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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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顿时明白，自己上了李士群的当。
李士群与周佛海两人，一直在汪精卫面前争功邀宠，周佛海暗通国民党军统，原属中统的李士群就联络共产党。面临日本人诱降重庆蒋介石的局面，汪精卫正在担心自己的地位。李士群在此时引见中共代表，其实是为了汪精卫的需要。
这种绑架式的会面，潘汉年很不情愿。思考再三，为了保持情报联系，潘汉年还是同意了。
第五章 深入虎穴
中共“南委”失手（3）
会面交谈不多。
汪精卫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联合，请共产党参加自己的联合政府。
潘汉年表示共产党不会退出重庆的参议会来参加南京的议会。如果汪精卫将来另找出路，会给一个转身的余地。
回到上海，李士群又邀请潘汉年与日本军官都甲大佐见面。这个都甲大佐是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七十六号的顾问。他客气地向潘汉年介绍清乡的目的，希望新四军不要破坏津浦路南段的铁路交通。
看来，日军已经承认新四军不可剿灭的现实，准备放弃农村只保城市和交通了。
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面。这时潘汉年已经感到，此人并非真心投靠，而是想利用共产党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把李士群应付过去。
这年夏天，李士群在内部斗争中失势，被日本人毒死。潘汉年经营四年的这条情报线索，随之中断。
潘汉年当时没有想到，这次与汪精卫的会面，会产生那样大的后果。
回到淮南根据地，潘汉年本想向领导汇报这次会面，可是，饶漱石正在发动整风，连新四军军长陈毅都整。潘汉年若是在此时汇报这次未经事先请示的会面，后果难料。潘汉年犹豫了。
国民党不知是否得到什么消息，在报纸上鼓噪，共产党派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勾结汉奸。
延安方面没有收到潘汉年有关报告，立即辟谣。
后来，潘汉年到延安开会见到毛泽东，正想说出此事，毛泽东主动说：“中央信任你！”潘汉年一犹豫，错过机会。一直到建国后，扬帆案件牵扯胡均鹤被捕，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自己当年与汪精卫的见面。毛泽东得知此事大为震惊，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可重用。”以后，就发生潘汉年后半生入狱的悲剧。
情报工作，常常是单线联系，一旦上级出了问题，旁人很难提供证明。潘汉年受到怀疑，连累本系统大批秘密情报人员。华克之、袁殊、关露等人都被捕了。直到1982年，这批人才得以同潘汉年一起平反昭雪。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
以往，人们知道，毛泽东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实，若是算上远亲，毛家死的还要多些。毛泽东的家族还为情报工作做出了牺牲。
1938年，毛泽东的侄子毛远耀和表侄王德恒从白区到延安，同在抗大三期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有钟惦菲、吴冷西、铁军、强万夫（秦平）、王仲方等人和第五演出队全体人员，王德恒还是六班班长。冬天，七八个同学挤在一个大火炕上，半夜突然一声巨响！大家惊起，只见屋里烟雾弥漫，好像是特务暗害。仔细检查，原来是火炕烧得太旺，把强万夫和周国英的被子烤糊了，一块石头被烧爆了。
同学中，强万夫在山西牺盟会入党，算抗战以前的老党员，帮助毛远耀恢复了组织关系，又介绍王仲方、艾叶、铁军入党。强万夫还陪王德恒去凤凰山见毛泽东。
抗大毕业后，毛远耀分配到八路军印刷所任所长。王德恒年纪较大，当过记者，写过书，抗大毕业后被派往国统区工作。国民党特务发现王德恒是毛泽东的亲戚，趁其乘坐江轮的时候，将其打死在江水中。王德恒牺牲的时候，女儿王海容还没有出生。①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老情报们说：作为一个深入虎穴的情报员，首先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老情报们又说：一个人有两个生命，一个生理上的生命，一个政治上的生命。时刻准备献出生理生命的情报人员，往往更加重视政治生命的纯洁。
可是，情报工作的特点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就使得情报人员容易面目不清。冒死对敌，取得辉煌成绩却不能宣扬；胜利之后，却因自己人误解而危及政治生命！
这就是多少情工人员的悲剧命运。
情报员的人格力量也在这里。
出行南方之前，华克之向毛泽东表态：从此隐姓埋名，宁可烂入泥沙！建国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出狱后身居陋室，没有等到彻底平反就去世了。人们发现，遗物只有一张恋人的照片。关露与王炳南相恋多年，抗战胜利后得以相聚。但是，王炳南从事外交工作，从大局出发中止与关露的恋爱。于是，关露的后半生在孤独中度过。
悲剧！
牺牲与误解，伴随这些“红色情工”的一生。
可是，作者没有发现这些人有后悔表示。
也许，这情报生涯，实在太有魅力？
①王炎堂：前中央调查部副部长，2003年1月28日采访。王炎堂参与中社部与中情部的机构变动过程。
①开诚：《李克农——中国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李克农在抗战初期筹建多个城市的八路军办事处，1941年回到延安负责中情部工作。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本书第六章将详述杨宏超案的实情。
②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18日采访。毛培春是边保打入国民党军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员。李启明掌握毛培春从参加边保到牺牲的全部经历。
③王炎堂：前中央调查部副部长，2003年1月28日采访，许多描写这个战例的文章尚未提到其中有情报作用，还是王炎堂提供陈赓创立临汾情报站。
第五章 深入虎穴
中共“南委”失手（4）
①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社。中统局长徐恩曾亲自撰文，总结与共产党多年斗争的经验，深感抗战期间反共的艰难。
①熊向晖：前中央调查部副部长，2000年11月10日采访。建国后，“后三杰”均担任重要职务，熊向晖、陈忠经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申健任中央联络部副部长。
①郝在今：《协商建国》，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本书记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召开首届政治协商会议，完成建国使命的经过。其中有大量中共统战工作的秘闻。
①韩厉观、陈立平：《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华克之是具有杰出间谍素质的人物，可惜受潘汉年案牵连，出狱时已垂垂老矣。
