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拉姆讲述考古的故事-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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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破译楔形文字（图）3
1775年6月9日，乔治·弗莱德里希·戈罗特芬德生于德国闵登。他早年在闵登师范学校学习，后转到伊勒菲尔德师范学校，继而到哥根廷攻读哲学。从1797年起，他在哥根廷市立中学当老师，1803年任法兰克福中学主任，后出任副校长。1817年，他组建了德国语言研究学会，1821年任汉诺威学会主席，1849年退休，1853年12月15日逝世。 在戈罗特芬德的一生中，本来是没有机会做出惊人的成就。但在27岁那年，却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能找到楔形文字的破译途径。有一天，他同几个同事一起喝酒，趁着酒兴和别人打赌，想试一试自己的聪明。当时只有几张拙劣的波赛波里斯楔形文字的抄本在手边。凭着年轻人的聪颖，他竟然很快就找到关键的所在，从而解开了当时第一流学者已经宣告无法解开的难题。1802年，他把第一批研究成果递交哥根廷科学院。戈罗特芬德后来撰写了大量哲学著作，这些书早就淹没在故纸堆里了，流存至今的就只有那本《关于波赛波里斯楔形文字的评论之我见》。
他是用这样的方法找到的： 在性质上，波赛波里斯的几篇铭文之间有显著的区别，有几块黏土牌上的文字分三种，并排写成三行。戈罗特芬德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曾经读过一些希腊作家的历史，所以熟知波赛波里斯的古波斯国王的一些历史。公元前540年左右，巴比伦军队被塞浦路斯消灭了，巴比伦文明被摧毁了，为波斯王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戈罗特芬德认为，从上述史实可以推定，至少黏土牌上有一段文字应该代表的是征服者的语言。 戈罗特芬德认为，把最重要的内容写在当中是通常的习惯，故而当中的一行应该是古波斯文。另外他还发现，多次重复出现了一组符号和一个单独的符号，他就猜想这组符号代表“国王”这个单词，而那个从左向右倾斜的楔形符号大概就是连接符号了。从另外几篇铭文中可见到的类似现象能够作为这些想法的佐证。 戈罗特芬德的工作刚刚开头，真正把握的要点还少得可怜，这些文字应该怎样读呢？———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对此他都一无所知。幸好他年轻，所以没有更多的其他顾虑，而可以一往无前刨根究底。20年之后，商博良破解象形文字时就没有这么大的阻力了，因为他毕竟还有罗塞达石碑。 戈罗特芬德首先确定了一个基本点，即楔形符号是文字而非装饰图案。接着，因为所有符号中没有一根曲线，由此推断创造这种文字并不是为了书写，而是为了在某些永久性的材料，如黏土等上镌刻留传的。今天我们知道，这种记录语言的方法看上去虽然十分费力，但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古波斯，这种文字却完全满足了政治和经济交流的需要。现在的打字员打一封公函要用复写纸留底，而古波斯的抄写员则把文件刻在一片片的软胶泥上，一份发出去，一份存底。新制的泥板放在烤炉里很快烘干了。 他接着指出，绝大多数的楔形文字的排列是尖端朝下或朝右，两条楔形相交的夹角总是向右开口。这种现象看来十分简单，但是他从中却推断出如何阅读楔形文字。他写道：“手书楔形文字时，必须确保垂直的楔形笔划的尖端朝下，斜向的笔划尖端朝右，夹角的开口也朝右。这样就可以知道楔形文字是横向书写的，而不是垂直书写的；另外，印章的圆柱形边上的形象，不能当做书写方向的依据。”同时他断定阅读楔形文字应该是从左到右，这是只有欧洲人认为是顺乎自然的事情。 然而，这些全部和具体的破译工作毫不相干，也即并不能够解开这些文字含义的问题。尚末解决的是关键性的问题，而这关键时刻恰恰表现了戈罗特芬德的天才。天才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其中有一点是天才善于化繁为简，并能把事物内在结构的规律识别出来。戈罗特芬德觉悟到的道理是惊人的简单。 他想手中的楔形文字为古代铭文，而在书写的某些形式上，铭文往往历时甚久而很少变化。