录”，较好地汇集了各类资料，全面地反映了畿辅地区情况。在有清一代的各省通志中，它以资料丰富、体例完备而被推为巨擘。
（二）光绪《顺天府志》
张之洞、缪荃荪等编纂。始修于光绪五年（1879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书，130卷。全书共分京师、地理、河渠、食货、经政、故事、官师、人物、艺文、金石等10志，志下分目。该志因编写人员多系名流，编纂精良，故被誉为近世方志之冠。
（三）光绪《天津府志》
天津方志的编修始于明代。当时，有嘉靖《蓟州志》、正德和万历两部《天津三卫志》。清乾隆时，程风文、吴廷华等撰有《天津府志》40卷，分为天章、地舆、星土、形胜疆域、风俗物产、山川、城池公署、乡都户口、学校、古迹、田赋、盐法、驿递、兵制、河渠、祥异等24目。光绪时，沈家本等又在旧志的基础上再修《天津府志》54卷（卷首1卷、卷末1卷），增入诏谕、圣制、恤政、经政等目，并增添了地图。与旧志相比，光绪《天津府志》更为完善。
（四）乾隆《永清县志》
在乾隆《永清县志》之前，永清县曾有四部县志，即《文渊阁书目旧志》中所载的《永清县图志》、《文渊阁书目新志》中所载的《永清县志》、明朝万历《永清县志》、清代康熙《永清县志》。除康熙《永清县志》外，其他三部均已佚失。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永清知县周震荣延请著名学者章学诚为总裁，编修《永清县志》。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永清县志》修成，共25篇（不分卷）。
乾隆《永清县志》是章学诚在《和州志》后编纂的第二部方志。章学诚在编纂体例上有不少创新：用“记”来记述“皇言”和“恩泽”；用“阙访列传”来记述“传闻异同”、事实难征之事；用“前志列传”来历述旧志；又改“考”为“书”，用来叙述典章制度；改“艺文”为“文征”，用来辑录诗文。另外，章学诚较为重视社会经济活动，在“户书”中特意对当时永清县的“见行物价及市易流通”作了专门记载。
乾隆《永清县志》系章学诚方志体例思想尚未完全成熟时的作品，因此显得有些芜杂繁赘。但瑕不掩瑜，乾隆《永清县志》在当时刊出后，立刻引起了重大反响，被誉为方志的上乘之作，其编纂体例甚至成为不少地方志的模式。
第六节 教育
一、荀子的教育思想
荀子作为战国后期集大成的著名思想家，其教育思想也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影响。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和“解蔽”，而教育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对全民施教而培养出“士”、“君子”，乃至“圣人”。这与他的“制天命”和“善伪”思想是一致的。
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荀子主张务实和启发诱导，强调“学”、“行”、“思”三者的辩证统一。他说：“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以自诬，外不以自欺。”（《荀子·儒效》）反对不懂装懂，自欺欺人。他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认为“行”是学习和认识的最终目的。他还用“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荀子·劝学》）作比喻，强调“专心一致、思虑熟察”（《荀子·性恶》）的学习态度。
荀子主张学习应循序渐进，“锲而不舍”（《荀子·劝学》），持之以恒，并且要“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荀子·非十二子》），“无留善，无宿问”（《荀子·大略》）。荀子注重教师的社会地位，常把“师”与“君”并称，说：“天地者，先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他认为教师的任务主要有三，即“正礼”、“卫道”、“楷模”。他同时也强调教师的素质，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
荀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格言式的表述，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即使在今天，也闪现着睿智的光芒。其博大精深，不仅“比孔子的见解要高明得多，就是和孟子、墨子作比，由于荀子融合了诸家教育思想，显然也有进一步的发展”。郭志坤：《荀学论稿》，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3页。
二、南北朝时期的私学
北魏中期以后，由于天下安定，私学蓬勃发展，“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魏书·儒林传》）。特别是燕赵地区，私学尤为盛行。当时，勃海（治今河北南皮县北）程玄、清河（治今山东临清县东北）监伯阳、渔阳（治今北京怀柔县东）鲜于灵馥、饶阳刘献之、中山（治今河北定州市）张吾贵与王保安、武邑（治今河北武强县西南）刘兰、范阳（治今河北涿州市）孙买德、赵郡（治今河北赵县）梁祚等人均在家乡聚徒讲学。其中，张吾贵与刘献之最有名气，“海内皆曰儒宗”（《魏书·刘献之传》。
张吾贵曾在郦诠门下学习《礼经》，在牛天祐门下学习《周易》。其后，他又曾向刘兰学习《春秋左传》，揉合杜预和服虔的注解，标新立异，“好为诡说”（《魏书·张吾贵传》）。张吾贵一生没有著述，学问没有根基。尽管学生众多，“每一讲唱，门徒千数”（《魏书·刘献之传》），但在他的学生中却没有产生什么著名学者。
刘献之曾受业于程玄，精通《毛诗》，撰有《三礼大义》4卷、《三传略例》3卷、《注毛诗序义》1卷、《章句疏》3卷。他的著录弟子只有几百人，但却都是“经通之士”（《魏书·刘献之传》）。曾受业于徐遵明的李周仁也曾向刘献之学习《毛诗》，得其精微。李周仁又向董令度、勃海程归则传授《毛诗》。程归则再传《毛诗》于渤海刘敬和、乐城张思伯、勃海刘轨思。“二刘”均为治《毛诗》的大家，“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北史·儒林上》）。
在张吾贵、刘献之之后，擅名燕赵、“海内莫不宗仰”（《北史·徐遵明传》）的经师当属徐遵明。
徐遵明（474—529年），字子判，华阴（今陕西属县）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17岁的徐遵明与同乡毛灵和等人结伴赴燕赵求学。先后拜屯留王聪、中山张吾贵、范阳孙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