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中国教育底线-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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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就说：我参加过高中年级的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年轻教师，她非常同情高中学生面临的处境——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她主张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为校方所理解，因为校方衡量教育成果是以考上某某大学的学生比例为标准的。这位班主任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流下了泪，而坐在讲台下的家长们也很矛盾，甚至痛苦。虽说大家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但谁也不想让孩子高分低能。
在采访工作中，我也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尴尬事。比如在某市采访时，我一提起素质教育，该市普教科的负责同志就说，我们这里的素质教育搞得不错，然后就是兴奋地列举某初中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高中，某高中有多少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全然不提通过素质教育的实施，学生们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多少。到了基层学校，校长们最津津乐道的也是这些内容，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初中或重点大学。这都使我感到困惑：评价素质教育的标准是什么？难道还是升学率？如果这样，今天大家所谓的“素质教育”，依然还是应试教育，与以往不同的只是，今天的应试教育套上了一件“素质教育”的时髦外衣。
第6章 探路5 孙维刚酿造的美酒味在其中（2）
在戴着“镣铐”跳《天鹅湖》的过程中，孙老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些努力甚至带有一定的风险。可以说，他是在用生命为学生探寻通往学业顶峰的攀岩之路。然而，仔细分析他所取得的一些“经典经验”，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用心血乃至整个生命换来的这些“经典经验”，往往只是在中外教育史中早已有定论的、最基本的常识。他的成功，也只是自觉实践了这些常识而已。因此，我在此想说的便是：为什么认识常识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什么实践常识也要如此艰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便不能不触及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痛点。有位名叫汪中明的学生家长这样直言：作为学生家长，我知道素质教育的好处，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提素质教育为时尚早。讲素质教育，就要讲学生的“减负”，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但结果怎样呢？今天你给孩子“减负”，孩子轻松了、高兴了，但明天第一个哭的就是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减负”了，但别人的孩子非但没“减负”，反而在不断“增负”。这样，你的孩子因“减负”而不适应于应试教育，别人的孩子因“增负”而在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在唯文凭是用的今天，文凭是最好的敲门砖，这块敲门砖既不是泥烧的，也不是石打的，而是用分数换的。
这位家长的话指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即素质教育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根本原因，可能还在于当前用人制度的不科学。前不久，某报发表消息说，德国的机械制造水平在全世界领先，其原因是德国重视素质教育，拥有一大批高级技工，而我国只重视应视教育，高级技工少之又少。对此，一位家长指出，在中国，孩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会成为党政机关的干部等，而高级技工不论高级到哪儿去，也只是工人身份。即便如此，一些企业还视老工人为包袱，造成四五十岁便被辞退或找不到工作的人很多。在此情况下，谁愿让孩子干技工？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宁愿自己多吃苦，也要供孩子上大学。
看来，绝大多数家长和教师都清楚教育的常识，但他们之所以不敢实践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实中并没有实现根本性变革的应试教育体制，以及唯文凭是用的人事制度还存在。而家长和教师们的矛盾与痛苦，也由此而发。前不久，某报不是发表过一则教师在家长会上公开向家长们道歉，声泪俱下地保证“我再也不给学生‘减负’了”的消息吗？事实上，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并实践了常识的孙老师，也只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缓和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尖锐矛盾，无法完全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素质教育之中去。也就是说，他是在戴着“镣铐”跳《天鹅湖》。
2000年3月1日，新华社曾全文转发了江泽民同志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在谈话中，江主席指出，我们的学校、教育部门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部门，都要注意工作，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迫切愿望、教师教书育人的心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千万不要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当，引发一些消极的甚至反面的后果来。还有一些学校和地方，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和学校的设施建设抓得比较紧，而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纪律法制教育，对学生在校外活动的情况，抓得比较松。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我们国家人口多，人人都上大学仍不是现实的。也不是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成为人才。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江主席的谈话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批判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热潮中，有人甚至提出了全面废除升学考试的极端设想。