在他居住的地区，有许多墓碑上刻有“安息吧”的字样。很久以来这个词就被他的祖先不断使用，而且他的子孙后代还会频繁使用。既然这样，可不可以这样设想，看得懂的新波斯铭文中的某些单词或词组，在旧波斯文中也能够找到呢？比如，波赛波里斯的铭文是不是有可能———开头是这样的话： “X，伟大的国王，诸王之王，A和B之王，Y的儿子，伟大的王，诸王之王。”……换言之，是不是那黏土牌上的三行铭文里，都包含着完全相同的，颂扬帝王的套语呢？他就很聪明地发展了原先的一条设想，即有一组重写出现的楔形笔画代表“王”字。于是由此能够得出下面的推论：如果这个设想是正确的，那么第一个词一定是国王的名字，下面一定是一条倾斜的楔形笔画，用它把这一个词和下一个词隔开。随后是两个词，其中之一必须是“王”的意思。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词，由于重复的次数较多，因此易于识别。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破译楔形文字（图）4
戈罗特芬德的推理非常复杂，上面只作了简略的介绍。然而，在平静的哥根廷，这个年轻的中学老师最后终于证实，尽管与那些楔形文字的发源地相距几千英里，时间相隔3000年，但他那些关于破译楔形文字的设想是正确的，这时他的喜出望外就可想而知了。当然，如果说他已经全部证实了依据这种设想得出的译文，也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了；他的功劳就是找到了反复出现的称号的含义，和“国王”这个单词。谁会承认这种发现呢？发现了这一点，他的收获到底是什么呢？ 他把自己的心得重新思索了一遍，又发觉手头所有的铭文中，几乎每一行的开头都是同样的两种楔形文字的组合。仔细地反复地审视，每行的开头都只是两种词组之一。根据他的理论，这些词组里应该包含国王的名字。这时他又发觉，两种不同的词组却出现在有些铭文的同一行中。 戈罗特芬德飞快地思考着。这样一致的内容能不能理解为这里边只有两个国王的名字呢？另外，在有些地方，他看到两个词组是紧密相连的；根据古典的传统形式，两个词组代表的人物的关系会不会是父子呢？ 他注意到当两个名字分开时，第一组词的后面跟着一个可能是代表“王”的符号，而第三组后面却没有。这样，他运用自己的理论就推算出如下的排列： X（王），Z的儿子， Y（王），X（王）的儿子。 到此为止，戈罗特芬德的成绩还只是纯理论性的，他推断的根据不过是一些词组的重复次数的多少，和某些词组之间连接的顺序。但当再一次审视自己的理论时，他倏然间为自己的设想找到了一条完整无缺的、颠扑不破的根据。这时他的激动是无法形容的。 给他带来这样启发的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呢？ 其实简单得很，特别的东西是一个空白，是有的地方缺了一点什么；说得准确一些，是第二组词的后面没有“王”字。 假如上述的排列是正确的，那就说明它是祖父、父亲和儿子三代相传，其中父亲和儿子做了国王而祖父没有。戈罗特芬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终于放心了：只要找出波斯王朝中有哪几代同这个情况一致，那就证实了他的理论，第一批楔形文字也就能成功破译了。
我完全肯定，现在只要找出阿齐曼尼德王朝的两位国王的名字就够了。……于是，我就动手检阅波斯国王的世系，看看哪两个名字与这段铭文最为相契。这两位国王不会是居鲁士和冈比西斯，因为铭文中的两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不同（但居鲁士和冈比西斯两个字的首位字母都是C———译者注），也不会是居鲁士和阿塔薛西斯，因为这两个字同铭文中的两个名字相比，第一个名字太短，第二个名字太长。剩下的名字就只有大流士和薛西斯最恰当了。这两个名字和铭文十分相符，可以肯定正确的答案找到了。还有一个现象能对这一点作进一步的证实，即在儿子的铭文中，父亲的名字旁边有代表王位的符号，但在父亲的铭文中却没有这种符号。全部波赛波里斯的铭文都能够证实这个现象。
这就是证据，它的逻辑性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还有最后一步工作要做。到此为止，戈罗特芬德使用的国王名字用的是希腊文，尤其是希罗多德传下去的写法。戈罗特芬德知道那祖父的名字，并据此作出解释。他写道：