①郑义：《中共情报首长》，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此书介绍多位中共情报首长的简历，其中也提到中共情报工作的杰出范例。但是，此书也有不准之处。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作者在报刊上见到有关中共侦获德国进攻苏联日期情报的报道，特意向罗青长核实。
②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这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美方出钱出设备出技术，为中方培训特务，帮助国民党军统畸形扩张，成为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军统将逮捕的地下共产党员关押在这个中美所里。
③阎明复：中国慈善总会会长，2000年11月20日采访。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曾经留学苏联，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俄语翻译，1979年出任中央统战部长，1989年后任中国慈善总会会长。张学良将军百岁诞辰，还专门邀请这个故人之子到夏威夷参加庆典。
①吕黎平：前沈阳空军副司令，1994年采访。西路军残部400多人被陈云接到新疆之后组成新兵营，在苏联的帮助下学习飞行、炮兵、装甲、通讯等现代军事技术。吕黎平是航空队队长。他的12名战友被陈云、邓发挑去作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作者在北京联系到这个情报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刘鹤孔，他当年的事迹就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样惊险。
①李悦：《情报英才王新潮》，公安史资料。这段事迹透露苏共在中国情报活动的一角。
②姚伦：《我在情报工作中的一次奇遇》，《历史瞬间1》；群众出版社。没有当成“苏联特务”的姚伦，却从此进入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先后任晋察冀社会部审讯科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审讯科科长，建国后担任公安部预审局局长，承担多项重大案件的审讯工作。
①梅黎：1998年12月8日采访。梅黎记忆奇佳，谈起香港的情报生活纤细毕至，对于潘汉年的衷心钦佩更是溢于言表。梅黎“住机关”的龚饮冰是中共特科成员，其子龚育之是中共的大笔杆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建国后，张惟一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潘汉年被捕后，张惟一心情沉重，1955年去世。梅黎还叙述陈曼云同小泉在不久前的有趣重逢。
①柯兴文：《魂归京都——关露传》，群众出版社。关露执行这次任务，蒙受“汉奸文人”的误解，后来又因潘汉年牵扯而被捕入狱。作者采访的其他人也提到关露的贡献。
①方知达、梁燕、陈三百：《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东方出版社。这本经过有关方面审查的书籍，透露一个日本间谍小组的秘史。王炎堂将其推荐给作者，作为中共对日情报工作的杰出范例。
①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社。破获共产党“南委”，是徐恩曾惟一可以得意的战绩。
①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知晓周恩来在国统区的秘密统战活动。“南委”失事后周恩来的机断处置与感情痛苦，反映了情报工作领导人的特质。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采访时作者特意追问毛泽东会见亲戚的情况，可秦平说：我把他引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面，自己在卫士室等了一个多小时。纪律严格，不该知道的就不知道。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延安公审汉奸
连载：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作者：郝在今
“特务”，“侦探”，“奸细”，“间谍”。
非专业人士，有谁能够弄清这些专有名词的区别？反正这些人都是保卫部门“反”的对象，于是有了“反特”、“反探”、“反奸”、“反谍”。
如果查阅字典，你会发现这几个词义在循环解释，还是区分不清。依照惯例，“特务”
的工作内容比较宽泛，从事情报、行动等秘密工作，包括保卫工作，都可算特务。侦探的工作主要是刺探敌人的军情，可以临时使用平民充任，不像特务那样专业。奸细，则特指背叛自己本来所属阵营而为敌方进行情报服务的人，属于政治定义而非专业定义。间谍的定义最为严格，专指打入敌方阵营从事情报、行动工作的人，不像特务那样包括在本机关从事的工作。在中共保卫系统中，战争年代经常要“反侦探”，抗日战争叫“锄奸”，建国初期称“反特”，现在的标准说法是“反间谍”。
保卫工作有多项任务，反间谍，始终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工作。
抗日战争的时候，反间谍叫做“锄奸”——铲锄奸细——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是“汉奸”呀！
中国不乏亡国灭种的历史，最为沉痛的教训之一是：强敌不可怕，更为危险的敌人还是出卖自己人的奸细！
又一个令人沉痛的事实摆在面前：中国人里面从来不缺汉奸。
东北有前清皇帝溥仪，南京有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华北有政务委员会主任王克敏，这些中国的大人物公开为日本人成立汉奸政权。基层汉奸也多，各沦陷区的乡村普遍建立维持会，本地士绅出面为日本人维持统治。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汉奸开展活动，千方百计渗入国统区和共产党根据地。汉奸与帮会结合，陕甘宁边区有黑军、天星党，淮北区有花篮会、先天道、黑衣会，发展组织、收买情报、放毒刺杀、引路破坏，形形色色的汉奸成为日军侵华的“第五纵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惩治汉奸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伊始即连续发布“锄奸指示”，军队系统的保卫部门叫做“锄奸部”，地方政府设有“锄奸委员会”，儿童团拄着红缨枪把口查路条也是锄奸防奸。
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惩治汉奸就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任务。锄奸，也就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主要任务。
1938年3月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