从谈话发表到我写作本文，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两年多来，我们国家一直在努力进行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并且的确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然而，纵观整个国家的教育现实，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素质教育在今天并没有完全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有相当多的学校、教师，依然在借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是因为虽然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已经实现了变革，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变革还没有触及到变“心”的根本。也就是说，素质教育的实施，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应试教育在当今教育上的“主流地位”。
在我的案头，有一份调查表，调查者是《北京青年报》学通社的17名记者，被调查者是北京市各城区的4157名12—18岁的中学生。调查结果显示，明确“素质教育”这一定义的学生只占总调查人数的24。9％，26。4％的学生则表示“不清楚”，对其定义大都是模模糊糊或断章取义；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学生中，遇到自己心目中真正实施了素质教育的老师的学生比例为29。7％，有9。1％的学生认为教师实施的素质教育没达到预期效果；对学校实行素质教育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例为11。1％，“不满意”的比例则为46。7％。如果说数字可以代表某种观点，那么，这份调查表恰恰证明了我的感觉，即素质教育在今天的实施现状并不令人乐观。
一方面是应试教育人人共诛之、却又人人共赏之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素质教育人人共赏之、却又人人共拒之的现实。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虽然素质教育之花令人赏心悦目，但人们希望最终收获的却还是应试教育的果实。既然如此，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是否还有一条中间的道路可供我们选择？非左即右，非右即左，是否一定符合教育规律？
从应试教育这方面说，教师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精心研究，探索出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掌握很多很好的知识，开发思维能力、解题能力与技巧等。可以说，应试教育在知识的传授方面达到了中国教育的极致。如果轻易地就否定它，很可能会犯泼脏水连带水中的婴儿也泼出去的错误。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曾谈到他对美国青少年的一个担忧，就是美国四年级的学生还不能流利地阅读，这会影响他们对知识的接受，更会影响他们今后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状况的形成可以说多少反映了美国基础教育中的一些问题，而我们的某些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却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素质教育水平的。
从素质教育这方面说，其最基本的入手点应该是品德的培养，即如何做人的教育。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诚实、友善的处世态度的话，即便他再有成就，也是虚伪的，对社会也是有害的。孙维刚老师就曾说过，假如你没有很高的道德水准的话，你的才华少一点可能更好，因为这将使你对社会的危害更少一点。基于此，孙老师非常注重学生的品德。对于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来说，对这一点可能更清楚：老师的思想教育跟上了，学生的意志品质就会比较坚强，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就会自觉进行心理调整，咬牙克服这些困难。这样，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就会相辅相成，彼此协调一致，共同提高。
教育是关乎一个民族未来发展的大事，对它的评价来不得半点不理智，对教育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务实的思想、求真的标准为基准，绝不能头脑一热，就指东道西。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许多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孙维刚老师是一个既把素质教育搞得很好，又绝不在应试教育上落伍的，适应了中国国情的优秀教师，虽然他活得很苦、很累、很悲壮。但我们作教师的，不就是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深感骄傲和自豪的吗？
孙老师戴着应试教育沉重的“镣铐”，跳出了素质教育优美的《天鹅湖》，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光荣。如果我们每一个教师也都能像他那样高尚地工作，是否也一定能跳出“镣铐”加身的《天鹅湖》呢？而一旦我们的每一个教师都跳出了“镣铐”加身的《天鹅湖》，它又将是我们的幸运、光荣，还是不幸、悲哀呢？
后记后记
自1995年参加工作至今，我一直在教育领域谋生，先是当了6年教师，后来改行到河南教育报刊社的《教育时报》编辑部任编辑、记者。在这9年间，不管是为了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还是出于对中国教育的关心，我始终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形形色色的教育问题上。
2001年10月，我偶然读到了一则只有几十个字的小消息，说为了更好地预防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自杀，国外的很多学校都开设了与生命和死亡教育相关的课程。我在做教师时，曾做过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工作，在此期间，接触了很多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产生过自杀念头。
然而，由于青少年自杀是个十分敏感也非常隐避的问题，所以，在我国，很少有人关注它，甚至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可是，面对一个个花季少男少女轻易地就放弃了生命，一个个和和美美的家庭因此而被无情剥夺走幸福，作为一名教育报的记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已不仅仅只是挽救一两个人的生命，改变一两个人的命运，它所挽救和改变的，将是一个群体，说不定其中就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说做就做。在我走进一些因为孩子自杀而被阴云长期笼罩的家庭，耳闻目睹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一个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时，我常常忍不住流泪；在我接近一些因为有着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而把自己深深封闭起来的孩子，听着他们如泣如诉的心灵故事时，我的心又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滴出血来。经过深入的采访，我完成了《直击校园自杀》的写作。随后，预防青少年自杀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对此，我深感欣慰。这也增加了我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2001年3月的一天，我在河南省虞城县闻集乡田庄小学采访，倾听了校长田壮福讲诉的故事。田校长患胃病已经多年，在我采访他时，他的胃病已经发展成了癌症。由于家境贫寒，他不敢到医院治疗，每天只能喝乡下的医生为他开出的最便宜的中药。即便这样，为了不使村里的孩子在危房中读书，这个处在死亡边缘的人，竟然把家庭的全部财产作抵押，想尽办法以私人名义借来了26万多元钱，给孩子们盖起了一座二层教学楼。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债主天天上门讨账，他辛辛苦苦积累了将近60年的好名声，也被要账人糟蹋得一文不值。面对这样一位为了农村的教育事