由于这几个名字准确破译了，现在已经识别出来的字母有12个之多，其中包括皇室称号的全部字母，只缺少一个字母。下一步应该把只有希腊文的波斯人名译回波斯原文，这样每个国王的名字就能够知道了，也就可读懂这铭文了。从赞德…阿伟斯塔（波斯经卷的总称），我已经了解到，希斯塔斯辟斯这个名字在波斯语中读作“戈斯查斯波”、“齐斯塔斯波”或“维斯塔斯波”。这样，我就搞清楚了在大流士的铭文中“希斯塔斯辟斯”这名字的前七个字母。最后三个字母我已用对比所有国王名字的方法搞清楚了。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破译楔形文字（图）5
到这里，终于有了一个开端。 随后是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直至三十多年之后，才有人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法国的埃米勒·伯恩诺夫和德国的克里斯坦因·拉森是对楔形文字的破译科学作出贡献的后来者。1836年，这两人发表了研究报告。 很多人知道破译了象形文字的商博良，但很少听人说过戈罗特芬德，这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学校里从未讲授过戈罗特芬德的理论，许多现代百科全书对他只字未提，有的不过在参考书目中一笔带过。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铭文的破译史上，戈罗特芬德是开路先锋。 领先的是戈罗特芬德，尽管有一个英国人也是独自进行研究之后并破解了楔形文字之谜。这个人的发现是具有典型的科学性的，但他对亚述学所作的贡献直到1846年才公诸于世，而这时，戈罗特芬德的破译方法已被伯恩诺夫和拉森作了改进和补充。 但这位英国人的功绩在于他的方法比他的先行者大大前进了。他制定了一整套破译方法，使得楔形文字能够和别的语言一样在课堂上讲授。由于他，楔形文字走出了专家的工作室，进入了大学的课堂。对19世纪不断出土而积累下来的篇幅浩繁的古代铭文（有一次竟出土了一座黏土牌的古图书馆，此事容后详述），只有应用他的方法，才能够处理。这里有一件事能够说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埋藏的资料有多么丰富：从1888年到1900年，伏尔拉斯·希尔普莱赫特率领一支考察队，在尼普尔（古巴比伦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上———译者注）搜集了大量的楔形文字铭文土牌，由于数量太多，破译和出版工作至今还在进行之中。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尼布甲尼撒的黏土牌词典（图）1
1837年，亨利·克莱斯维克·罗林生少校，这位波斯国防部的英国职员，借着滑轮、吊车把自己缒到白希斯吞附近一处峭壁旁，抄录了摩崖石刻上的古文。罗林生是把亚述学同政治生涯相结合的第二位外交官。 罗林生的考古活动是冒险而进取的，正好与戈罗特芬德的文静与稳健相反。一次偶然的机遇使他对波斯古文的爱好开始了。17岁的罗林生，以军校学员的身份乘船取道合恩角前往印度。在船上，他编辑并出版了一份刊物，目的只是排遣旅途上的寂寞。一位名叫约翰·马尔科姆爵士的旅客，不仅是孟买的长官，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东方学者。他对这位深夜不眠的、年轻的军人编辑很是关注，他同罗林生作了一次长谈，话题自然而然是爵士爱好的东方学，由于这个孟买长官热中于研究波斯的语言、文学和历史。这次长谈对罗林生一生的事业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罗林生1801年出生，1826年参军，在东印度公司服役，1839年到阿富汗坎大哈任政治代表，1843年任英国驻巴格达领事，1851年晋升为总领事，并授中校军衔。1856年返回英国，当选国会议员，同年出任东印度公司理事。1859年任英国驻波斯公使，1865—1868年重任国会议员。 罗林生开始钻研楔形文字时，用的黏土牌就是伯恩诺夫当年用过的。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对戈罗特芬德、伯恩诺夫和拉森的成果他一点都不知道，但却运用同戈罗特芬德十分相似的方法破译出了三位国王的名字，大拉雅乌什（大流士）、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